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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轶事] 听书画鉴定大师杨新讲故事

12 已有 2224 次阅读   2011-11-15 15:51
在民间发现了价值连城的贯休《罗汉图》,而故宫中的顾恺之作品却被他看出了大破绽

  杨新向记者讲述的他在书画鉴定方面的故事,很是生动有趣,也让我长了见识。作为原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我国知名的书画鉴定专家,杨新的言谈举止透着热情以及平等待人的和善。他开始时讲话速度不快,但一听记者提到他经历过的一些事后,话匣子便很快打开。

  贯休的画,可能吗?

  去年的一天,退休在家的杨新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说是有一幅画想请他看看。杨新问:“什么画?”对方说:“罗汉。”再问:“谁画的?”答称:“贯休。”杨新听完,说:“最近忙些,过一阵子行吗?”“那好吧。”朋友说完,把电话挂了。杨新心想,开什么玩笑!贯休的画,可能吗?不敢说百分之百,至少百分之九十九是假的。

  两三天后,朋友又来电话,杨新仍以忙来推托。对方说:“我来给你送照片,先看看再说,耽误不了你多少时间。” 来人进家,即拿出两张照片,一张是要杨新看的那幅《罗汉图》,另一张是今藏日本高台寺、一直传为贯休所画的十六罗汉中的同一张。

  两幅照片大小相仿,摆在一起,杨新惊讶了。仅从照片看,谁先谁后,谁真谁仿,谁高谁低,立马可判。杨新忙问: “画现在哪里?”朋友说:“就在北京。”于是两人相约尽早去看原作,以先睹为快。

  当看到原作时,杨新又是一番感觉。此罗汉像画在一块麻布上,其风格的粗犷凝重,运笔的稳健洒脱,造型的准确传神,质材的厚实分量,都与他平时所见古卷轴画不同,就好像是揭下来的一块壁画,画面虽小有脱落,但基本保存完好,无款识亦无收藏印记。

  这件《罗汉图》除了织物特殊外,其作画前对织物的加工也很特殊。据收藏者介绍,此《罗汉图》是在四川藏区获得的,当时依托在一块木板上,混杂于唐卡中。杨新据此推测,画像原来很可能为成都某寺庙中物,后流传到藏传佛教寺庙。

  晚唐五代,是罗汉画最流行时期,画家当中专以画罗汉而著名者当属贯休,他的画迹在宋代流传甚广,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说到这儿,杨老起身上隔壁屋子里取来了一本书来,“这个送给你,是我写的《五代贯休罗汉图》。”边在书的扉页上题字,杨老边对我说,“像这个罗汉图,我就觉得值得写,好在藏家说他不卖,当然以后卖不卖也不好说。”

  杨新称,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这是贯休留下的唯一一件绘画真品。而以杨老的身份地位,为一件民间收藏写专著,多少还是让我感到不可思议。老人多少看出我的疑惑,他说:“有人说了,你这文章一出来,这幅作品要卖到天价去了。我说,卖到天价也值啊,我也就不管这么些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件真东西,应该让它公开露面,让大家都知道,你不能让它埋没了,这样才会很好地保护。”

  《烈女仁智图》,画错了!

  故宫里有一件藏品,名叫《烈女仁智图》。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东晋大画家顾恺之的作品。而杨新通过对它的鉴定和深入研究,第一个提出它不是顾恺之的作品,而是更早的汉代作品的宋代摹本。

  杨新此时谈兴正浓,他说,首先是因为,汉代的作品流传到今天,除了出土的,传世作品已基本没有了;二是中国古代有复制前人作品的传统,目的不是为了骗人,为的就是保护古代文化。“东汉到现在快两千年了,这件作品是个典型,而且能够保持汉代的风貌,本身就很了不起!”

  杨新否定的理由还包括,顾恺之的时代和汉代已经有很长的时间间隔了,“我是从很多的出土文物中来证明这张画画的是汉代的,包括人物穿衣服,是汉代的,而不是东晋的;里面的器物比如马车,到东晋时已经不用了。”所以杨新认定,只有汉代见过这样马车的画家,才能画得这么准确。

  “此外,看画,还要看画中人的衣服发式,以及官员们戴的帽子,还有绶带。”杨新说,汉代的作品除了在出土文物中看到有绶带外,所有传世作品中只有这一件中的人物画了绶带,绶带是汉代官员的标志,很有讲究。而到了东晋,就不是汉代的样子了。所以要全面了解汉代的生活习俗,规章制度等等,还要了解汉代的出土文物。“这样,我才敢下结论,它不是顾恺之的作品,而是比顾恺之要早的作品,是汉代的作品流传到了今天,虽然是摹本。”

  “我还指出里面有的地方画错了。”听到这里,记者感到神奇,因为原画已经没有了,杨老又如何能看出画中有错误呢?

  “因为我发现画中有衣服的线条不对。”杨老拿过记者的本画了一个草图,“这是妇女的衣服,这是衣服的带子,应该是从这个下面包上来的,但摹本的作者是宋代人,而宋代人已经不知道汉代妇女的这种衣服带子是从下往上包的。”

  “那摹本不是理应对照着原画来摹吗?怎么会画错呢?”我接着问。“因为原画已经久了,看不清楚了,甚至是烂了。所以说,原画有条线,摹本也就画一条线,至于原画细的结构摹画者已经看不清楚了。比如刚好这部分烂掉了,但这里还有一条线画上来,如此种种吧。当然原画好好的话,摹本就很像了,但是如果原画不是这种情况呢,出错就在所难免了。”

  那既然认定《烈女仁智图》非顾恺之所作,是不是意味着故宫的这件藏品就是赝品并且不值一文了呢?杨新为此专门写了《对烈女仁智图的新认识》,发表在故宫博物院的院刊上。“你说它不是顾恺之的,说起来容易,但是你要把这个历史原因告诉大家。当时人们愿意把这一类的作品都归到顾恺之的名下,也只有借他的名气才能把作品保留到今天,要是出自一个无名画家,它可能早已被毁掉了。”杨新说。

  人物档案

  杨新,汉族,1940年生,湖南湘阴人。

  自幼喜好绘画,1960年于广州美术学院附中毕业后,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1965年毕业,到故宫博物院工作,从事中国古代书画的陈列与研究,师从徐邦达、启功先生学习书画鉴定。1984年作为卢斯基金会访问学者,在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艺术史系研究和讲学一年。1985年1月任故宫博物院陈列部副主任,1987-2000年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

  杨新慧眼

  推翻它要勇气

  过去的看法是,包括这张在内的贯休画的一套共16张罗汉图,自宋代起就流失日本。而如果没有这次偶然的发现,那么贯休的画永远也搞不清楚了。因为我在这里推翻的不止是日本的藏品,还包括宋代出版的传世画谱上的有关记载,我也给它推翻了。这需要一定的勇气。这在我国美术史上也算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了。

  摹本依然名贵

  《烈女仁智图》不是因为它有了顾恺之的名声就值钱了,没有顾恺之,作为无名画家就不值钱了。顾恺之的名声和作用在这张画上应该告一段落了。我们今天证明它是一幅汉代作品的宋代摹本,它依然名贵,是因为现在要找一张这样的汉代的作品是没有的,而且通过它来了解汉代的风俗民情、宫廷的斗争、汉代所达到的艺术高峰。

  除此之外,还能证明中国的文化因为历史延续而不断,也才能够有这样的现象出现。可以说这是一个民族来共同保护这样一件艺术品的典型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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