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海上力量缘何称雄东方海域

                作者：万明

明代海上事业不仅在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上空前绝后，在中国乃至世界海洋史上彪炳史册，也成就了明代中国辉煌的国际地位。

15-16世纪，海洋成为时代的主题，海上活动成为最令人瞩目的国际

现象。15世纪初，明朝永乐三年（1405年），以强盛的综合国力为后

盾，明朝永乐皇帝作出了派遣郑和下西洋的决策，郑和统率一支规模

庞大的船队开始了航海活动。七下印度洋，成功地全面贯通了古代陆

海丝绸之路，将中西文明交往的重心从亚欧大陆转移至海上，为海洋

文明的全球崛起做出了重要铺垫，拉开了海洋时代的序幕。海上事业

的鼎盛，彰显了古代中国处于世界航海史巅峰的海洋强国地位。16世

纪，全球化从海上全面拉开了帷幕，一个整体世界从海上连接起来。

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动，东西方在海上大规模直接接触交往的时代到

来。此时，中国社会内部孕育的变革潜流已成汹涌之势，明代白银货

币化，巨大的白银需求，推动中国走向海外世界；海商集团迅速崛

起，参与到全球化开端时期的国际风云际会之中。17世纪，中国海上

力量重新整合，促成郑成功在与西方国家的海上博弈中胜出，收复台

湾，称雄于东方海上。明代海上事业不仅在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上空前

绝后，在中国乃至世界海洋史上彪炳史册，也成就了明代中国辉煌的

国际地位。

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中国人以史无前例的规模走向了海洋

明朝替代元朝而立，其建立之初面临着一个新的时代大变局——横跨亚

欧的蒙元大帝国瓦解之后，国际格局出现了真空。在周边大环境处于蒙

元帝国崩溃震荡之中的时候，明朝伊始，明太祖就开始了在西洋、东

洋、西域三个地区的全方位外交，再度激活了连结亚、非、欧之间的陆

上和海上的通道。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丝绸之路是中西交往的通道，是流动的文明之

路。从张骞凿空西域到郑和下西洋，其间经历了1500多年，中国人向西

的寻求从来没有中断过。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乃至世界史

上最引人注目的航海活动之一，可以这样说，中国航海人的崛起，并不

始自郑和下西洋，但却是以史无前例规模的下西洋作为鲜明标志。下西

洋属于国家航海行为，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时间之长，航程之远，均

是此前世界上绝无仅有。

郑和下西洋，中国人以史无前例的规模走向了海洋，“西洋”究竟指哪

里？这是郑和下西洋的基本问题。一般谈及郑和下西洋，强调的是中国

与东南亚关系、中国与南亚关系、中国与西亚关系、中国与东非关系

等。近年笔者考证表明，当时明朝人所认识的西洋，一开始是有特指

的，在跟随郑和亲历下西洋的通事马欢笔下，名“那没黎洋”，也即今

天的印度洋。而作为郑和大航海时代一个整体的印度洋，久已被我们极

大地忽视了。

作为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终极目的地，是西洋的古里，即位于印度洋中

部的印度古里。古里，即今印度南部西海岸喀拉拉邦的卡利卡特，又译

科泽科德。正如卡利卡特大学副校长古如浦在《卡利卡特的札莫林》一

书《前言》所说：“[该地]是中世纪印度杰出的港口城市之一，是一个

香料和纺织品的国际贸易中心。”此后六次下西洋，古里是每次必到之

地，并在第四次以后由古里延伸到波斯湾、阿拉伯半岛，红海乃至东

非。这些地区与海域都是在印度洋周边。更重要的是，“古里通西域，

山青景色奇”，到达古里，意味着全面贯通了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

之路，从海上给古代丝绸之路划了一个圆。陆海丝绸之路至此从海上全

面贯通，交汇之地就在印度洋。

蒙元帝国在政治上结束了，然而在贸易上的影响留了下来。明初一反元

朝四处征伐政策，而是遣使四处交往，遂使国际交往在印度洋区域繁盛

地开展起来。虽然印度洋区域各国间的经济贸易联系自古以来就存在，

但是此时再也不是阿拉伯人执牛耳了。通过中国人大规模下西洋直接前

往印度洋贸易，改变了阿拉伯人掌控印度洋海上贸易的状况。在长达28

年时间里，郑和海上外交使团，也是中国派往印度洋的庞大贸易使团，

满载中国丝绸、瓷器、铁器、麝香及其他特产的船队，远航至印度洋周

边30多个国家和地区，无疑促使古代丝绸之路达于鼎盛，也奠定了当时

中国的海上强国地位。

今天我们知道，印度洋是世界第三大洋，面积749l万平方公里，约占世

界海洋总面积的1/5，拥有红海、阿拉伯海、亚丁湾、波斯湾、阿曼

湾、孟加拉湾、安达曼海等重要边缘海和海湾。在古代，印度洋贸易紧

紧地将亚、非、欧连接在一起。郑和七下印度洋，联通了亚、非、欧，

包括今天的东北亚、东南亚、中亚、西亚、南亚、东非乃至绵延欧洲等

广袤地方，连成了一个文明互动的共同体，也是利益与责任的共同体。

中国参与了一个“全球”贸易雏形的构建，为海上形成一个整体的世界

做出了重要铺垫，也可以说拉开了全球史的序幕。

15世纪后半叶，白银货币化促使海上丝绸之路极大地扩展

15世纪后半叶，即明代成、弘年间，中国社会内部涌动变革的潜流，白

银货币化开始全面铺开的同时，也是郑和下西洋时代海外物品在皇家府

库枯竭之时，从那时开始，私人海上贸易蓬勃兴起。进入16世纪，西方

人扩张东来，采取亦商亦盗的贸易形式，展开对海上资源的激烈争夺，

从此海上国际贸易竞争进入了白炽化。此时中国社会内部发生重大变

化，白银货币化从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奠定了白银在流通领域的主币

地位，产生了巨大的社会需求，而国内矿产资源明显不足，因此海外贸

易商品交换而得的外来资源成为白银的主要来源。海外大量输入白银的

主要源头，一是日本，一是美洲。从时间和动因上的研究证明，中国社

会的白银需求曾直接或间接影响了日本和美洲银矿的大开发。更重要的

是，中国以社会自身发展的巨大白银需求为拉力，以享誉世界的丝绸、

瓷器等商品为依托，市场经济萌发出前所未有的发展趋势，促使海上丝

绸之路极大地扩展，与一个正在形成的世界市场体系连接起来。

确切地说，晚明中国面临重大变迁的同时，世界也正处于融为一体的全

球化开端进程之中。明代中国在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地方赋役改革之

后，迎来了国家层面的张居正改革，标志着明朝面临古代中国两千年之

大变局。国家财政体系从实物和力役为主向白银货币为主的转变，则意

味着中国从古代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的转型。白银货币化的研究，

印证了中国走向世界具有内部强劲的驱动力，晚明中国加入世界体系，

是主动而不是被动的，是积极而不是消极的；印证了中国从古代国家与

社会向近代国家与社会的转型是内生型的，而非外铄型；也印证了中国

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直接影响了白银作为国际通用结算方

式用于世界贸易，积极参与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初步建构。明代中国与世

界的近代化或者说现代化进程的趋向性发展是一致的，中国在与全球的

互动中前行，为全球化开端作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晚明中国在海上再度辉煌，17世纪是中国海上力量发展的黄金时期

长期以来有一种传统看法是，郑和下西洋以后，明朝实行海禁，中国人

由此在海上退缩，从而丧失了海洋发展的机遇，到西方航海东来时，中

国已落后于西方了。这样的思维定式，来自于西方近代霸权话语，却极

大地忽略了一个历史基本事实：晚明中国在海上有一个再度辉煌——17

世纪中国海上力量曾称雄东方海上。

明朝私人海上贸易的蓬勃发展，引发了日本银矿大开发，同时也导致了

嘉靖年间海上国际贸易争夺战以倭寇为形式的爆发。嘉靖末年基本平息

倭乱后，明朝海外政策发生重大转变，标志着制度的变迁。朝贡贸易模

式衰退，开启了两种新的海外贸易模式：一是在福建漳州月港开海，允

许中国商民出洋贸易；一是在广东澳门开埠，允许外商入华经营海上贸

易。虽然经历了诸多曲折，但是，前者标志中国海商出洋贸易的合法

化，从而孕育了海商集团迅速崛起；后者标志澳门作为广州外港成为中

外贸易的窗口，引进外商经营，葡萄牙人入居及其合法化，开辟了多条

海上国际贸易航线。贸易模式的转变使得一种新的东西洋贸易网络正式

开创运行。

从整体高度来看待晚明中国海上力量，晚明海上场域突显了与此前国家

航海为主的不同。随着私人海上贸易的加速发展，海上贸易的主体——

民间海商集团迅速成长壮大起来，以福建郑氏海商集团为典型代表。接

受招抚，意味着郑芝龙完成了从海寇到明朝官员的身份转换，作为海商

集团代表跻身于明朝政治，成为统治层中海商的政治首领和代言人。这

是晚明政治变迁的典型范例。海商在政治领域营造了自己的地位，标志

着明朝官方对于海商的认可和海商对于国家的认同。面对海上的无序，

重建秩序成为官商共同的利益所在。崇祯初年重建海上秩序，包括两个

重要方面：内平海盗与外逐“红夷”（即荷兰人）。 全球化开端，海

上是国际竞争的前沿阵地，中国与西方的博弈首先是海上力量的竞争。

作为世界最重要也最具竞争性的海上场域之一，明末中国海上力量重新

整合，官、商、民通力合作，平息了东南海上乱象，实现了海上秩序的

重建。在世界融为一体的全球化开端的时候，中国海上力量与西方扩张

势力在海上正面交锋，迎击并挫败了当时最强的海上势力——西方号称

“海上马车夫”的荷兰，中国在博弈中胜出，郑成功掌握控海权，收复

了台湾。意大利历史教授白蒂对其的评价是：“独霸远东海上。”这一

历史事实充分说明当时的西方并没有拥有海上霸权，17世纪是中国海上

力量发展的黄金时期。

晚明中国走向全球，进入与世界同步的近代趋向性发展历程。中国海商

经历了身份转换，中国海上力量则经历了重新整合，整合后的中国海上

力量在与西方海上势力的博弈中胜出。这里还有一个有力的例证，就是

发生于崇祯十年（1637年）的英国船舰闯入虎门事件，这是中英的第一

次直接碰撞事件。经笔者根据参与事件的中、英、葡三方面档案和当事

人日记的考证，证实了当时英国从海上以武力打入中国的企图，以失败

告终；英国人当时心服口服地答应离开，永不再来。说明直至17世纪中

叶，在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前的英国，对于明朝中国显然处于一

种弱势地位；同时证明了明朝对于海上控制的能力，也印证了在当时中

西海上实力对比中，明代中国仍具有明显优势。我们不应忘记，西方从

海上打破中国的大门，是发生在两个世纪之后的19世纪。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明史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