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论·研究] 黄庭坚书法恶“俗”重“韵

——关于书法神韵断想之十一

黄庭坚论书，深恶痛绝的就是一“俗”字。他曾自述其学书经历：“余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书法之妙。”[1]他认为学周越致使自己的书法俗气不脱，那周越书因何而俗呢？他又有过这样的话：“盖美而病韵者王著，劲而病韵者周越，诚皆渠侬胸次之罪，非学者不尽之功也。”《跋周子发帖》

“劲而病韵者周越”周越［宋］字子发，起弟。淄州邹平（今属山东）人。官主客郎中。史料称其“草书精熟，博学有法度，而真行不及。”这是说周越的草书成就很高，楷书行书不及草书，言周越“劲而病韵”其表现“如俊士半酣，容仪纵肆”这个比喻很妙，“俊士半酣”一个半醉的潇洒的年轻人，确实有其“劲”的一面，“容仪纵肆”对自己的仪容举止放纵而不加节制，这的确有违雅士的风度，黄庭坚“劲而病韵”的评语下得很准。

黄庭坚云：“周子发下笔沈著，是古人法，若是笔意姿媚似苏子瞻（轼），便觉行间茂密，去古人不远矣，何止独行于今代邪。”《宋史本传、山谷集、墨池编》周越的书迹除了少数一些刻帖外，真迹有一幅跋王著草书《千字文》，能代表周越的真实水平。在这幅作品中，书者的书写功力是较深的，但书法之间没有贯气，略显拘谨，一些笔画也过于媚俗，尤其是其书写的“走、之”，如“进”，“踪”二字，“走、之”便明显有抖擞之弊。尽管如此，周越是擅书者，为宋初书坛承上启下的书法家，其地位还是重要的。

黄庭坚把俗的原因归为“胸次之罪”。黄自称见到苏东坡的书法，观之乃得笔意，可见他从苏的文章之气中悟到了书道之妙。黄庭坚曾这样赞叹东坡的书法：“东坡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2]正是这“学问文章之气”才能医得“胸次之罪”。

 “可以百为不可俗，求拙重韵自闳深”在黄庭坚的文学观与艺术观中，力求“免俗”是其一贯的主张和核心思想。山谷的反叛性格、求“变”思想，最终目的都是要“免俗”，这种思想贯穿于做人和作诗、书中。黄庭坚还以重“韵”作为品评艺术作品的标准，在形式上则求“拙”，在方法上也有自己独特体悟。

其学生范温提出“有余意之谓韵”的命题，并从“韵”原由声音发生的角度，着重论证“凡事既尽其美，必有其韵”和“备众善而自韬晦，行于简易闲淡之中，而有深远无穷之味”为“韵”的两个条件，而“既尽其美”即“美之极”只是充足条件，而“有余意”即“声外之音”、言外之意才是“韵”的必要条件。

并认为“近时学高韵胜者，惟老坡”，而“山谷书气骨法度皆有可议”，并非十全十美，但他却能“偏得《兰亭》之韵”，这是因为“山谷之悟入在韵，故开辟此妙，成一家之学，宜乎取捷途而径造也”，这犹如“释氏所谓一超直入如来地者”，在某一关键点上能达到“超然神会，冥然吻合”，也就具备“韵”了。

    在范温看来，“韵”应是具有独立性和极致性的审美范畴，它显然与笔画、线条或句法、字眼并不处于同一层面上，而是指超乎形态以外的一种情蕴韵致之美，能提供无限的体悟、鉴赏的空间。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文艺批评史上，宋代正处于以论“气”为主转而为论“韵”为主的时期，黄庭坚论“书画(进而扩展至诗文)以韵为主”的思想以及范温逻辑缜密的理论阐释，具有突出的历史意义。

   “免俗”是黄山谷的人格目标和艺术追求。然而，范温对此持不同意见，对“不俗之为韵”的基本是否定的。“不俗”属于美学价值的基本判断，“不俗”犹如人不作恶，“韵”才是美学最高层次的美学价值范畴。；但是，“免俗”已进入另一个雅士境界，则与“韵”往往有相近、相通的一面。“雅”是“不俗”，“韵”也是一种“不俗”。黄庭坚是用一个“俗”与“不俗”作为艺术优劣的分水岭，在评判艺术作品时，黄庭坚习惯运用这两个概念。

    在北宋文人中存在着“雅俗之辨”，忌俗尚雅是宋代士人雅俗观念的核心，但“并非只有非此即彼的单一选择，而是打通雅俗、圆融二谛，才是最终的审美目标。”而黄庭坚并不是求“雅”，他追求的是“免俗”。黄庭坚融合儒道佛三家思想，形成了自己既坚持操守、又超脱放达的人生哲学，并以做人为喻来说明，他在《书嵇叔夜诗与侄榎》中写道：“叔夜此诗豪壮清丽，无一点尘俗气。凡学作诗者，不可不成诵在心。想见其人，虽沈于世故者，暂而揽其余芳，便可扑去面上三斗俗尘矣，何况探其义味者乎？……余尝为诸弟子言：‘士生于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或问不俗之状，余曰：‘难言也。视其平居无以异于俗人，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士之处世，或出、或处、或刚、或柔，未易以一节尽其蕴，然率以是观之。”

 这种“不俗”是不仅表现在艺术的内在品质上，而且要表现外在的表现形式上，是艺术的美学本原。山谷提倡“免俗”的“俗”不是一般的“俗气”，而是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尤与大乘中观学派的“真俗二谛说”颇有相通之处。此派佛教学说旨在借助“二谛”来调和世间和出世间的对立，但也在断定世俗世界的世俗认识虚幻性的同时，又从另一角度来肯定它们的真实性，为佛教之深入世俗生活提供理论依据。这种思想和思维方式深深地为宋代士人所习染，山谷也深谙此理，并将“俗”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当时社会的流俗，一个是内心精神方面的卑俗。“流俗” 世俗,一般的流行的风俗习惯，指对艺术肤浅平庸低俗陈腐的美学判断；肤浅是俗，平庸是俗，低俗更是俗，不雅是俗，陈腐亦是俗，千人一面更是俗！艺术贵新，贵传神有韵味，有“流俗”就有“媚俗”，如果一个社会步入这么个怪圈，艺术就会丧失生气勃勃，第一个说“美女如花”的是天才，第二个说“美女如花”的是庸才，第三个说“美女如花”的是蠢才！黄庭坚为了创立自己的书法风格，首先要与流俗不同，写出自己独特的个性。他认为“俗”是书法一大弊病，一定要革除，在《跋东坡〈蔡州道中和子由雪诗〉》中写道：“此字和而劲，似晋宋间人书。中有草书数字极佳，每能如此，便胜文与可十倍，盖都无俗气耳。”“和而劲”就是“韵”山谷并没有从东坡书之点画着手，而将是否“俗”作为评价的标准，推崇东坡书的“无俗气”，认为这是此帖的佳处所在，可见山谷对此的重视程度。而黄庭坚本人在书法创作中，更是力求去掉这种“俗气”。

据《砚山斋杂记》卷2《书纪》载：山谷草书青莲《秋浦歌》一卷，后自跋云：“己所作草书举世并谓佳，独钱穆父以为俗。反自思省，尽改去俗，则世人见之则又不谓佳。嗟乎！去俗之作，安能责俗人赏识？此政宜世人不识为佳。王子敬有言：‘外人那得知！’诚然矣。”这里有个艺术欣赏的层次问题，会看看门道，不会看看热闹，“看门道”的人也有高低之分，雅俗之分，去俗之作往往会打破流俗的看法，会有人不理解，不喜欢，但作品内涵的确有内蕴，有艺术魅力，不是“鬼画符”，就不怕有人暂时看不懂。山谷接受钱勰(穆父)建议，去除了己书之“俗”(即社会流俗)，时人却不以为佳，可见“俗人”是难以欣赏“去俗之作”。他本人也是时加锤炼，追求一种独特的审美价值，所以在点画上过分张扬，以一种略显夸张的形式表明个性。尤其是在晚年，其书更是以夸张的点画形式来张扬个性，与“流俗”分道扬镳。这里不谈黄庭坚的书法艺术成就到底有多高，但创新是针对流俗的。

 黄庭坚认为本性“不俗”才能在诗、书中“脱俗”，他在一些诗中也表达出这样的观点，如《次韵高子勉十首》其六：“一点无俗气，相期林下同。”《再次韵兼简履中南玉三首》其一中云：“句中稍觉道战胜，胸次不使俗尘生。”可以看出山谷对于诗中“不俗”看作是主体精神的外在反映，注重为人之“不俗”。另《再用前韵赠子勉四首》其二：“行要争光日月，诗须皆可弦歌。”对个人品行的要求亦极高。前引《书嵇叔夜诗与侄榎》中以做人为喻，有人认为黄庭坚的“不俗”最主要的是指作家的主体精神，而非一些外在形式的标新立异，只有“临大节而不改其志”，才能守住根本，也才是真正与流俗区分开，发而为诗、书才能“不俗”。书品即人品，强调的是书法家的精神世界要先“不俗”，观念“不俗”，但是，书如其人，书是展示人的精神风貌的主要依据，只有书法作品“不俗”才能看出人的“不俗”人品靠书品支撑着的。离开书品谈人品，犹如“叶公好龙”，是无源之水。

他在《题意可诗后》中云：“宁律不谐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语俗，此庾开府之所长也，然有意于为诗也。至于渊明，则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说者曰：‘若以法眼观，无俗不真；若以世眼观，无真不俗。’渊明之诗要当与一丘一壑者共之耳。”

    “法眼”、“世眼”，也即是“真谛”、“世谛”，山谷从对佛家中观学派的体认和发挥中，深刻地把握陶诗“与一丘一壑者共之”的真不离俗、即真即俗的自然契合之境，正是这一点，才使陶翁高出庾信，而不是简单地追求“不使语俗”。山谷还反复强调，此种诗品之极诣，来源于人品，他在《次韵答王眘中》中云：“俗里光尘合，胸中泾渭分”，又在《戏效禅月作远公咏》中云：“胸次九流清似镜，人间万事醉如泥”，只要自身保持高雅襟怀，尽可和光同尘，并进而认为只有从卑俗低微的尘世生活中才能寻求真谛，才能“免俗”。

黄庭坚在评论他人诗文作品时，也往往从其人格精神着眼，“人”若“不俗”其诗亦“不俗”。如《跋范文正公诗》、《跋欧阳公〈红梨花〉诗》、《跋王荆公禅简》中对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诸公诗文评价均首先着眼于他们的高尚人格，认为其人格精神“不俗”其作品才“脱去流俗”，显得卓尔不群。山谷同时还指出，诗、书的好坏完全取决于主体精神的“俗”与“不俗“，如《姨母李夫人墨竹二首》其二：“小竹扶疏大竹枯，笔端真有造化炉。人间俗气一点无，健妇果胜大丈夫。”诗中对李夫人所画墨竹进行评赏，但结语仍归为李夫人有如大丈夫般胸襟开阔，首先是缘自人之“不俗”，才至所画墨竹之“不俗”。山谷以主体精神之“免俗”为文艺思想核心的观点表达得十分清楚。

重“韵”是山谷品评文艺作品的又一标准。黄庭坚所推重之“韵”已非单纯的字句、点画，他同时强调主体内在学识修养对诗、书创作的影响，在品评书法时常常提及“韵”字，将字是否有“韵”作为一个重要标准。如他在《题东坡小字两轴卷尾》评价苏轼书：“此一卷多东坡平时得意语，又是醉困已过后书，用李北海、徐季海法，虽有笔不到处，亦韵胜也”。另在《跋常山公书》、《跋崔公巽所藏石刻》、《跋周子发帖》中批评王著、周越二人书“无韵”，原因是二人胸次不够宽广，并不是功夫不到或笔法不好。那么，怎么能做到“书不病韵”呢？山谷认为应“胸中有书数千卷，不随世碌碌”，在《跋周子发贴》中，此处所重之“韵”涉及到书家内在学识、修养等，而非点画等外在介质。

黄庭坚在《论书》中又进一步指出二者关系：“笔墨各系其人工拙，要须其韵胜耳。病在此处，笔墨虽工，终不近也。”山谷认为每个人字的“工拙”与否并不是最根本的，重要的是以“韵胜”，把内在之“韵”放在首要位置。并把“韵”放在书法作品的总体中考察，他所追求的“韵”是指通过点画等外在媒介传达出来书家内在的修养、精神，是含蓄的，不一定能明确言说但能感受到，即范温所云“有余意”。

    黄庭坚重“韵”思想在评论艺术作品时都是一致的，在《题北齐校书图后》中指出“书画以韵为主。”《题摹〈燕郭尚父图〉》又云：“凡书画当观韵……此与文章同一关纽，但难得人入神会耳。”山谷将书画中所倡导的“韵”，引申到文章中，以是否能达到“引而不发”之境界，是否具有内在回味作为评价艺术作品的标准，赋予了文学艺术以立体感觉，而非平面化的。欣赏者在欣赏这些文艺作品时，应着力揣摩其中蕴含之深意，去探求“言外之意，味外之旨”，去体味“韵”。不论是山谷还是东坡，都能够找到文学与艺术相通之处。东坡提倡“意”，山谷追寻“韵”，究其根源，都是作家主体精神在作品中之体现，至此才能够透过作品表面去探求创作主体丰富的内心世界。也只有真正了解了创作主体的精神世界，才能认识到其作品真正价值。

   黄庭坚以多读书、提高主体学识修养来获得和孕育“韵”。前引“若使胸中有书数千卷，不随世碌碌，则书不病韵”，指出通过多读书可提升书家内在学识修养，那么，展现在外在点画上就“不病韵”，也就“不俗”了。黄庭坚认为作诗同写字一样，只有多读书，才能“不俗”，通过山谷对他人诗作评价可以看出这点：

    “余尝评景文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俗气。”《书刘景文诗后》“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 《跋东坡乐府》“力学，有暇更精读千卷书，乃可毕兹能事。”《书舅诗与洪龟父跋其后》“词意高胜，要从学问中来尔。”《论作诗文》

    从上引材料可以看出，山谷认为作诗要以学问为基础才能有“韵”，才能“不俗”。他一方面推崇陶渊明的“自然”，另一方面又强调学问修养，其实二者已形成了矛盾，陶诗往往不加修饰，任性而为，山谷也反对雕琢，但又强调学识，要进行不露痕迹的模仿和修饰，也试图掩盖模仿和修饰的痕迹。山谷又提出以“拙”来同流俗“巧”相区分，“拙”即不加雕饰，任性自然，是质朴，不是“丑”，不是缺憾，现在，很多人视“拙”为“丑”，导致书法作品丧失了美感，进入了误区。

有无学问是一个问题，但如何将“万卷书”、“学问”化为“拙”，同时在平淡自然的形式中彰显出来，则颇费思量了。

    黄庭坚指出，诗人具有了深厚学识修养再发而为诗，则能应对自如。他在《答秦少章帖六》中云：“文章虽末学，要须茂其根本，深其渊源，以身为度，以声为律，不加开凿之功而自闳深矣。”另在《答王子飞书》中云：“读书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络脉有开有塞，而至于九州涤源、四海会同者也。”又在《答洪驹父书三首》中云：“凡作一文，皆须有宗有趣，终始关键，有开有阖，如四渎虽纳百川，或汇而为广泽，汪洋千里，要自发源注海耳。”黄庭坚认为要想做好文章一定要“茂其根本，深其渊源”，也就是多读书，提高学识修养，好的文章就会自然显现出来。而在这个过程中就像“四时之运”、“九州涤源、四海会同”一样，自有其内在规律，不能急于求成，要循序渐进。

   对于山谷以重“韵”来免“俗”的观点，清代刘熙载认识得非常清楚，他在《艺概》卷5中云：“黄山谷论书最重一‘韵’字，盖俗气未尽者，皆不足以言韵也。观其《书嵇叔夜诗与侄榎》，称其诗无一点俗气，因言‘士生于世，可以百为，惟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是则其去俗务尽也，岂惟书哉！”

 山谷不但在书法中力求“去俗”，在诗歌创作上亦是如此。他追求之“数万卷书气象”也尽情展现在诗歌中，所以才有“以才学为诗”。以山谷为首的“江西诗派”在诗歌中展示才学，其实也是山谷重“韵”思想在文学创作上的贯彻，是追求作家内在学识、修养的体现。山谷认为做到这点，诗歌便也能够“免俗”，达到“自成一家”的目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山谷在书法上学古人又能跳出古人，着重展现自己主体精神，诗歌上也学古人，但外在的遣词造句上学得过多，与自己的诗学思想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背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