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诗的好处，就在于可培养我们有一颗美好而活泼的不死的心灵。
来源：中国新闻社
中新社记者：张道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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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言志，歌永言”，绵延数千年的中华诗词，在中华民族文化亲缘关系上有着特别意义。中国文字具有独体单音和单音四声的独有特征，这使得诗词具备独一无二的文字与声音美感，且其用典用韵，庞杂深远。中华诗词美在何处？其传播如何突破文化鸿沟，促进文明互鉴？98岁的中华古典诗词大家、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叶嘉莹近期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就此进行解读。
叶嘉莹。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华诗词有何特点？其美感体现在何处？
叶嘉莹：古今中外，诗歌都注重形象与情意的结合。西方的文学理论更注重表达技巧，把形象与情意的关系分别得非常仔细，像明喻(Simile)、隐喻(Metaphor)、转喻(Metonymy)、象征(Symbol)等。而中国古典诗歌的美感特质在于兴发感动的作用，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就很好地概括了中国诗歌形象与情意之间的这种关系。中华古典诗歌最基本、最重要的特质就是诗歌的感发生命，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没有的宝贵特质，也是中国诗歌最美妙的地方。
作为世界上最古老、最基本的文学形式之一，诗词是一种美文，它包括了形、音、义等几个方面，严格的格律韵脚、凝练的语言、绵密的章法、充沛的情感以及丰富的意象是其重要特点。
中华诗词之美首先体现在中国语言文字上，独体单音和平仄四声的特征使诗词具备了独一无二的文字与声音美感。当然，这不是全部。诗词中所体现出来的诗人、词人内心的感情和生命之境界，是中华诗词最具独特性的美感。
中国古典诗词自始即以其能予人直接的感发之力量为最基本特色，作诗一定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即看到外界的景物情事使内心感动，然后用诗歌表达出来。钟嵘在《诗品》中曾说：“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在贫贱艰难或寂寞失意时，没有比诗词更能安慰人、鼓励人的了。可以说，中国古典诗词凝聚着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志趣、气度、神韵，是中华民族的血脉，是全体中华儿女的精神家园。只要有感觉、有感情、有修养，就一定能读出诗词中蕴含的真诚的、充满兴发感动之力的、生生不已的生命。
2016年12月15日晚，叶嘉莹在南开大学“叶氏驼庵奖学金”颁奖典礼上展示与恩师顾随先生的书信。
中新社记者：在中华文化的“版图”中，中华诗词处于何种位置，发挥何种作用？
叶嘉莹：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非常宝贵的精华。以我个人来说，我是从“四书”学起，早年所背诵的《论语》《孟子》等书在心灵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艰苦的物质生活中，我想到的是《论语》中“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及“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的自信与自立的精神和态度。
中国古典诗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极为独特的崇高地位，浓缩了中华文化的精华，展示了几千年来中国人的精神风貌。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诗歌最宝贵的价值和意义，在于由作者到读者，不断传达出生生不已的感发的生命。
读诗的好处，就在于可培养我们有一颗美好而活泼的不死的心灵。我们作为现代人，虽然不一定要再学习写作旧诗，但如能学会欣赏诗歌，则对于提升我们的性情品质，实在可以起到相当的作用。
我之喜爱和研读古典诗词，本不出于追求学问知识的用心,而是出于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一种感发生命对我的感动和召唤。在这一份感发生命中，曾经蓄积了古代伟大诗人的所有心灵、智慧、品格、襟怀和修养。所以中国传统一直有“诗教”之说。
受益于古诗词，我一生经过了很多苦难和不幸，却能一直保持乐观、平静。中国是一个注重传统的民族，传统里面一个语言如果被后来的人使用了很久，按照西方文学理论来说，这个词语就成为带有很多文化遗产的一个特殊的语言符码。语言符码虽然重复，但内容并不重复，比如，人人都可以用“倚阑”，每首诗的“倚阑”有不同作用。
中国诗词蕴藏了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一个伟大的作者是用生命来写作，是用生活来实践他的作品。满口“忠孝仁爱”口号，但做出来不是那回事，那其作品里就都是谎话。这个作品没有生命，不会感动人。
现在有一些青年人文化积淀不够，看不懂诗词的内容，也分辨不清哪首诗是好诗，好在哪里，不能认识诗歌对人的心灵和品质的提升的功用。守着中华文化的丰富宝藏而一无所知，这自然是一件极遗憾的事。
弥补这些遗憾原是我这些年来的一大愿望，也是我之所以选择回国教书，而且在讲授诗词时特别重视诗歌中感发之作用的一个主要原因。虽然我也自知学识能力有所不足，恐终不免有劳而少功之诮，只不过情之所在，不可自已。我愿把所知道的都说出来，说给年轻人听，否则上对不起古人下对不起来者。
2019年8月，“迦陵杯·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举行，叶嘉莹坐着轮椅为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教师授课。
中新社记者：中华诗词如何实现全球化传播？
叶嘉莹：如前所述，中华诗词所独有的声韵美感及其体现出的作者独有的情感，是难以言传的意韵之美。因此，当语言文字发生改变时，诗词的感觉和所蕴含的情志可能就完完全全改变了。
当然，中国诗词英译中也有极好的翻译，我曾听过，将唐诗“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翻译成“Ireturn you the pearls with my tears/ that we didn’tmeet in earlier years”。这种声音与感情结合得很好的翻译，需要译者具有诗人的情怀和才华，达到这种水平很难。
像我这样没有很好英文基础的讲授者，即兴发挥是不能将翻译做好的。所以，在英语课堂上，我只将我对诗词的理解表达给学生，将诗人真正的、本质的美好讲述出来，和对待中文读者、中国学生一样。所幸，我大概天生就是吃教书饭的，尽管英文语法也不完全正确，发音也不见得标准，每日的备课都需要查字典这样笨的方法，学生们对我的教学还是极感兴趣，课堂积极性很高。我想，这还是与我将我个人对于诗词的真挚的感动和理解传达出来，或者说，我真正用生命将诗歌的情感、意志诠释出来有极大的关系。当然，我在课堂上的吟诗诵词，也吸引学生们陶醉于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诗词蕴含着久远的文化传统，只有对中国的古典文化理解得越多、越丰富，才能更好、更多地体味诗词中的意味。以用典为例，只有真正理解了所用典故的涵义，才能更好地体味诗人、词人用典的良苦用心。外国汉学家在这方面面临着许多困难。
实际上，真正的汉学家对中国诗词的研究非常用功与认真。我在U.B.C的学生施吉瑞(Jerry D. Schmidt)，硕士论文研究的是韩退之，博士论文关注的是杨万里。毕业后，他留在U.B.C教书。我退休之后，他就接了我的课，教授中国古典诗歌。他十分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累积，会把中国古典的书籍、材料查得非常清楚、详细，书上标满了注解。正是得益于切实而严谨的治学态度，他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古典诗歌。
我与海陶玮先生（Professor Hightower，1915-2006，曾任哈佛大学教授、东亚系主任）初识于1966年夏天，之后合作了数十年。我切身感受到了跨国合作对中华文化向外传播的重要性。当然，跨国合作更需要合作双方都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初识时，海先生正在研究陶渊明的诗。他具有极佳的眼光，认识到了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有许多不理解的地方，需要和精通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合作打通中西文化交流的路径。因此，他诚挚地邀请我与他合作。我将我对古典诗歌的理解讲述给海陶玮先生，让他能够更深入、更清晰地理解中华诗词，而他也帮助翻译了很多我的作品。这样的跨国合作确实有益于中华诗词更好地向西方世界传播。
此外，传播中国文化时，首先要问问自己是不是真正热爱中国文化，是不是知道中国文化美好品格所在，是不是能让它们在自己身上表现出来。一句话，就是要用言行、用实践来传播中国文化。
2019年9月10日，叶嘉莹获聘南开大学终身校董。
中新社记者：您如何看待中华诗词在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中的作用？
叶嘉莹：2007年冬季，我因肺炎住院，病愈后写了一首和友人的小诗：“雪冷不妨春意到，病痊欣见好诗来。但使生机斫未尽，红蕖还向月中开。”诗词能够表达和传递美好的情感。
大约十年前，南开大学跨文化交流研究院曾出版我的《中英参照迦陵诗词论稿》，嘱我撰写序言。其中谈了成书之经过及当年与哈佛大学海陶玮教授合作研译中国诗词之理念。这段与美国第一流大学的第一流汉学家密切合作的经历，让我对文化交流、文明互鉴有所感受。
美国耶鲁大学的孙康宜教授在《北美二十年来的词学研究——兼记缅因州国际词学会议》一文中提到“论词的观点与方法之东西合璧，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学者非叶嘉莹教授不作他想”。孙教授的过誉，我愧不敢当。我既没有西方学位，又是不擅英语表述的华人，若非海陶玮教授协助把我的论著译成英文，则极难获西方学术界承认。
我深知海先生之大力协助是出于对西方从事中国诗歌之研著者的深切关怀。早在1953年，海先生就曾在美国杜克大学所出版的刊物《比较文学》(ComparativeLiterature)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意义》的文章。其中特别提到，古典中国文学的历史比拉丁文学的历史更久远，而且古代的文言文，即使在白话文出现已久后也仍是一种重要的文学语言，两者并存而不悖，不像拉丁文学古今有绝大歧异。中国文学以其传世之久、方面之广，在世界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而要想研究中国文学，就需要彻底了解中国文学。海先生还见解深刻地指出，我们所需要的是把一些西方研究方法用到中国文学研究上，才能使西方读者心服口服地接受中国文学。
至于学习中国古典诗歌的用处，我个人以为正在其可唤起人们一种善于感发、富于联想、活泼开放、更富于高瞻远瞩之精神的不死的心灵。关于这种功能，西方的接受美学也曾有所论及。按照西方接受美学中作者与读者之关系来看，则作者的功能乃在于赋予作品以一种足资读者去发掘的潜能,而读者的功能则在于使这种潜能得到发挥的实践。而且读者在发掘文本中之潜能时，还可以带有一种“背离原意的创造性”，所以读者的阅读，其实也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
而这种过程往往也就正是读者自身的一个演变和改造的过程。如果把中国古典诗歌放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中来看，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古典诗歌的特色实在是以这种兴发感动之作用为其特质的，所以《论语》说“诗可以兴”，这正是中国诗歌的一种宝贵传统。
有人问“中国古典诗词会灭亡吗”，我以为不会。我相信，宇宙间确有一种属灵的东西。人的生命当然是短暂的，但诗歌的生命却生生不已。
中国古人带着身世经历、生活体验，融入自己的理想志意作诗，千百年后读其作品，我们依然能够体会到同样的感动，这就是中国古典诗词的生命。比如《离骚》给后代诗歌留下了上下求索的精神、殉身无悔的态度、美人香草的喻托、悲秋伤逝的传统等“母题”。屈原心灵中那些最美好的东西通过《离骚》留给了后代，两千年来不断拨动人们的心灵，点燃人们的热情。
中国古典诗词蓄积了古代伟大诗人的心灵、智慧、品格、襟怀和修养。只要有感觉、有感情、有修养，就一定能读出其中蕴含的真诚的、充满兴发感动之力的、生生不已的生命。
如果要我总结出最希望将中华诗词的哪一种美感向西方世界传播，那就是诗词中的中国人的精神。字里行间流淌着的中国人的情感、意志与品性，是我最希望传递给西方读者的。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在现代时空的世界文化大坐标系中，为中国古典诗词的美感特质以及传统诗学与词学找到适当的位置，并对之作出更具逻辑思辨性的理论说明。
受访者简介：
叶嘉莹，女，号迦陵，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1924年7月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1945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国文系。现为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受聘于国内多所大学客座教授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名誉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曾任台湾大学教授、美国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16年3月，获2015-2016年度“影响世界华人大奖”终身成就奖。2019年9月，获南开大学教育教学终身成就奖。2021年2月，被评为“感动中国2020年度人物”。她以所挚爱的中国古典诗词研究为终身事业，矢志传承中华古典诗词文化，学生遍历海峡两岸，大洋东西。著有数十部中文、英文著作，在中国古典文学界及广大诗词爱好者中有广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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