中国的国画讲究：
（转载自“耕云种月”）
1、画面有意境，画外有精神，画外有画。
2、格局版式讲究密不透风，疏能跑马，即疏密有致。
3、诗、书、画、印俱佳。
4、写意画需要注意是否大写意与小细节的结合、比例是否协调，质感与意境是否到位。
5、花卉、梅、兰、竹、菊之类都可以用上面的123来评判，只是需要注意每种花的独特魅力和精神所需要营造的意境各不相同。比如梅，多为营造凌寒独自开，傲立风雪等等很独特的魅力和精神。兰则讲究幽雅，在格局版式上也应该是很雅致、空灵为佳。其余类推。
6、猫可以写意、可以工笔。写意则以写意论好坏，细描则看细节和质感。也是可以从大原则来判断的。
意境经营很重要。
■ 中国画
简称“国画”，我国传统造型艺术之一。在世界美术领域中自成体系。大致可分为；人物，山水、界画、花卉、瓜果、翎毛、走兽、虫鱼等画科；有工笔、写意、钩勒、设色、水墨等技法形式，设色又可分为金碧、大小青绿，没骨、泼彩、淡彩、浅绛等几种。主要运用线条和墨色的变化，以钩、皴、点、染，浓、淡、干、湿，阴、阳、向、背，虚、实、疏、密和留白等表现手法，来描绘物象与经营位置；取景布局，视野宽广，不拘泥于焦点透视。有壁画、屏幛、卷轴、册页、扇面等画幅形式，辅以传统的装裱工艺装璜之。人物画从晚周至汉魏、六朝渐趋成熟。山水、花卉、鸟兽画等至隋唐之际始独立形成画科。五代、两宋流派竞出，水墨画随之盛行，山水画蔚成大科。文人画在宋代已有发展，而至元代大兴，画风趋向写意；明清和近代续有发展，日益侧重达意畅神。在魏晋、南北朝、唐代和明清等时期，先后受到佛教艺术和西方绘画艺术的影响。中国画强调“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要求“意存笔先，画尽意在”，强调融化物我，创制意境，达到以形写神，形神兼备，气韵生动。由于书画同源，以及两者在达意抒情上都和骨法用笔、线条运行有着紧密的联结，因此绘画同书法、篆刻相互影响，形成了显著的艺术特征。作画之工具材料为我国特制的笔、墨、纸、砚和绢素。近现代的中国画在继承传统和吸收外来技法上，有所突破和发展。
■ 水墨画
中国画的一种。指纯用水墨所作之画。基本要素有三：单纯性、象征性、自然性。相传始于唐代，成于五代，盛于宋元，明清及近代以来续有发展。以笔法为主导，充分发挥墨法的功能。“墨即是色”，指墨的浓淡变化就是色的层次变化，“墨分五彩”，指色彩缤纷可以用多层次的水墨色度代替之。北宋沈括《图画歌》云：“江南董源传巨然，淡墨轻岚为一体。”就是说的水墨画。唐宋人画山水多湿笔，出现“水晕墨章”之效，元人始用干笔，墨色更多变化，有“如兼五彩” 的艺术效果。唐代王维对画体提出“水墨为上”，后人宗之。长期以来水墨画在中国绘画史上占着重要地位。
■ 院体画
简称“院体”、“院画”，中国画的一种。一般指宋代翰林图画院及其后宫廷画家比较工致一路的绘画。亦有专指南宋画院作品，或泛指非宫廷画家而效法南宋画院风格之作。这类作品为迎合帝王宫廷需要，多以花鸟、山水，宫廷生活及宗教内容为题材，作画讲究法度，重视形神兼备，风格华丽细腻。因时代好尚和画家擅长有异，故画风不尽相同而各具特点。鲁迅说：“宋的院画，萎靡柔媚之处当舍，周密不苟之处是可取的。”（《且介亭杂文·论“旧形式的采用”》）
■ 文人画
亦称“士夫画”。中国画的一种。泛指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士大夫所作之画。以别于民间画工和宫廷画院职业画家的绘画，北宋苏轼提出“士夫画”，明代董其昌称道“文人之画”，以唐代王维为其创始者，并目为南宗之祖（参见“南北宗”）。但旧时也往往借以抬高士大夫阶层的绘画艺术，鄙视民间画工及院体画家。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曾说：“自古善画者，莫非衣冠贵胄，逸士高人，非闾阎之所能为也。”此说影响甚久。近代陈衡恪则认为“文人画有四个要素：人品、学问、才情和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通常“文人画”多取材于山水、花鸟、梅兰竹菊和木石等，借以发抒“性灵”或个人抱负，间亦寓有对民族压迫或对腐朽政治的愤懑之情。他们标举“士气”、“逸品”，崇尚品藻，讲求笔墨情趣，脱略形似，强调神韵，很重视文学、书法修养和画中意境的缔造。姚茫父的《中国文人画之研究·序》曾有很高的品评：“唐王右丞（维）援诗入画，然后趣由笔生，法随意转，言不必宫商而邱山皆韵，义不必比兴而草木成吟。”历代文人画对中国画的美学思想以及对水墨、写意画等技法的发展，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 画分十门
中国画名词。中国画的分科，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分六门，即人物、屋宇、山水、鞍马、鬼神、花鸟等。北宋《宣和画谱》分十门，即道释门、人物门、宫室门、番族门、龙鱼门、山水门、畜兽门、花鸟门、墨竹门、蔬菜门等。南宋邓椿《画继》分八类（门），即仙佛鬼神、人物传写、山水林石、花竹翎毛、畜兽虫鱼、屋木舟车、蔬果药草、小景杂画等。参见“十三科”。
■ 十三科
中国画术语。中国画的分科，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分为六门；北宋《宣和画谱》分为十门；南宋邓椿《画继》分为八类。元代汤垕《画鉴》说：“世俗立画家十三科，山水打头，界画打底。”明代陶宗仪《辍耕录》所载“画家十三科”是：“佛菩萨相、玉帝君王道相、金刚鬼神罗汉圣僧、风云龙虎、宿世人物、全境山林、花竹翎毛、野骡走兽、人间动用、界画楼台、一切傍生、耕种机织、雕青嵌绿。”
■ 人物画
绘画的一种。以人物形象为主体的绘画之通称。中国的人物画，简称“人物”，是中国画中的一大画科，出现较山水画、花鸟画等为早；大体分为道释画、仕女画、肖像画、风俗画、历史故事画等。人物画力求人物个性刻画得逼真传神，气韵生动、形神兼备。其传神之法，常把对人物性格的表现，寓于环境、气氛、身段和动态的渲染之中。故中国画论上又称人物画为“传神”。历代著名人物画有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唐代韩滉的《文苑图》，五代南唐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北宋李公麟的《维摩诘像》，南宋李唐的《采薇图》、梁楷的《李白行吟图》，元代王绎的《杨竹西小像》，明代仇英的《列女图》卷、曾鲸的《侯峒嶒像》，清代任伯年的《高邕之像》，以及现代徐悲鸿的《泰戈尔像》等。在现代，更强调“师法化”，还吸取了西洋技法，在造型和布色上有所发展。
■ 山水画
简称“山水”。中国画的一种。描写山川自然景色为主体的绘画。在魏晋、南北朝已逐渐发展，但仍附属于人物画，作为背景的居多；隋唐始独立，如展子虔的设色山水，李思训的金碧山水，王维的水墨山水，王洽的泼墨山水等；五代、北宋山水画大兴，作者纷起，如荆浩、关仝、李成、董源、巨然、范宽、许道宁、燕文贵、宋迪、王诜、米芾、米友仁的水墨山水，王希孟、赵伯驹、赵伯骕的青绿山水，南北竞辉，达到高峰。从此成为中国画中的一大画科；元代山水画趋向写意，以虚带实，侧重笔墨神韵，开创新风；明清及近代，续有发展，亦出新貌。表现上讲究经营位置和表达意境。传统分法有水墨、青绿、金碧、没骨、浅绛、淡彩等形式。
■ 青绿山水
山水画的一种。用矿物质石青、石绿作为主色的山水画。有大青绿、小青绿之分。前者多钩廓，少皴笔，着色浓重，装饰性强；后者是在水墨淡彩的基础上薄罩青绿。清代张庚说：“画，绘事也，古来无不设色，且多青绿。”元代汤垕说：“李思训著色山水，用金碧辉映，自为一家法。”南宋有二赵（伯驹、伯骕），以擅作青绿山水著称。中国的山水画，先有设色，后有水墨。设色画中先有重色，后来才有淡彩。
■ 浅绛山水
山水画的一种。在水墨钩勒皴染的基础上，敷设以赭石为主色的淡彩山水画。《芥子园画传》说：“黄公望皴，仿虞山石面，色善用赭石，浅浅施之，有时再以赭笔钩出大概。王蒙复以赭石和藤黄着山水，其山头喜蓬蓬松松画草，再以赭色钧出，时而竟不着色，只以赭石着山水中人面及松皮而已。”这种设色特点，始于五代董源，盛于元代黄公望，亦称“吴装”山水。
■ 金碧
中国画颜料中的泥金、石青和石绿。凡用这三种颜料作为主色的山水画，称“金碧山水”，比“青绿山水”多泥金一色。泥金一般用于钩染山廓、石纹、坡脚、沙嘴、彩霞，以及宫室、楼阁等建筑物。但明代唐志契《绘事微言》中另持一说：“盖金碧者：石青石绿也，即青绿山水之谓也。后人不察，加以泥金谓之金笔山水，夫以金碧之名而易以金笔之名可笑也！”
■ 青绿
中国画颜料中的石青和石绿。也指以这两种颜料为主色的着色方法。清代王翚说：“凡设青绿，体要严重，气要轻清，得力全在渲晕，余于青绿法静悟三十年，始尽其妙。”（《清晖画跋》）恽寿平也说：“青绿重色，为厚易，为浅淡难，为浅澹矣，而愈见秾厚为尤难。……运以虚和，出之妍雅，秾纤得中，灵气惝恍，愈浅淡愈见秾厚，所谓绚烂之极，仍归自然，画法之一变也。”（《瓯香馆画跋》）阐述了青绿设色的要旨。参见“青绿山水”。
■ 花鸟画
中国画的一种。北宋《宣和画谱．花鸟叙论》云：“诗人六义，多识于鸟兽草本之名，而律历四时，亦记其荣枯语默之候，所以绘事之妙，多寓兴于此，与诗人相表里焉。”历代花鸟画家辈出，如唐代薛稷的鹤、边鸾的孔雀、刁光胤的花竹；五代郭乾晖的鹰，黄筌、徐熙的花鸟；北宋赵昌的花、崔白的雀、吴元瑜的花鸟；南宋吴炳的折枝、林椿的花果、李迪的禽；元代李衎的竹、张守中的鸳鸯、王冕的梅；明代林良的禽，陈淳、徐渭的墨花；清代朱耷的鱼、恽寿平的荷、华喦的鸟；近代吴昌硕的花卉等，皆一代名手，绵延不绝。
国画的由来？
1、1919年：“国画”的第一次诞生
历史的转折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这一年，一场关于“整理国故”的运动的争论肇始于思想氛围活跃的北京大学。一时间，在“保存国粹”“发扬国光”等等对这场运动庸俗化的曲解之下，“国”字风靡一时，许多“中国有，外国没有”的东西，被创造性地与“国”字这个定语联系到了一起。国乐、国医、国菜等等概念相继问世，肩负着民族国家文化复兴使命的“国画”概念也在这一阶段应运而生。如1923年成立的广东癸亥合作社（1925年改称国画研究会）的宗旨是“研究国画，振兴美术”， 1926年苏州成立“国画学社”等等，都是比较早的“国画”的记载。尽管遗憾的是我们已无法追查到“国画”概念的始作俑者，但根据当时著名的文人何炳松、郑振铎等人对这样一种“言必称‘国’”的社会风气的记载，我们可以不难看到“国画”概念产生的必然、盲目与急切。如1923年1月顾实指出：“迩来国家观念普及于人，……种种冠以“国”字之一类名词，复触目皆是。” 而1923年癸亥合作社的立案呈文中更是明确宣告：“国画关系一国之文化，与山川人物、历史风俗，同为表示一国特性之征。” 可见，“国画”概念产生的背后动力也是“国家观念”的普及。在强劲的西风吹袭之下，“Painting”终于在中国的传统之中找到了它的被制造出来的对应物，从而，“国画”这一概念初次诞生了。
但我们需要注意到，这一时期所说的“国画”，从外延上更接近于此前使用的“中国画”，与今天的所说的“国画”仍然有很大不同。在发表于
年月日，我说不清，总之有所谓“国画”在中国学校中成为一种科目之日起，“洋画”也和其他科学一样，为中国人士所学习并且被欢迎起来了，因此“国画”之名，遂应运而生。原这名之所由立，本系别于“洋画”而言，譬如有洋货而后又国货之名，由洋文而后有国文之名，初固无轩轾于其间也。
可见，在“国画”概念产生初期，除了平添了一些浓郁的民族色彩而外，这个概念的所指基本上与“中国画”是等同的，史实也表明1920-1940年代中， “国画”与“中国画”两个概念在美术界认识内部往往都没有明确的界定，1931年成立的上海“中国画会”的出版物名为《国画月刊》即是一例，当然，也有诸如潘天寿等“传统型”画家坚持使用“中国画”这一名称。但尽管是作为“国故”即中国传统文化的身份登场，但毕竟在西方艺术大潮的冲击之下“国画”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Painting”这样一个代表油画的英文对等名称。从而，在“艺术”这样一个来自于西方的新视角下，传统中国绘画的面貌难免发生各种各样的误读与西化。同时也正是因为这种命名的暧昧性，宣告了中国绘画在1920年代以后将要继续面临着被动而痛苦的发展之路。
2、1958年：“国画”的第二次诞生：
考察中国现代美术，不能够忽视艺术教育所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1949年以前，中国的高等美术教育，就绘画部分而言，是“中国画——西洋画”（1919 年以前）或“国画——西画”（1919年以后，蔡元培在1927年的《创办国立艺术大学之提案》中也肯定地使用了“国画”区别于“西画”）的两分天下。据上文的论述可知，“中国画”并没有被简称为“中画”是由于“国画”这一更加民族化的概念的诞生，而西（洋）画专业名称的演变，毋宁说是为求得字数上的对等，并无其它用意。尽管1929年和1939年，在“融合派”画家林风眠和“传统派”画家潘天寿的分别主持之下，杭州国立艺术院国画、西画二系（科）合而又分，但是这都没有改变这种形式逻辑上同级的二元对立格局。正如至少从概念上没有明确地将西洋画等同为“油画”一样，将“国画”明确地界定为于卷轴文人画的倾向暂时还并不十分明显。
但1949年以后，随着“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要求的提出和苏联契斯恰柯夫油画教学体系的引入，这种“二分法”从内部产生了裂变。以中央美术学院（在国立北平艺专的基础上于1950年4月成立，院长徐悲鸿）为例，这一变革的直接后果就是原先的“西画”分别成系（1954年成立版画系， 1956年成立油画系）。由于以写意为主体的传统中国绘画不具备像古典油画那样的天然的现实主义风格，“国画”概念在1950年代以后也一度受到冷遇进而质疑，当时对于传统绘画的批评者更倾向于使用“中国画”而不是“国画”这个产生于国民党统治时期民族救亡运动中、不能代表新兴共和国之“国”的命名。同时也是为求形式逻辑上命名的对等，原先的“国画”变成了“彩墨画系”（1953年成立，1958年复改称“国画系”）。至此，“彩墨画”与“油画”“版画”“连环画”等等被规定成为学科分类上同级的画种，素描作为“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也成为各系共同的大课。
如果说1953年彩墨画系的成立意味着“国画”所代表的“民族国家”意味被一度排斥，那么有趣的是，1958年，中央美术学院的彩墨画系再次被改为“国画系”，则意味着新的“国画”的概念在一片争论和质疑声中第二次的诞生。在1949年从法律上确定国旗、国歌、国徽之后，1950年代中在民间出现了继“整理国故”运动之后的第二次“国”字命名热潮——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人们将“牡丹”定为“国花”。不幸的是，“国画”在这两次热潮中都受到了牵连。只不过此时的“国”字已不再代表“民族的”而是悄悄转变成了“政权的”。因而，将“彩墨画（卷轴文人画）”定为“国画”，也就明确的具有了新中国政权的官方意识——“国画”的这一次诞生意味着从民国时期代表传统绘画的“国故”“国粹”转变成了新政权领导之下的“新中国”的画种。对中国绘画写实能力的质疑，最终屈服于新兴的民族国家对于一种代表性的文化符号的迫切要求。这个时期，此后，国画、油画、版画并列的“造型艺术”门类格局更是约定俗成的被规定下来，“国画”的外延义也从最初区分与西洋绘画的“中国绘画”限定成现代意义上的“彩墨画”。于是产生了这样一种吊诡的现象：人们一边竭力地将国画描述成一种民族和政权的代表，一边大肆地批判这种绘画样式的“不革命”“不科学”。从而在“反映现实、歌颂社会主义风貌”的要求之下，传统的“彩墨画”也必须被革命。从而，写实的社会主义新“国画”大行其是。而此后接连的政治运动，更是把这种“国画”彻底的打上了统治阶级意志的印记。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许多传统派的老画家也不自觉的卷入其中，高喊：“政治挂了帅，笔墨就不同”“脱离党的领导，脱离群众的帮助，笔墨，笔墨，我问‘您有何用处’？”！
值得一提的是，
3、1979年：国画的第三次诞生：
“国画”的第三次诞生，是由《辞海》明确建立的关联。1979年出版的《辞海》赫然将“国画”定性为“中国画”的简称。查阅80年代的各类美术工具书，可见这种观念深入人心。由此，美术界的理论问题，由官方编辑出版的一部工具书进行了判定。原先已经被混用的两个名词，至此有了合理、合法的依据。尽管国外的部分研究者在研究中还是很谨慎的使用了guohua和Chinese Painting两种提法，用以表示两个概念的差别。但将“国画”“中国画”两个概念完全等同这种观念在当代中国已经约定俗成，不但在中国当代的美术史研究中，将“国画”等同于“中国画”者大有人在，就是在美术院校“国画系”的内部，师生往往对本系的名称也是模棱两可。以中央美术学院为例，该院“中国画系”的称谓在各种正式场合随处可见，但该系的公章恰恰却是“国画系”。“国画”和“中国画”的不同含义，在今天许多人那里都已经成为无足轻重的问题了。可以认为，1980年代以来，无论在美术研究、美术教育还是美术展览等各个场合，“国画”和“中国画”经历了60余年的分分合合，同样地指向了1950年代中那个被狭义化了的“国画”概念而已没有任何区别。而此后其它中国画种如“年画”“连环画”（1979年成立“年画和连环画系”，后改成“民间美术系”，该系因学生分配困难于1990年代中期被撤销）“壁画” （1978年成立）等在中央美术学院也先后单独建系，进一步确立了“水墨、卷轴文人画”为“国画”之特指的合法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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