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反映封建社会政治生活的优秀长篇历史小说，书中所涉及的“忠义”观相当复杂，表现忠义的地方也很多。小说的第一回，就以“宴桃园豪杰三结义”作为开篇，安排了作品的主要正面人物刘、关、张的出场。他们萍水相逢，互相爱慕，在共同的政治理想的基础上结为“譬犹一体，同休等戚，祸福共之”的异姓兄弟。“桃园结义”成为全书的开端，从而确定了人物的关系和全书内容的重点。在《三国演义》许多章回里，也多次的以“义”为题。例如，“勤王室马腾举义”（第10回），“会古城主臣聚义”（第28回），“关云长义释曹操”（第50回），“张翼德义释严颜”（第63回），“诸葛诞义讨司马昭”（第111回）等等。《三国演义》还塑造了许多忠义英雄形象，其中关羽的忠义形象深受人民群众喜爱、崇敬，并受到封建统治阶级尊崇、神化，甚至各民族的统治者都把他作为忠、义、勇的化身，尊为天上的神灵。
一、关羽忠义形象的形成
1.关羽忠义形象的雏形在民间艺术中早已出现，在宋元时期的许多作品中被不断完善。
宋代张耒《明道杂志》载：“京师有富家子，少孤专财，群无赖百方诱导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羽，颇为之泣下，嘱弄者且缓之。”可见，民间艺术皮影戏中的“关公为忠义殉难”感人之深。《三国演义纵横谈·元代的三国戏》提及关羽忠义的戏有《关云长古城聚义》、《关云长千里独行》、《刘关张桃园结义》。在元刊《三国志平话》中有“桃园结义”、“关公付印封金”的内容。
2.关羽忠义形象在《三国演义》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塑造。
在陈寿的《三国志》和其他史书中均无“刘、关、张桃园结义”的记述。而在元杂剧中虚构了“桃园结义”之事，不过杂剧中所描写的结义故事，只停留在“祸福同当”、“英雄识英雄相见恨晚”的基础上，思想境界显得不高。在《三国演义》刘、关、张桃园结义的誓词中特别点出“虽然异姓，结为兄弟，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这充分说明他们结义不仅具有共同的思想基础，而且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且符合时代要求，这里关羽的忠义形象被塑造得更加为人民群众喜爱。
二、关羽忠义的内涵及特点
忠义思想是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中非常重要的一组观念，是数千年封建社会中人们立身行事的根本，是思想道德行为的准则。忠、义这两个概念有一般内涵和特定内涵两个方面。从一般的涵义说，忠是指对别人尽心竭力，如“为人谋而不忠乎”；义指的是合理的，如“信近於义”。从特定的内涵说，忠就是对君王尽心竭力，对君王绝对服从；义，是指对别人，尤其是对朋友讲究信用，永不变心。
《三国演义》中的关羽，是一个以义重如山而闻名的绝伦超群的人物，义是他最突出的美德，被清代毛宗岗称为“义绝”。对于关羽的义，我们应当怎样去认识呢？美国汉学家罗伯特·鲁尔曼认为，关羽的义“事实上有多方面的涵义，彼此很容易纠缠不清，成为解不开的死结”，“尽管官方传记编写人如何解释，这位英雄人物仍表现出人生的复杂。”（《中国通俗小说与戏剧中的传统英雄人物》）他的这一看法有一定的道理。关羽这一人物形象的形成，曾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漫长过程，因而获得了历久不衰的生命力。在他身上，融聚着我们民族特有的传统道德观念和精神，反映了古代人民独特的审美意识。
关羽的忠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突出桃园之义；二是强调个人道德品质修养。
关羽信守桃园之义，书中主要是通过他和刘备、曹操三者之间的矛盾关系来体现的，这就是“关羽降曹”至“古城聚义”这几回的内容。
关羽降曹历史上确有其事，《三国志·关羽传》记载：“建安五年，曹公东征，先主奔袁绍，曹公禽羽以归”，说明关羽曾被曹操活捉过。到了《三国志平话》，关羽降曹就有了具体情节。先是关羽被困于一孤山，再是张辽劝降，在“关公自小读书，看《春秋左氏传》，曾应贤良举……曹公爱之”的美言下，关羽提出降汉不降曹等三个条件。这就要说明他不是被打败活捉的，而是暂时栖身。但是关羽这样的英雄主动投降毕竟脸上无光，他投降的原因也不太明确，缺乏说服力。于是在《三国演义》中，演变成关羽真正为义而降：张辽先去说降关羽立即以义拒之：“吾今虽处绝地，视死如归”，“吾仗忠义而死”，态度异常鲜明。张辽则抓住关羽“义气深厚”的特点，针锋相对地摆出战死而造成的三大不义：一是“当初刘使君与兄结义之时，誓同生死”，而今欲死，必背当年之誓；二是“今战死，二夫人无所依托”，“兄负却使君倚托之重”；三是“不思期共使君匡扶汉室，拯救生灵”。如此看来，拼命而死是有负于刘备的，为大不义，不死才能与刘备共同实现桃园之誓，才是大义，而要不死，只能投降。但是关羽是一个英雄怎能轻易投降呢？于是关羽理直气壮提出三个条件：“降汉不降曹”；养赡二位嫂嫂；“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总之，是有条件的投降。
关羽降曹是否失节呢？关羽所处的三国是一个群雄并起的乱世，正如书中人王粲所说，是“天下大乱，豪杰并起”，“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各派政治势力为了称霸中原而殊死争斗，耍尽阴谋诡计，互相欺骗和利用，今日为友，明日为敌的现象屡见不鲜。即使刘备这样的仁义之君，不也是先后投奔过刘恢、公孙赞、陶谦、曹操、袁绍吗？这正是时势使之然。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关羽投降曹操也就不足为怪了，更何况关羽降曹只是权宜之计，最终还是为了回到刘备的身边，对这一点他并不隐瞒，而是严正声明，光明磊落。关羽这样做，不但取得了刘备、张飞的谅解，也被曹操所接受，这正是关羽高于其它忠义之士的地方，也是他赢得重义美誉的原因。关羽有条件的降曹，是长期以来人民群众根据自己的愿望加在关羽身上的，这对强化关羽重义性格是关键的一笔。
如果到此为止，关羽的义还是表现得不够充分，于是便又敷衍出不见史籍而流行于民间的关羽“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故事。曹操为了留住关羽，千方百计地对他施以厚恩，“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赠送金银美女，封侯赐爵，还特意赠送异锦战袍和赤兔马。但关羽却把旧袍罩在所赠新袍上，不忘“兄之旧赐”，获赤兔马，也是因“若知兄长下落，虽有千里可一日见面”而喜悦。这两个情节，生动地反映了曹操和关羽之间若即若离的复杂微妙的关系。处在曹操厚恩之下的关羽，如果只是一味地无动于衷，那就不是“义气深厚”了。故书中又写关羽虽然“心在汉”，却也并非没有思想斗争，他曾对张辽说：“吾足知曹公待我甚厚。奈吾受刘将军恩厚，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可见他内心还是很不安的，因此他要“立效以报曹公，然后方去”，否则就不是重义之士。关羽为曹操杀了袁绍大将颜良、文丑，但仍感到“尚有余恩未报”。当他最后离开曹操时，留下一封饱含深情的辞信，流露着无限的感慨：“三思丞相之恩，深如沧海，返念故主之义，重若丘山。去之不易，住之实难。事有先后，当还故主。”这才是重义的关羽离开曹营时的真实的思想反映，足以说明他在曹营确实经受了一场忠义的考验，也惟其如此，才更显现出他对刘备“义不负心，忠不顾死”的披肝沥胆之志。
在封建伦理道德中，君臣关系属于“三纲”之首，它的具体体现就是忠。孔子说：“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事君，能致其身”，（《论语·学而》）都是要求臣对君尽忠，死而后已，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君为臣纲”一直被奉为万古不变的最高信条。在封建道德观念中，忠又常和义联系在一起，义，有时指兄弟关系，“义之实，从兄是也”（孟子），有时也指君臣关系。在《三国演义》中，忠义占有突出的地位它不但是区分正面人物、反面人物的主要标志，而且是维系尊卑上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规范。按照封建正统观念，忠又是高于义的。关羽的忠义观却是“忠中有义，义中有忠”，而且又常常是义在忠之上。关羽为了刘备，不但做到“降汉不降曹”，“身在曹营心在汉”，而且还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历经艰险投奔了刘备。最后他兵败麦城，在性命攸关之际义正辞严地回拒了诸葛瑾的劝降，“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改其节”，“身可损，名可垂于竹帛也”，终于为刘备尽义而死。很明显，关羽对刘备的义，包含着一个新的因素，这使它从维系尊卑上下关系的原则中下降到一般人中间，成为他们在患难之中互相扶持、同甘共苦的精神纽带，这不能不是对“三纲”的突破。清代章学诚正是在这一点上指责《三国演义》：“《演义》之最不可训者，‘桃园结义’，甚至忘其君臣，而直称兄弟……”当然这是针对“桃园结义”不是史实而是虚构而言的，但这正是《三国演义》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一个方面。
关羽重义还体现在他的道德修养上。在《三国演义》中，关羽的一言一行，无一不符合儒家所提倡的道德修养的最高标准。
在封建伦理观念中，义往往成为评价一个人行为的标准，这一点董仲舒表述得最明确：“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义者谓宜在我者”，都是要求人们自觉地用义来约束自己的言行，遵守封建的伦理纲常。它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对待“义和利”与“志和功”（动机和效果）关系的态度上，而关羽在这两个方面都堪称榜样。
1.关羽的忠义是重义轻利的。
他真正做到了“正其谊不谋其利”（《汉书·董仲舒传》），“大丈夫重义如泰山，轻利如鸿毛”（傅玄《傅子》）。他“挂印封金”即是最好的例子。其次，在志与功的关系上，关羽又“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他义释曹操。曹操在赤壁之战中败走华容道，遇到奉令拦截的关羽，即以“言而有信”提醒关羽当年立下的“以死答之，乃某之志”的誓言，又引用“古之人，大丈夫处世必以信义为重”的《春秋》经义来攻心，关羽“低首良久不语”，最后长叹一声，放走曹操。这一情节是经过作者加工改写的。在《三国志平话》中，曹操虽以义来劝说关羽，但关羽却不为之所动，申明“军师言令”。曹操绝望之中忽然“面生尘雾”，这才得以脱险。在《三国演义》中，作者把老天的功劳算到了关羽的头上，而关羽也就因此而获得了“彻胆长存义，终身思报恩”，“独行千里，报主之志坚，义释华容，酬恩之谊重”的美名。
2.关羽的忠义体现了作者的审美理想。
关羽义释曹操，曾被人指责为敌我不分，是从个人角度出发不顾政治原则、不顾大局的行为。其实，如果从突出关羽的义这一角度看，关羽释曹是最能体现作者创作意图的。评价一个人行为的善恶，看重动机不管其效果，这是长期以来儒家所提倡的道德规范，关羽义释曹操，正是这一道德的生动体现。关羽既“报主之志坚”，又“酬恩之谊重”，这看来似乎是矛盾的两方面，如今都在“义”这一点上得到统一。孔子言杀身成仁，孟子言舍身取义，都是讲当义和性命相冲突时，就以生命换取义，而关羽正是这样做的。毛宗岗对这一回评点：“拼将一死酬知已，致令千秋仰义名”，一语道破关羽义释曹操的实质。经过这样的艺术处理，关羽重义的品质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从而实现了作者的审美理想，同时也满足了当时群众的审美需要。这就是“关羽义释曹操”的故事至今还活跃在戏曲舞台上，保持着旺盛生命力的原因。
毫无疑问，关羽的义，是属于封建道德范畴。对封建的道德观，我们可以进行具体的分析，并非一棍子打倒了事。《三国演义》的成书，曾经经历过几百年的民间艺人的集体创造，是在民间说话、戏曲艺术的基础上产生的，然后经过罗贯中的加工编写。它既体现了作者独特的审美理想，又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感情和愿望。在书中许多人物身上，倾注了处于社会中下层的人民，尤其是新兴市民的思想感情，带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具体到关羽对刘备的忠义，既有符合“三纲”中君臣之义的一面，又有突破“三纲”的“名为君臣，实为兄弟”的一面，而且后者较之前者影响更大。从关羽的道德修养来看，他重义轻利，不屈服于任何环境，真正保持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的伟大人格。这应是封建伦理中民主性的精华。
三、关羽是历史上忠义的理想化的完美典型
关羽的“义”决不是一般义气，而是披肝沥胆，义无反顾，比泰山还重，比生命还珍贵，它经受了各种严峻的考验。作者宣扬关羽的“义”，贯穿了刘、关、张从结义到尽义的整个过程。尤其是关羽追随刘备，“效死勿去”，并非真正受恩图报，因为那时的刘备还处在角逐沙场、漂泊无定、甚至常无立身之地的艰难逆境。他们患难相扶，祸福同当，这就体现了人民所理想的义气，符合人民群众的道德观念。
关羽的义的内涵是如此丰富，致使这一人物在历史上同时受到了统治阶级和广大群众的赞扬。一方面，他被封建统治者一再推崇，进爵封庙。同时，中下层知识分子也向往关羽和刘备“君臣加兄弟”的关系。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崇尚他的重义品质，往往以此来鼓舞自已在患难之中同心休戚，组织队伍与统治阶级抗争。关羽这一人物，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我国古代文学中独具特色的一个光辉的艺术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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