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书法神韵断想之十八
人们常说“文如其人”“书如其人”把做人与做书法等同，常举的例子像宋代的“蔡京”，最早的宋四家“苏黄米蔡”的“蔡”就是蔡京，但是由于其是奸相，臭名远扬，故而以其侄蔡襄换之。明书画鉴赏家张丑在《清河书画舫》中说：“宋人书例称苏、黄、米、蔡者，谓京也。后人恶其为人，乃剔去之而进君漠书耳。君谟在苏、黄前，不应列元章后，其为京无疑矣。京笔法姿媚，非君漠可比也。”明代孙镀也说；“宋四大家其蔡是蔡京，今易以君漠，则前后辈倒置……”（摘自《书画跋》）安世凤的《墨林快事》也替蔡京书名被掩打抱不平，说；蔡卞胜于蔡京，蔡京又胜于蔡襄，“今知有禁而不知有他蔡，名之有幸不幸若此”。清杭世骏的《订讹类编续编》也将“苏黄米蔡非蔡襄”，作为“人讹”的一个事例。可见，明清时“蔡京说”曾有很大影响。平心而论，“蔡京说”的提出确有一定的道理。蔡京的书法艺术有姿媚豪健、痛快沉着的特点，与保待着较多“古法”的蔡襄相比，蔡京的书法似乎更富有新意，也更能体现宋代“尚意”的书法美学情趣。因而在当时已享有盛誉，朝野上庶学其书者甚多。元陶家仪《书史会要》曾引当时评论者的话说；“其字严而不拘，逸而不外规矩，正书如冠剑大人，议于庙堂之上；行书如贵胃公子，意气赫奕，光彩射人；大字冠绝古今，鲜有俦匹。”由此可见蔡京当时在书法艺术上的地位。
秦桧是状元出身，其书法成就也很高，从现在存世的作品来看，其《深心帖》结体落落大方，颇有大家风范，《偈语》帖23行，每行2—5字不等，计110字，残5。首题“秦检书 偈语”尾落朱文“秦”、“桧”二印，另有鉴藏数枚，足见其真。用笔率意自然，松脱舒畅，结字顺势而就，不滞不板，其笔意结体与蔡京兄弟非常相似，但气势之开张稍不开，但由于其谋害岳飞，遭世人唾骂，其书法艺术也被世人蔑视，无人传承仿效，大量作品散失，为人所轻，被历史湮没。
为官者之忠奸是中国历史人们一条衡量官员的重要的标准，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忠者青史留名，奸者遗臭万年，从这种意义上讲，书法艺术似乎有一个政治标准，这就是书法家的人品问题。而赵孟頫、王铎都是在民族矛盾激化时，朝代更换，以汉族之身，为异族政权之臣，被世人非议，赵孟頫是一代书画大家，，他作为南宋遗逸而出仕元朝，经历了矛盾复杂而荣华尴尬的一生，对此，史书上留下诸多争议。由“薄其人遂薄其书”，而贬低赵孟頫的书风，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行台恃御史程钜夫“奉诏搜访遗逸于江南”，赵孟頫等十余人，被推荐给元世祖忽必烈，初至京城，受到元世祖的接见，赞赏其才貌，惊呼为“神仙中人”，给予种种礼遇，被任命为从五品官阶的兵部郎中。元仁宗时，又将赵孟頫晋升为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官居从一品。至此，赵氏政治地位达到了一生中的顶峰。由于仁宗的青睐和赵氏艺术的出类拔萃，赵孟頫晚年名声显赫，“官居一品，名满天下”。王铎身逢明清之交的改朝乱世，仕途多变，1644年李自成攻克北京，崇祯帝自缢于景山。马士英等在南京拥立福王，待为东阁大学士。满清入关后被授予礼部尚书、官弘文院学士，加太子少保，于顺治九年病逝故里。福王南京称制王铎任东阁大学士，入清又官至大学士，擢礼部尚书。服务两朝，身为二臣，这在中国文化中是不忠无气节的表现，特别又是为异族政权服务，如同汉奸！如果说蔡京、秦桧是大奸，那么赵孟頫、王铎就是大恶。可是后二人则是中国书法史赫赫有名的人物。书法成就是不可忽视的，但常常被世人微词不屑，看来书法艺术看重的不仅仅是书品，还有人品。
“书如其人”用在人品书品一致契合上是可以的，但作为一条规律是不足取的。且不説赵孟頫、王铎，就说说蔡京、秦桧的书法，谁要能从他们的书法作品中看出那副奸佞的人品出来，那也是睁着眼说瞎话！但要是从他们的书法艺术的高度去评价他们的人品，那是太高抬他们了。看来书品是书品，人品是人品，是两个范畴，有联系但不互换，“书如其人”是不能滥用的。
其实在书法史上还有一个人品不怎么样，但在书法艺术上却是颠峰式的人物。他就是董其昌，他的字、画以及书画鉴赏，在明末和清代名声极大。善画山水，远师董源、巨然和黄公望。其画风笔意安闲温和、清新秀丽。他提倡用摹古代替创作。又以禅宗的南北派比附绘画，他与莫是龙、陈继儒提倡“南北宗”之说，即把“院体”山水画与 “文人画”人为地分为南北两派。称“南北宗”。他是尚南贬北，抬高文人画的地位，打击压制和他相抗衡的“浙派”。其山水作品，用笔柔和，秀媚有余，魄力不足，缺乏气势，且多辗转摹仿，如《峒关蒲雪图》、《溪山平远图》等，皆为摹古之作。
董其昌的书法，时有“邢张米董”之称，把他与临沂邢侗、晋江张瑞图、须天米钟并列；绘画上有南董北米之说。董其昌没有留下一部系统的书论专著，但他在实践和研究中得出的心得和主张，散见于其大量的题跋中， 董其昌有句名言：“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这是历史上书法理论家第一次用韵、法、意三个概念划定晋、唐、宋 三代书法的审美取向。这些看法对人们理解和学习古典书法，起了很好的阐释和引导作用。董其昌一生勤于书画，又享高寿，所以传世作品很多，代表作有《白居易琵琶行》，《三世诰命》、《草书诗册》、《烟江叠嶂图跋》、《倪宽赞》、《前后赤壁赋册》等
万历十七年（1589年），三十四岁的董其昌终于考中进士，供职于翰林院，继续努力和探索自己的书画艺术。其时的董其昌还算是一个恭谦之人。例如，翰林院学士田一儁去世，因为一生清廉，身后萧条，他便自告奋勇，告假护柩南下数千里，送老师回福建大田县。他一度担任皇长子朱常洛的讲官，但因为朝中复杂的人事关系，不久，便告病回到松江。而京官和书画家的双重身份，使他的社会地位迥异往昔，家乡的大财主、士大夫和地方官吏，便联袂登门拜访，不断前来巴结讨好。这时，董其昌的感觉就跟以前大大不同了。
其后，他相继担任过湖广提学副使、福建副使，一度还被任命为河南参政，从三品的官职。但他不以此为意，托辞不就，在家乡优游，整天沉浸在翰墨当中。许多附庸风雅的官僚豪绅和腰缠万贯的商人纷至沓来，请他写字、作画、鉴赏文物，润笔贽礼相当可观。社会地位的提高和财富的空前增加，使得董其昌完全蜕变了，从一个初不起眼的角色，迅速演变成名动江南的艺术家兼官僚大地主，到后来则成为拥有良田万顷、游船百艘、华屋数百间的松江地区势压一方的首富。官帙的光芒和金钱的力量，会加速人的社会角色的转换，对意志力不强的人发出难以抵挡的诱惑，从而腐蚀、迷乱人的本性，使之异化、变质。明末江南，大凡有着显宦头衔和赫赫声名的人，无一不是家财万贯者，而这些有钱人很少有不学坏的，在董其昌之前、之后，都有相当数量作恶乡里的恶霸。董其昌，一个有功名且在书画艺术和文物鉴赏方面有相当造诣的文人，堕落成一个为非作歹鱼肉乡里的恶霸，成为书画史上有名的恶棍，不能不让人倒吸一口凉气。
董其昌的贪婪不比恶霸逊色。也许是年轻时家境不很富裕，董其昌一旦拥有了社会知名度，内心的渴求就变得急切，贪婪程度让人吃惊，对钱财的攫取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膏腴万顷，输税不过三分”。虽然董其昌当时的政治地位不及徐阶，但他是全国第一流的书画家，在士林中有很高的声望。这一点又为徐阶所不及。在贪鄙、横暴、无耻方面，董其昌比自己的前辈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本人骄奢淫逸，老而渔色，有多房妻妾，且招致方士，专功房中术，竟到了变态的地步。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秋天，实足年龄已六十的董其昌竟然看中了诸生陆绍芳佃户的女儿、年轻美貌的绿英姑娘。更可恶的是，董的几个儿子都相当专横，尤以第二个儿子董祖常最为狠毒，带了人强抢绿英给老子做小妾，是董其昌强抢民女的主凶。而陆绍芳对董氏父子强抢民女的做法非常愤慨，在四乡八舍逢人便讲，张言批评。松江民众早已对董家的恶行有意见，事情发生后，当即有人编出故事来表达愤怒之情，题目叫《黑白传》，因为董其昌号思白，另一个主角人物是陆绍芳，源于陆本人面黑身长。故事的第一回标题是：“白公子夜打陆家庄，黑秀才大闹龙门里”。不久，说书艺人钱二到处说唱这个故事。董其昌知道后大为羞恼，以为这是一位叫范昶的人捣的鬼，便派人每天对范昶凌辱逼问。范昶不承认，还到城隍庙里向神灵起誓，为自己辩白，董家却依然不放过他，最后竟逼得他暴病而死。范母认为这是董家所逼，于是带着儿媳龚氏、孙媳董氏等女仆穿着孝服到董家门上哭闹，谁知董其昌父子指使家丁对她们大打出手，又将她们推到隔壁坐化庵中，关起门将几个妇女摁倒，剥掉裤子，用棍子捣戳阴户。范家儿子用一纸“剥褌捣阴”的讼状将董家告到官府。但是，官府受理了诉状，又碍于董其昌之名难于处理，一时拖延不决。
董其昌及其家人“封钉民房，捉锁男妇，无日无之”令人发指的罪行，早已激起了民众特别是士林的愤怒：“敛怨军民，已非一日，欲食肉寝皮，亦非一人，至剥裩毒淫一事，上干天怒，恶极于无可加矣。”海刚峰曾经预言过的“民今后得反之也”，果然变成了轰动江南的事实。朝野为之震动。这是万历四十四年（1616 年）春天的事情，一场群众自发的抄家运动。有人把这个过程记录了下来，是为《民抄董宦事实》。事件爆发前，有人贴出了词锋犀利、无比愤怒的檄文，张榜公告，读来令人血脉贲张：
“……人心谁无公愤。凡我同类，勿作旁观，当念悲狐，毋嫌投鼠，奉行天讨，以快人心。当问其字非颠米，画非痴黄，文章非司马宗门，翰非欧阳班辈，何得侥小人之幸，以滥门名。并数其险如卢杞，富如元载，淫奢如董卓，举动豪横如盗跖流风，又乌得窃君子之声以文巨恶。呜呼！无罪而杀士，已应进诸四夷，戍首而伏诛，尚须枭其三孽。……若再容留，决非世界。公移一到，众鼓齐鸣，期于十日之中，定举四凶之讨。谨檄。”
从初十、初十一到十二日，各处飞章投揭布满街衢，儿童妇女竟传：“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人们到处张贴声讨董其昌的大字报和漫画，说他是“兽宦”、 “枭孽”，以致徽州、湖广、川陕、山西等处客商，凡受过他家欺凌的人都参加到揭发批判的行列中来。甚至连娼妓嫖客的游船上也有这类报纸辗转相传，简直到了 “真正怨声载道，穷天罄地”的地步。
人们愤怒的情绪积聚着，到了十五日行香之期，百姓拥挤街道两旁，不下百万，骂声如沸，把爪牙陈明的数十间精华厅堂尽行拆毁。第二天，从上海青浦、金山等处闻讯赶来的人早早就到了，上房揭瓦，用两卷油芦席点火，将董家数百间画栋雕梁、朱栏曲槛的园亭台榭和密室幽房，尽付之一焰。大火彻夜不止。他们还把董其昌儿子强拆民房后盖了未及半年的美轮美奂的新居，也一同烧了个干净。
十七日，适逢有个穿月白绸衣的人，手持绘有董其昌墨迹的扇子，人们也怒不可遏地冲上去将其撕扯掉，还把不服气的持扇人痛打了一顿。
十九日，仍不罢休的民众将董其昌建在白龙潭的书园楼居焚毁，还把董其昌手书“抱珠阁”三字的匾额沉在河里，名曰：“董其昌直沉水底矣。”
坐化庵正殿上有一块横书“大雄宝殿”的大匾，落款“董其昌书”，老百姓见了，纷纷用砖砸去，慌得和尚们自己爬上去拆下来，大家齐上前用刀乱砍，大叫：“碎杀董其昌也。”
董其昌被吓得要死，惶惶然避于苏州、镇江、丹阳、吴兴等地，一时如丧家之犬，直到半年后事件完全平息才敢回家。
就这一事件，人们对董其昌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不意优游林下以书画鉴赏负盛名之董文敏家教如此，声名如此！”“思白书画，可行双绝，而作恶如此，异特有玷风雅？”
当然也有人为之遮掩的，说他是为名所累。但毛祥麟在《墨余录》中特别指出：“文敏居乡，既乖洽比之常，复鲜义方之训，且以莫须有事，种生衅端，人以是为名德累，我直谓其不德矣。”
今人如果把书法家董其昌与恶霸董其昌放在一起是无法重合的，在这里恶霸董其昌打破了“书法可以陶冶情操”的结论。德与艺是双向修炼，对书艺的修练不能代替对艺德的修炼，练武者要首先讲武德，搞书法的人也要修书德，人品书品要达到高度的统一，到那个时候才可以称得上是“书如其人”。在评价书法作品与书法家时，不能“因人非书”，也不能“以书评人，以偏概全”，在修炼书艺时，要德艺双修，不要“以艺代德”，“书法是不能陶冶情操的”书法只有在书法艺术的追求修炼中体悟人生，体悟大道，以修德为自律，让书法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蕴藏着人性的真善美，使书法艺术带着鲜明的艺术个性，这才称得上是有神韵的上乘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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