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硕之变：以书作画
老缶吴昌硕艺术之精华就是在于书、画、刻三者的自然融汇。其刀笔、墨线、胶水、浓淡、轻重、刚柔、章法的相济相生，此乃老缶吴昌硕艺术面貌的真实所在。对于自己的画作，老缶吴昌硕曾说：“我平生得力之处在于能以书之法作画”。这里妙就妙在一个“以书法作画”。这里的具体含义即是“写”，在画法中“写意”。而这种“写意画法”正是体现着地地道道的中国式文人境界。在我看来，要做中国式的文人，就得从书法入手，否则都是一句空话。
由此，谈及吴昌硕，不得不谈书法。中国篆书至楷、行、草、隶之兴起；清朝又长锋、柔毫、涨墨之风行，大篆古法大坏矣。老缶，其血性注入，善动刀者，独具匠心，故其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开创了吴派“石鼓文”写法。一洗唐宋、明清以后的二王恶习和流行于宫廷内外的千手雷同的“雅道都成肥猪肉”的馆阁体。吴昌硕兼顾细节，成竹在胸，随遇而变，独出机巧，带动了长锋、柔毫、涨墨风气之兴起，而这些，正是书法画的面貌。
老缶最喜浓厚饱墨，即是重胶之墨，其书法用墨泼写浓厚可积聚，宣纸上突显凹凸有致的机理感，用小刀可削出片状，如将宣纸对折，积墨处立即可断裂，一不小心如不耐心难以裱糊。
三十年前，我在一次北京故宫之行中深会老缶用墨上用心的良苦。在当时展品里，除了展示书画精品以外，还有其他“文房四宝”，那大小不一短锋大肚的兼毫最多，兼毫即硬毫，整个笔筒都插满了大小不一的短锋毛笔，要使其硬毫变柔软，可用浓墨重胶，浓墨重胶柔得只能铺毫，铺即刷字，刷则由软变硬。可见笔墨用法神气活现，吴昌硕老谋深算！
能用浓墨重胶者，也是一种修炼，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要鉴品吴昌硕的书法，从更深入的人文精神世界中去体会其笔墨意境，吴昌硕比齐白石高出一着。
吴昌硕的篆刻亦深深印有书法痕迹。印面犹如蒙上一层水墨，有石头上书写的感觉，浑然一体。其单刀、双刀、左冲右突，有意无意中，在懒散恣意中创新。这种创新，就是一个书画家的人生理想。自由出入，能够自由自在地张扬个性的境界。
以上种种，齐白石同样能做到。如果我们能在老缶昌硕、齐白石之后，认真领略其个中奥秘，才能融进这个“张扬个性”的过程。
齐白石之变：盗亦有道
寄萍老人齐白石不是单纯的文人，他从乡下走来成为文人，这种文人摆脱不了民间之习气，所以作品内容也极其民间味和野趣。
白石是湖南湘潭人，是毛泽东的老乡。毛泽东日理万机，仍然在政治、身体、经济、生活等各个方面，对齐关怀备至。两人时有来往，互赠礼品，让人印象深刻。在白石老人一生中，还有一人影响其终身，他就是吴昌硕。
齐白石无论在书法、篆刻、画上都有处处都深藏着老缶吴昌硕的影子。其篆刻可以说是老缶吴昌硕个别印章的一种坚守与放大。只要过细品读两人的书画篆刻，就可寻得发现他与吴昌硕的丝丝联系。
齐白石留意到吴昌硕擅长单刀，但又大胆一变，密处更密，疏处更疏，平冲一刀后，又来一刀“左高右低”或“右高左低”；竖笔刀法同样变化大，笔直之余，时而靠左，时而靠右，其妙处在于整体协调中略带冲突，但通情达理，可见其胆大心细，鬼才也。
然而盗亦有道。“盗”的关键在于取其精妙而改良之，取其一二，一冲到底，自成风格独树一帜并坚守一生。齐白石固守了吴昌硕一两块印章的篆刻风格，并坚守终身，开创齐派。这是艺术界里绝无仅有的第一人。这种强烈自我的表达，不得不惊叹。齐白石真其善盗也。
盗也是学问，关键是盗后有所变。无论是篆刻抑或是作画，齐白石都是“盗取”吴昌硕之精。特别是他的长幅构图方式、笔墨用法，盗取之余进行自我改良，他以生活常见的花、草、瓜、果、虫、鸟为材进行改良，揣摩它们的精神，注重将纯朴的民间艺术风格与传统的文人画风相融合，画风更具民间生活趣味。
不变只会沦为蟊贼
反观当下，大写意花卉当然是属于文人风范的吴昌硕，但就不一定就适合如今的凡夫俗子了，因为它自古是文人的玩意儿，而齐白石的鱼、虾、蟹更为贴切平常百姓的日常生活，淳朴自然，大家乐而见之。所以从不同欣赏角度，不同的人对于他们俩的作品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喜欢与否这就在于观者的修养厚度了，有一定修养积累的人也许更为偏爱吴，而一般民众百姓无疑会更倾向齐了。如果我们是习书画的，不管你是倾向齐还是倾向吴，吴昌硕一变，白石一变，后学的齐、吴弟子不变的话只能沦为风雅之蟊贼。
纵观吴昌硕、齐白石的创作历程，改良与创新始终是其不变的主题。但无论是吴昌硕“以书之法作画”的创新抑或是齐白石“盗取”前人精华的改良，两人都用一生的岁月坚守在这一条自我变革的道路上，这种强烈自我的文人精神是值得后人学习的。眼光回到当今，如今不少画家原封不动地抄袭前人的创作画法，却缺乏创新，难以再开辟一片天地，让人感到可悲。（陈淑华） 来源：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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