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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轶事] 真的是三千年一遇，他成了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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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是三千年一遇，他成了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男人

笑谈史君 2025-01-11 17:12

苏轼一生中多次遭遇鬼神的存在。

有一次，苏轼在返回汴京（开封）的途中，途经一条山路，随行人员中有一人忽然像是着了邪，开始脱去自己的衣物，直到全身赤裸。苏轼连忙让人帮他穿上衣服，并将他绑起来，但衣服却依然莫名其妙脱落。大家纷纷猜测，这个人肯定是惹怒了山神。

于是，苏轼走进了山神庙，开始向山神解释情况。

苏轼说道，这人在人间就像蚂蚁和虱子一样渺小，山神为何要在他身上显现威力呢？即便他有些失礼或小偷小摸之处，也不至于需要您亲自来惩罚。毕竟您的管辖范围广阔，每天都有权贵肆意妄为，您也从未对他们发怒，今天却要对一个小人物发火，这实在是不合理吧？

祷告结束后，苏轼走出山神庙，猛然间一阵山风刮来，伴随着“震鼓天地，沙石惊飞”的声势。

苏轼问道，难道山神在听完后会更加怒火中烧吗？可我并不畏惧。

一行人在狂风中坚持向前，风势愈发猛烈，最终人和马都再也无法前行。随从们纷纷劝苏轼回到山神庙请求宽恕，然而苏轼却回应道：“祸福皆由天定。神若愤怒，那是他的事，我仍要继续前行，看他能对我怎样！”

没多久，狂风终于平息，那位受了邪的随从也恢复了意识。一切恢复了宁静，仿佛之前的事情从未发生过。

苏轼的一生是一段“神怒则怒，我行无阻”的旅程。他虽然也曾经历过阴暗时刻，却始终未被黑暗所征服。他生前与身后所展现的独特人格魅力，使得历史对他充满了包容与宠爱。

今天是苏轼诞辰988周年。尽管人生如梦，但仍祝你生日快乐，永远是我们的男神！

苏轼的家族世代居住在眉州（今四川眉山）。在公元1037年的春季，眉州的彭老山一片百花凋零，草木枯黄，一座原本秀美的山峰突然变得荒凉。多年后，当地的居民才意识到，这一年里，一位天赋异禀的奇才降生于此，山河的灵气仿佛都集中于他一人身上，被他所吸纳。这是关于苏轼诞生的民间传说。在历史上，除了帝王降生时会有各种祥瑞之象，像苏轼这样的文人政治家同样受到如此厚待，实属罕见。

苏家在当地是一个相当富裕的耕读世家。

苏轼的祖父苏序专门种植粟米，丰收后并不去掉外壳，而是盖上一个大仓库进行储存。经过几年，他积累了大约三四千石的粟米。人们都不清楚他的意图是什么。直到有一年，眉州发生饥荒，苏序便打开仓库取出粟米，首先用于救济自己的家庭和亲戚，接着帮助佃户与贫困的居民。当有人询问为何救灾时要使用粟米时，他回答说，粟米的特性坚韧，能够耐久保存，在缺粮时使用不会发霉。

苏轼的伯父苏涣是家族气运转变的重要人物。他在24岁时考中进士，打破了苏家“三代无显”的局面，成为了这个平民家庭中首位升为官宦的成员。苏轼在为苏涣撰写的祭文中提到，伯父为官清白，四处奔走，甚至将家庭事宜抛诸脑后，如今去世后，家中却一片贫困。这正是眉州苏家所秉持的家风。

苏轼的父亲苏洵在年轻时被视为一个游手好闲的人。苏轼和他的兄弟在幼年时期，父亲常常在外闯荡，鲜有回家。兄弟俩的读书启蒙教育是由母亲程夫人负责的。

程夫人出身于眉州青神县的一个名门望族，她的父亲程文是位进士，并曾担任大理寺丞。生长在富裕的家庭中，程夫人从小就喜欢读书，培养了她博学多识、端庄贤淑的个性。

程夫人曾亲自教授苏轼兄弟，指导他们读书。某天，她正带着儿子学习东汉的历史，读到《范滂传》时，感触颇深。范滂是东汉的杰出人物，因其学识和品德受到当时人们的敬仰。然而在党锢之祸发生时，他也不幸卷入其中。与母亲告别时，范滂表达了对生死存亡的看法，希望母亲不要为他伤心。范母则回应道，想要兼得品德名声与富贵长寿，实在是不易。我宁愿你舍弃生命，以追求自己的理想。

阅读到这里，程夫人与儿子都被这段历史深深触动。过了很久，10岁的苏轼问程夫人：“如果我能成为范滂，母亲会支持我吗？”听到这句话，程夫人镇定地回应：“如果你能成为像范滂那样的忠臣义士，我又怎会不愿意做他的母亲呢？”从那时起，苏轼下定决心，努力学习，广泛阅读，心系天下。

后来，苏洵将两个儿子送到州学学习。州学的教授刘巨是一位当地知名人士，教导苏轼兄弟二人声律和对对子等技能。有一次，在课堂上刘巨作诗赞美鹭鸶，当他念到最后两句“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时，苏轼立刻提议道：“老师的诗确实不错，但能否将最后一句改为‘雪片落蒹葭’呢？”刘巨听后感到羞愧，便表示：“我不能再担任你的老师了。”

苏洵一生中曾三次参加科举，却每次都未能成功，因此他不再执着于个人的名利，而是把希望寄托在两个儿子身上。他为他们编写了数千卷书作为教材，并对儿子们说：“学习这些，能内修身外治人，已经足够了。”也就是说，完成这些学习后，他们就能很好地修身齐家、治理国家了。他并没有按照科举大纲来教授儿子们，而是以孟子、韩愈和欧阳修的作品作为范本，帮助他们学习古文写作。

眉州虽处帝国的一隅，却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苏轼和他的兄弟赴京参加科举的那一年，眉州涌现了13位进士，令全国瞩目。在这个后来被陆游誉为“郁然千载诗书城”的西南小城，苏轼自幼便沐浴在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中。

苏轼在7岁时，和小伙伴们一起，听到一位90岁老尼姑讲述后蜀宫的往事。这位老尼姑年轻时曾随师傅到后蜀宫中做法事，在一个夏夜，她亲眼见到了后蜀皇帝孟昶与宠妃花蕊夫人在摩诃池边共度良宵，吟诗作词。经过几十年，她依然能背诵当晚所听到的词句。

在老尼姑讲述这些往事时，童年的苏轼受到了深深的影响。她所背诵的词句在他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四十年后，他仍然记得开头的两句：“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此时的苏轼已经成为一位文学才子，他断定这首早已失传的蜀宫词应该是《洞仙歌》，于是他以这两句词为开端，续写出了一首完整的词作：

冰清玉洁，凉意袭人无汗。水边殿内，微风送来阵阵香气。绣帘轻启，一轮明月偷偷照映，未曾入睡，歪着枕头，发饰与鬓发纷乱。

起身轻握素手，庭院寂静，偶尔可见星星穿越银河。请问今夜如何？夜已届三更，金光淡薄，玉带低垂。然而，西风何时会来，不知流年在暗中悄然变换。

——出自苏轼的《洞仙歌》

在年轻的时候，苏轼和弟弟外出游玩，路过一个小院时，看到墙上挂着两句诗：“夜凉疑有雨，院静似无僧。”他们思考了很久，觉得这两句诗很有趣，但却不知作者是谁。许多年后，苏轼被贬到黄州，暂住在禅智寺，寺中的僧人们都不在。半夜时分，突然下起了雨，雨水敲打着竹子，发出滴答声。就在这样的情境中，苏轼不由得想起了少年时所读的那两句诗，感慨万千：

佛灯逐渐暗淡，饥饿的老鼠悄然出现，山中的雨骤然降临，修长的竹子发出清脆的声响。

这是谁的旧诗句，想必你已经了解我此刻的心情。

那时，故乡眉州已无法再回去，但他常常回忆起童年往事。在无形中，许多缘分早已在当年那个悠闲的小城少年身上注定了结局。

公元1057年春天的帝国科举考试中，人才纷纷涌现，光辉耀世。21岁的苏轼和19岁的弟弟苏辙同时考中，出类拔萃。

苏轼在考试中所写的作文《刑赏忠厚之至论》差点让他荣获当年的状元。由于当时采用匿名制，主考官欧阳修怀疑这篇优秀的文章是他的学生曾巩所作，因此为了避免嫌疑，他将这篇文章的排名下调了一位。结果在揭榜时，才发现这个作品竟然是苏轼的杰作。

然而，苏轼兄弟一上榜，舆论便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与同样上榜的曾巩不同，苏轼兄弟此前并不出名，许多读书人对此表示不满，开始进行抗议。在这个关键时刻，文坛领袖欧阳修出面解决了问题。

欧阳修在多个场合对苏轼赞不绝口，他表示后辈英俊，自己不如苏轼，愿意让位。他还提到，30年后将不会有人记得他欧阳修，文坛将会是苏轼的舞台。

当苏轼前去拜访并感谢欧阳修时，欧阳修问他，文章中提到远古的尧帝时期，皋陶作为司法官，有个罪犯被判死刑，皋陶三次请求处决，然而尧帝却三次赦免了他。这一典故源于哪里？

苏轼回答道，这个典故出自《三国志·孔融传》的注释中。

苏轼离开后，欧阳修急忙去翻阅《三国志·孔融传》，想再次找到那个典故，但却没有找到，心中感到颇为烦恼。下次见到苏轼时，他又忍不住向他请教。

苏轼回答说，曹操在击败袁绍之后，将袁绍的儿媳嫁给了自己的儿子曹丕，这让孔融感到极为不满。他说道：“当年武王征伐纣王时，将商纣王的宠妃妲己赐给了周公。”曹操立刻问这个故事出自何处，孔融却回答说：“并没有确凿的出处，只是根据当今的事情推测古代的情形，纯属臆测而已。”学生们也是根据尧帝的仁爱与皋陶的严法来进行类似的推断，亦是凭空想象。

本来这是苏轼虚构的一则典故，但他却将其解释得如此独特而生动，以至于欧阳修听后非常佩服，之后也多次向他人赞赏苏轼的博学和对书籍的运用。他相信，未来苏轼的文章必将独树一帜，傲视群雄。

三年后，为了参加宋仁宗亲自主持的制科考试，苏轼和他的兄弟决定一起搬到一个驿站复习。一天晚上，外面下着倾盆大雨，他们恰好读到了唐代诗人韦应物的名句：“宁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这让兄弟俩感慨万千，他们意识到，虽然现在形影相随，但一旦走上仕途，就会各自远行，面临漫长的分离。当晚，两人约定，未来如果功成名就，一定要尽早归隐，一同回到故乡眉山。

在后来的岁月中，他们始终无法忘记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所做的承诺。然而，身处仕途，身不由己，他们最终无法实现这个简单而美好的梦想。

兄弟二人的考试相对顺利。宋仁宗结束考试后回到宫中，无法掩饰心中的喜悦，自豪地对曹皇后说道：“今天我为子孙选出了两位宰相！”

苏轼兄弟正式踏上了仕途。苏轼的第一任职务是大理评事，准备前往凤翔府担任签判，而苏辙则申请在汴京侍奉父亲。1061年，一个寒冷的冬日，苏轼带着妻子王弗和尚在襁褓中的长子出发了。苏辙骑马一路陪伴送行，直到行至数十里外才返回。这是他们20多年来的首次分别，令两人都感到十分伤感。

路人行歌居人乐，僮仆怪我苦凄恻。

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

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

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

苏轼望着弟弟离去的身影，忆起一年多前他们之间的风雨承诺，提笔作诗，希望二人都能铭记初心，而不因追逐官职而迷失方向。

苏轼的第一任上司是凤翔知府宋选。宋选为人勤勉，几乎所有事务都亲自负责，这为苏轼提供了最初的官员能力榜样。苏轼在进京赶考时曾途经凤翔，打算在官府驿站过夜，却发现那里的环境破旧，根本无法居住。然而，当他如今以官员身份再次来到凤翔时，发觉驿站已在新任知府宋选的带领下焕然一新。这件小事令苏轼深受启发，他特意写文章指出，许多人只想做大事而忽视小事，这是普遍的问题。唯有去除对小事的轻视，从小处着手，才能实现天下的长治久安。

苏轼从宋选那里领悟到了务实为官的精神，因此在他担任多个地方长官期间，都能够为当地群众带来福祉。

然而，对于刚踏入仕途的苏轼而言，他已经深感无力。他始终怀着对民众的悲悯之情来履行职责，却发现许多问题根本超出了他的权限。在面对国家制度的困境时，他常常感到作为官员的自己无比羞愧。

1063年，嘉祐八年三月，宋仁宗去世。为了修建帝陵，凤翔府必须提供大量木材。光是这件事，就耗费了苏轼五个多月的时间。当时正值大旱，河流干涸，木材根本无法运送，这让苏轼倍感痛苦。他在诗中提到，帝陵的工期紧迫，地方政府和县城都在催促百姓，谁都不敢反对皇帝的后事。然而，他却表示“民劳吏宜羞”。作为官员如果不能为百姓谋求福祉，反而让他们承受沉重的负担，就该感到羞愧——这既是对其他官员的警示，也是对自己的鞭策。

他因此感到沮丧，认为当官毫无意义。某天，他站在宝鸡县的斯飞阁上，眺望远方，开始怀念起家乡。他在心中自问：“是谁使我对官位念念不忘，却轻易抛弃了故土呢？我这一生是不可能像渔夫和樵夫那样过着悠然的生活了！”

宋选离任后，凤翔知府的职位由陈希亮接任。陈希亮是眉州人士，理论上来说，他不仅是苏轼的同乡和前辈，同时也是他的上司，因此两人应当有和谐的共事关系。然而，实际上他们的关系却相当紧张，给苏轼带来了不少麻烦。

历史记载，陈希亮是一位作风果断、刚正不阿的能干官员，他一生不靠他人容貌，“无论王公贵人，皆对此心生畏惧。”上任之后，他听到凤翔府中的差役们都称苏轼为“苏贤良”，便十分愤怒地说道：“府的判官就是判官，什么贤良不贤良的。”尽管惩罚落在差役身上，受到影响的仍是苏轼。

因为苏轼才华出众，他撰写的公文在宋选任职期间几乎没有被修改。然而，陈希亮则有所不同，他总是直接进行删减，反复表示不满。这让以写作自豪的苏轼感到颇为沮丧。

随着两人间的摩擦增多，苏轼渐渐不愿与陈希亮同处一室，甚至在官府的宴请和衙门的会议上都选择缺席。陈希亮怒火攻心，向朝廷上奏弹劾苏轼，结果导致苏轼被罚了八斤铜。

年末时，陈希亮兴建了一座凌虚台，落成后邀请苏轼为此撰写一篇纪念文章。

年轻气盛的苏轼觉得“报复”那位“恶上司”的机会终于来了，因此他信手写下了《凌虚台记》。这篇文章与一般的庆祝盛事的颂扬文章截然不同，其核心思想只有一个——通过建立高台来炫耀于世是不切实际的。苏轼在文中提到，不必谈论高台的兴起或倒塌，事实上这类事物本就易于腐朽。即便你真具备可依赖的才能，也不应该寄希望于一座高台留名于史。

以如此讽刺的方式暗指凌虚台的建设者，陈希亮读完后却没有做出任何修改，反而命人将其原文刻在石头上。

多年之后，苏轼才领悟到陈希亮为何总是要为难他。陈希亮曾私下对他人表示，自己压制苏轼的锐气，是因担心他年轻时得意，未来会遭受重大损失。得知这一点后，苏轼终生感激这位前辈的恩情。

陈希亮的儿子陈季常，后来成为苏轼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成语“河东狮吼”便是苏轼调侃陈季常畏惧家中的妻子而创造的。苏轼曾应陈季常的请求，为陈希亮撰写传记，其中有一段写道：“轼在凤翔任职，实际上才跟随公（陈希亮）两年。那个时候年轻气盛，愚昧无知，多次与公争辩，表现在言语和面色上，后来对此感到懊悔。”由于无法领悟到陈希亮故意为难自己的深意，苏轼已经为此深感后悔。

正是因为有像宋选和陈希亮这样的人，在积极鼓励和负面打击中，苏轼才逐渐变得成熟和超脱。

苏轼在凤翔工作了三年多。宋英宗希望破格将他提拔到翰林院，担任皇帝的秘书，负责起草皇帝的诏书或编写起居注——历史上许多宰相都是从这个位置晋升而来的。

然而，宰相韩琦对此表示反对，他认为苏轼年纪尚轻，经验不足，骤然提拔会无法赢得大家的认可。

最终，苏轼参加了馆阁考试，并凭借出色的成绩成为了一名直史官，专责编纂国家历史。

在此时，苏轼的妻子王弗去世，享年仅27岁，留下一个不到7岁的儿子苏迈。王弗在16岁时嫁入苏家，与苏轼共度了十年的幸福婚姻，然而这段美好时光却以悲剧告终，两人不得不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

苏轼回忆起王弗初嫁时的情景，那时她在一旁做着针线活，没人知道她其实文雅识字。直到有一次，苏轼在朗读时突然停顿，王弗在一旁轻声给予了提示，这让苏轼大为震惊。他便拿起书逐一询问王弗，意外地发现她都能正确回答。

苏轼任职后，王弗陪着他来到凤翔。每当有客人来访，王弗都会躲在屏风后面倾听他们的对话。客人离开后，她会协助丈夫判断这人是否值得交往。她明白丈夫性格直率，曾因此受过不少委屈，因此希望能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帮助他减少损失。苏轼回忆道，她的观察和判断往往事后得到了验证。

王弗去世后，苏轼长时间感到失去了依靠，心中十分失落。在她离世十年后，他仍然梦见了她，醒来时悲痛不已。他披上衣服下床，写下了那首流传千古、感人至深的悼词：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苏轼《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王弗去世的第二年，即1066年，苏轼的父亲苏洵去世。朝廷派出官船，将苏洵的灵柩护送回到眉山老家。苏轼与他的兄弟们则护送灵柩返回故乡，守丧。这也是这对兄弟最后一次回到故乡。

当苏轼在经过27个月后重返帝都时，朝政已经发生了变化。

在1069年，即熙宁二年，年轻的宋神宗任命王安石负责改革，开启了对北宋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新政策。然而，从一开始，朝廷中的士大夫们就未能形成共识。这使得后来的朝廷政治陷入了分裂、互相攻击和党派斗争的局面。

在1070年的科举考试中，吕惠卿担任主考官，苏轼则是考官之一。由于当时考生们了解到皇帝对变法的热情，他们在试卷中纷纷赞美变法的伟大。有一位名叫叶祖洽的考生在试卷中写道：祖宗法度若只是苟且遵循，皇帝应与杰出的臣子一同“合谋而鼎新之”。这种言论本身并无不妥，但由于考官们的立场不同，对此言论的评价却大相径庭。

苏轼认为，叶祖洽这样的考生在向君王献媚，因此应予以淘汰。然而，主考官吕惠卿却将叶祖洽的试卷评定为第一名。

苏轼对这一结果感到非常愤怒，立即给宋神宗上书，指出古代名医总是根据自己的专长来治病，如果没有能力就不敢轻易尝试。然而如今的医者则是“未能察脉而欲试华佗之方”，这与杀人并无二致。

宋神宗在阅读完后，不仅没有对苏轼的直言不悦，反而很赞赏。他将苏轼的上书呈给王安石，王安石则表示，苏轼的确才华横溢，但可惜的是方式不够正当。

宋神宗最终决定召见苏轼，希望与他见面交流。

1071年，熙宁四年正月，宋神宗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苏轼。在面对皇帝询问其变法意见时，苏轼坦率地指出皇帝“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实际上是在批评皇帝对变法的急切态度。宋神宗稍作沉吟后表示，这三句话他一定会认真思考。

退朝后，苏轼兴高采烈地向同事和朋友分享了此次召见的经历。这件事不久便传到了王安石耳中，他对此颇感忧虑，担心苏轼的书生见解会对皇帝的决策产生影响。

不久，针对中书政事堂效率低下的问题，朝廷决定成立编修中书条例的机构，意在进行吏治改革。宋神宗考虑到苏轼，打算将其调入这个新部门。当皇帝向王安石征求意见时，王安石毫不避讳地表示：“苏轼与我在学识和观点上有明显的分歧，不适合担任此职。”

后来，宋神宗再次考虑任命苏轼担任修起居注的职务，这是一个最接近皇帝的侍从职位。王安石再次坚定地反对：“陛下只是听了苏轼的一些言论，这些言论并无实用价值，恐怕不应贸然任用。”

最终，在这次人事任命中，苏轼被任命为开封府判官。王安石的用意在于让繁琐的京城行政事务拖住苏轼，使他无法对朝廷事务发表看法。

后世对这场改革的回顾，已很难用简单的对与错来评价各方的选择与行动。简而言之，王安石目光远大，他主张改革是为了对皇权和国家实力负责。通过这次改革，北宋的确有所增强，特别是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增加，但他未能看到背后所付出的代价。而苏轼所看到的，正是改革所带来的代价。

与王安石的观点相对，苏轼的视角更为平民化，他注意到了变法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逐渐演变为对普通百姓的剥削。这种认识与苏轼的情感、背景以及生活地区有着密切关系。苏轼出生于四川，而在北宋建立后的五十年内，四川是全国动荡最频繁的地区，曾爆发过王小波、李顺、王均等多次起义。这其中的原因在于朝廷征服四川后采取了极为严苛的剥削政策，导致当地底层民众走投无路。这样的一段历史与苏轼的生活紧密相连，仅仅相隔三四十年，他对此必然有着深刻的体会。于是，当他看到底层人民在王安石变法的压迫下痛苦挣扎时，他自然会选择站在弱势群体的一方。

李一冰在《苏东坡新传》中指出，四川独特的地理环境赋予了蜀人一种独立的思想基础——他们擅长辩论且喜爱论理，不认可世上有任何权威的存在。苏轼在从政期间，往往采取反对当权者的立场，积极投入争论与辩论，这正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苏轼曾对朋友表达过：“我性格上不愿意忍耐，心中有言如同食物中有苍蝇，不能不吐露出来。”

因此，政治斗争的阴暗面迅速笼罩了他。

御史谢景温对苏轼提出弹劾，指控他在五年前因父亲去世而乘坐官船返回蜀地时，借机满载货物，非法贩卖盐和瓷器等物品。面对这一毫无依据的指控，朝廷竟然认真对待，派遣六路军队进行调查。虽然闹得沸沸扬扬，但最后却不了了之。这场影响不大但极具侮辱性的诬告事件，严重损害了苏轼的声誉，世人不问真相，只知道苏轼涉嫌“贩私”罪。

苏轼只能请求被贬至外地，前往杭州担任通判一职。

至此，那些反对此次变法的人，如欧阳修、司马光、范镇等，纷纷选择退休、归隐或离开京城。变法派在人事方面实现了彻底的胜利。

在前往杭州任职的途中，苏轼途经陈州（今河南周口），与弟弟苏辙一家欢聚，并在那里停留了两个多月。之后，苏辙陪伴哥哥前往颍州（今安徽阜阳），并共同拜访了已辞职并定居于此的恩师欧阳修。欧阳修已届六十，鬓发斑白，步伐迟缓。他一生经历了起伏不定的仕途，遭受过无数的攻击和谣言，许多不堪入耳的污蔑之词都落在了他身上。在过去两三年的政局动荡中，苏轼逐渐深刻体会到了恩师所经历的艰辛。

苏轼兄弟与欧阳修一同饮酒作诗，畅所欲言，度过了整日时光。这次相聚是他们最后的重逢，次年，欧阳修便因病去世。

在杭州，苏轼对新法的实施感到无法压抑的不满。他在诗作中讽刺新法对底层人民生存状态的漠视，这为他后来的文字狱事件积累了“证据”。

新法实施后，官府开始征税只收现金不收粮食，导致粮食贬值和货币短缺。以救济农民困境为名，官府推行的青苗法实际上为底层民众设下了一个“陷阱”。尽管其初衷并不算太糟，但在执行过程中却演变为强制性的措施。地方官员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息，争取功名利禄，除了规定的利率外，还额外强加各种名目的收费。本利累加，加上自然灾害和社会动乱，农民根本无法偿还国家的贷款。在官府的强逼之下，他们不得不向豪强富户高利贷借款偿还官债，最终导致家破人亡。

苏轼在一首诗中对青苗法进行了讽刺，提到：

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农民向国家借了款项，结果却一无所得，导致破产。更令人无奈的是，青苗法的手续极为复杂，农民为了办理这些贷款流程，往往要在城里耗费大半年的时间，耽误了生产工作，唯一的“收获”就是让孩子学会了城里人的腔调。

这些破产的农民最终走上了铤而走险的道路，开始从事私盐贸易，造成杭州官府的监狱人满为患。即使到了除夕，苏轼依然忙碌着，一一核对狱中囚犯的姓名。他深知这些囚犯实属被迫而为，心中渴望将他们释放。然而，他始终没有这个勇气，只能在心底责骂自己过于胆怯：

小人营糇粮，堕网不知羞。

我亦恋薄禄，因循失归休。

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

苏轼坦诚自己有些怯懦，这段时间开启了他的词作之旅。从此，一位非凡的词人踏上了新的人生旅程。

在中举之前，他专心于读书，因年纪尚轻，没能参与宴会饮酒，自然也就没有机会接触被称为“艳科”的词这一文体。在他初入仕途的前十年，作为一个积极向上的儒家入世者，他并没有心力和欲望去关注词的创作。直到担任杭州通判后，他才遇到了前辈词人张先。

张先是宋朝初期最杰出的词人之一，以“云破月来花弄影”等带有“影”字的词句而闻名，因而有“张三影”的称号。尽管苏轼与张先相差近五十岁，但两人在一起时颇为惬意。张先成为苏轼进入词坛的引路人。流传至今的民间故事提到，张先在85岁时迎娶了妾侍，苏轼用“一树梨花压海棠”来调侃他。张先在89岁去世时，苏轼写下了《祭张子野文》来表达哀思，并回忆起他们在杭州建立的深厚友谊。

苏轼在进入词坛后的短短四五年间，创作了流传千古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那是在1076年的中秋节，40岁的苏轼在明月的映照下，思念着自己的弟弟苏辙，酒兴正浓之际，他挥笔写下了这首词：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苏轼《水调歌头》

那时，苏轼已经离开杭州，担任密州（现今山东诸城）的知州已有两年。写下这首词的次年，他被调往徐州，随后又被派往湖州，直到一场险些丧命的监禁事件降临到他身上。

1079年，元丰二年。命运的重大厄运让苏轼险些难以承受。

有人利用他的诗作和上表，进行文字狱的抄袭，指控他讽刺朝廷政事。于是，朝廷下令逮捕他！

那时，苏轼担任湖州知州。从京城开封到湖州路途遥远，新党派的核心人物、御史台的中书丞李定为了挑选执行逮捕的人选而苦恼，经过一番思考，最终决定由皇甫僎担任抓捕的负责人。

皇甫僎带着他儿子和两名台卒，日夜兼程赶往湖州。此时，驸马都尉王诜向苏轼的弟弟苏辙报信。苏辙立刻派人前往湖州，期望能赶上皇甫僎，让哥哥提前了解到消息，以便做好心理准备。

皇甫僎的儿子在途中不幸生病，耽误了行程。结果，苏轼得以提前得知即将降临的命运。

然而，当皇甫僎和他的随行人员抵达湖州的地方官署时，苏轼依然感到十分恐惧。根据他事后的回忆，两名抓捕的士兵拘押他这位地方官的方式，如同逮捕一名盗贼一般。

苏轼心中确信自己必死无疑，最先想到的是与妻子道别，并给弟弟苏辙留下遗书，以托付后事。当船行至太湖时，他曾想投水自尽，但意识到一旦自杀可能会连累弟弟，于是他最终忍住了这一冲动。

在苏轼入狱的日子里，有些人坚决想要将他置于死地，而另一些人则为这位当世杰出的人才辩护。甚至包括他的政治对手、已在金陵隐退的王安石也为他求情：“怎能在圣明的时代杀害有才之士呢？”

某个夜晚，一个陌生人悄然走进苏轼的牢房，没说一句话就躺在他旁边入睡。第二天一觉醒来，那人对苏轼说道：“恭喜你。”苏轼满脸困惑，不明其中含义。那人笑了笑，接着说：“只需安心入睡即可。”说完，他便起身离开了牢房。

后来，苏轼才明白，那人是皇帝派来监视他是否心怀叛逆的侍卫。看他睡得沉稳，那人便意识到苏轼内心无愧，于是返回报告。宋神宗原本不忍杀苏轼，现在终于能够对大臣们说道：“我早就知道苏轼问心无愧。”

在监禁了四个多月后，朝廷的裁定终于出来，苏轼被贬至黄州（现今的湖北黄冈）。

出狱的那天，苏轼再次挥笔作诗：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最后一句运用了一个典故，提到了唐代长安城内因斗鸡而著名的贾昌，他年纪轻轻便受到热爱斗鸡的唐玄宗的宠信。苏轼在此蕴含的意思是，如今的朝廷上满是迎合皇帝、谄媚奉承的人，而我与这些人绝不为伍。

写完后，他意识到自己再次触犯了忌讳，无奈地放下笔，大笑道：“我真是无可救药。”

被贬到黄州的苏轼名义上只是团练副使，这个小官职并没有实权，实际上是受朝廷监管，无法随意离开。苏轼的到来使得黄州成为了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坐标。在这里，他将创作出宋词豪放派的经典之作《念奴娇·赤壁怀古》。他在黄州经历了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光，同时也完成了自己的精神洗礼。

在此之前，他的人生可谓一路畅通，被视为未来的“太平宰相”。然而，如果没有经历这些挫折和考验，今天世人所熟悉的那位超然洒脱的苏轼也就不会存在。

苏轼刚到黄州时，难以适应人生的突如其来的变化。他几乎切断了与朋友的联系，逐渐调整自己的心态。在黄州定慧院居住期间，他写了一首词，表达了他孤独而坚韧的内心感受：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苏轼《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苏轼安顿下来后，曾感慨道：“我身着草鞋，乘着小舟，漫游在山水之间。访客来时，总是以不在为由推辞，往来的书信如山般堆积，已经不再回复。这种生活的滋味非常美妙，之前从未有过这样的自由。”在被帝国官场抛弃，远离正常的升迁轨迹后，苏轼终于领悟到了人生新的境界。

他化身为一位农民，走入田野、集市和江边，与不同的人交谈。如果对方无法分享一些有价值的见解，他便请他们讲个鬼故事。对于那些拒绝的人，他则回应说，随便编一个也好。他非常享受这种无须让人了解自己身份和经历的生活状态，“自喜渐不为人知”。

正是在黄州之后，苏轼逐渐成为了历史上潇洒的苏东坡——尽管“东坡”这个名字的由来其实源于他的困境。

在黄州，苏轼一家的生活开销相当节省，但由于缺乏收入，他带到黄州的资金最多只能支撑一年。一年后，苏轼一家陷入了困境。这时，苏轼的好友马梦得跟随他来到黄州，注意到城东有一片荒凉的坡地，于是向官府申请获取那块土地。

马梦得与苏轼同年同月出生，都是摩羯座。正如苏轼所言，这个星座“无富贵人”，因此他和马梦得都属于拮据者。不过如果真的要评选最贫困的，马梦得毫无疑问会是冠军。这个比苏轼还要倒霉的穷人，却成功帮助苏轼获得了一块能够维持生计的荒地。

苏轼把这片没有名字的高地命名为“东坡”，自此，他便自称为“东坡居士”。

他乐于享受着农民的生活。在一个特定的日子里，他在东坡上点燃了一把火，烧掉了杂草。意外的是，火灾过后，他发现了一口隐秘的水井——这样一来，耕种和灌溉都不再成问题。他购买了一头牛，并添置了锄头、镰刀等农具，开始种植小麦。在丰收后，他让妻子王闰之用小麦与小米混合做饭。尽管孩子们觉得难以下咽，他却吃得津津有味。

王闰之是王弗的表妹。在王弗去世后，她成为苏轼的妻子。她了解苏轼喜欢喝酒，却酒量不佳，然而从未干涉他饮酒。如果苏轼心情不佳，她总会提议道：“我为你准备点酒怎么样？”

苏轼似乎对自己的农耕生活感到十分满足，清晨他总是带着农具和一壶酒出门，累了的时候就喝口酒，困了就会在田地里小憩。在给朋友的信中，他描绘了自己的“产业”：五间房屋、十多块果树和蔬菜，外加一百多棵桑树。

晚上，他在灯下反复抄写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在这首词中，他觉得自己前世便是陶渊明：“梦中醒来又醉去，唯有渊明，正是前生。”

有一次，他与朋友们在深夜聚饮，醉卧又清醒，醒来再沉醉，回家的时候已是三更。他站在门外敲门，却无人应答，只听见家中仆人沉沉的鼾声。他无奈之下只好蜷缩着身子，坐在门前，隐约听见夜里江水拍打岸边的声音：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苏轼《临江仙》

这首词在黄州城流传开后，人们传言苏东坡唱完此歌后，将衣帽挂在江边，乘舟离去。黄州知州徐君猷得知此消息后，心里十分紧张——他对苏轼负有监管之责，于是急匆匆跑到苏轼的家门口。可到了那里，却听见苏轼的鼾声，这才稍微放下心来。

对于苏轼来说，他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在黄州安定下来。毕竟东坡是个官地，谁能保证以后不会被收回，因此苏轼打算自己购置一块土地。

春天，他和朋友们前往黄州东南的沙湖考察土地，途中却突如其来地下起了大雨。其他同行的朋友纷纷感到窘迫，唯有他在淋雨中写下了一首绝佳的词作：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定风波》

当他和朋友再次游览黄州城外的赤壁矶时，他对个人的处境早已释然。历史的交融与风景的浸润，锻造了他开阔的心境。他创作了被称为“古今绝唱”的经典词作：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一个经历涅槃的苏轼回归了。他已无惧任何打击。

在苏轼被贬到黄州的四年中，皇帝始终没有忘记他。

在1084年，元丰七年，苏轼被调任汝州。汝州距离北宋的政治中心并不遥远，这暗示着苏轼的政治状况有所好转。苏轼本打算上奏谢表，表明自己愿意在黄州安度余生，但经过考虑，既然这是宋神宗的好意，他便放弃了这个想法。

他即将离开自己辛苦打理的田地，以及那经过一番努力才安定下来的生活和内心，内心难免感到些许留恋。没过多久，他刚向朋友索要了一批柑橘树苗并将其种下，心里想，恐怕再也无法看到它们茁壮成长、结出果实了。

苏轼从黄州北上，在旅途中特意前往金陵拜访已经隐居了八九年的王安石。

那天，王安石骑着一匹驴子前往码头迎接苏轼。苏轼甚至没有戴上帽子，就上岸对他说：“今日我敢以平民的服装来见大丞相！”王安石开怀大笑：“礼仪难道是为了我们这些人设立的吗？”这句话源自《世说新语》，是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所说。自从被罢免相职，彻底退出政坛后，王安石的思想变得相当开明。此时，苏轼并不忘调侃王安石：“我也知道，您这位相公并不需要我。”意思是，他们在政治上并不合拍。

尽管在政治观点上有所不同，但这并未妨碍两位同时代的巨星保持私下的友谊。在金陵期间，他们抛开了变法的争论，相约一起游览山水，频频作诗互唱。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在这个时期，苏轼仍然打算“购田于金陵”，希望能与王安石一起隐居于钟山。尽管最终未能实现这个愿望，但在当时，苏轼的内心状态是非常真实的。他明白自己应当像王安石那样，尽早选择隐退。

因此，苏轼并没有急于前往汝州。他向宋神宗上奏了一份表文，解释因为“资金匮乏，前往汝（州）的距离较远，二十多口人不知该去哪，饥寒的困扰近在眼前”，请求暂时不去汝州，而是先去常州居住。最终，他得到了批准。

不久之后，宋神宗去世，宋哲宗登基，高太后因哲宗年纪尚幼而代为执政。隐居于洛阳、专心著书长达17年的司马光被重新召回任相，新党势力被彻底镇压，朝政局势发生了剧烈变化。

苏轼很快被召回京城，晋升为翰林学士，并担任知制诰及礼部贡举的职位。

在这场被称为“元祐更化”的政治变革中，权力掌握在司马光手中，即便身患重病，他仍坚持要全面废除新法，最后几天上朝时也因此忙得不可开交。苏轼在遇事时直言不讳的个性再次显露，他建议朝廷应综合考虑利弊，保留变法中有益的措施。他本人主张保留免役法，同时废除青苗法。然而，司马光却对他的劝告置若罔闻。

王安石起初对朝中的变动保持沉默，直到免役法被司马光正式废除后，他才悲痛欲绝地感叹：“连免役法都要被废除吗？我与先帝可是经过两年研究才推行的，所有细节都已充分考虑。”1086年，元祐元年，王安石与司马光相继去世，但由变法引发的内耗与争斗却依然没有停止。

朝廷内逐渐出现了洛党、朔党和蜀党之间的争斗。北宋政坛对蜀人一向有偏见。尽管苏轼在世时声名显赫，但他始终没有真正掌握权力。每当他被提名为宰相候选人时，朝中的言官便会以“蜀人太盛”来加以阻拦。苏轼虽然被视为“蜀党”领袖，但高太后对苏轼和苏辙兄弟非常了解，她说：“我清楚，你们兄弟在朝中一直是孤立的。”

回到汴京四年后，因无法忍受政治斗争，苏轼多次请求辞职，最终在1089年获准调任杭州知州，从而离开了这个纷扰的地方。

尽管苏轼因文学才华而声名显赫，但他其实是一位实事求是的官员，无法忍受朝廷中冗长且毫无意义的政治斗争。对他而言，作为一方的父母官，为民众办实事才是最令人心安的角色。在其从政生涯中，他曾担任密州、徐州、湖州、杭州等多个地方的首长，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积极进行改革，铲除弊端，通过法治惠民，兴修水利，积极应对灾害，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根据宋代文人的笔记记载，苏轼在杭州任职时，经常选择在西湖边办公。他早晨从涌金门划船而来，中午在普安院用餐，然后在冷泉亭处理公文，挥笔如风雨般迅疾，傍晚则骑马回家。

他关心百姓的疾苦，勤勉施政，心中充满对群众的深切同情与理解。即便没有那些广为流传的诗词作为光环，这样的地方官员也必然会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号。

在担任杭州知州后，当地遭遇了严重的干旱和歉收，并爆发了瘟疫。《宋史》记载当时的情况称“饥疫并作”。苏轼向朝廷上书，请求减免本地上供的米粮三分之一，并组织了灾民救助工作。面对疫情，他提出了一个名为“圣散子”的药方，这个秘方是从他在蜀中的朋友巢谷那里得来的。巢谷对此秘方极为隐秘，连自己的亲生儿子也不愿意传授。最后，在苏轼的再三请求下，巢谷终于同意把他带到江边，要求他对着江水发誓，绝不向他人透露。然后，他才把秘方交给了苏轼。然而，当面临百姓生死存亡时，苏轼已经无暇顾及誓言，他公开了这个秘方，并在街头架起大锅，煎制汤剂，帮助了无数人。

在此次瘟疫中，苏轼还从公款中拨出二千缗，并带头捐赠五十两黄金，成立了“安乐坊”，作为救助贫困病患的公营医疗机构。安乐坊后来成为北宋安济坊的雏形。

史书记载，苏轼在杭州期间做了大量实事，杭州居民对他的恩情深表感激，家家户户悬挂他的画像，并在饮食时必定祝祷他。

苏轼去世后，一位老和尚回忆起他年轻时在寿星院出家的时光，常常在夏日看到苏轼赤脚独自上山。苏轼常向他借一把躺椅，移到竹林下，脱去长袍，赤裸着上身在午后的阳光下小憩。突然，他注意到苏轼的背上有七颗黑痣，排列得像北斗七星一样。老和尚说，这显示出苏轼是来人间做客的神仙。

“神仙”不仅是来完成使命的，也是来经历轮回的。

高太后去世后，宋哲宗开始亲自处理政务，新党再次崛起。1094年，绍圣元年，58岁的苏轼被流放到惠州。

在惠州，苏轼继续追求美食的艺术。早在黄州时，由于经济拮据，他独创了猪肉的烹饪方式，成为后人称颂的“东坡肉”的发明者。如今，他又被称为“羊蝎子之父”。

由于受到贬谪，苏轼在惠州无法与当地权贵争抢上等羊肉。他私下叮嘱屠羊的人，留给他一些没人要的羊脊骨，尽管骨头上也有一些肉。将这些骨头带回家后，他先是将羊脊骨煮熟，然后撒上少许盐，再用酒淋在骨头上，最后放在火上烤至微微焦香。他整天在羊脊骨上挑拣细肉，自称吃起来如同海鲜般美味。

在致弟弟苏辙的信中，他打趣地说道，老弟，你的生活如此富足，天天享用美味的羊肉，吃得连骨头都碰不到，怎么能理解这种美味呢？信的最后，他又提到，这种吃法倒是不错，只是每次自己把骨头上的肉剔干净后，身边的几只狗却显得很不高兴。

苏轼在惠州期间也迷上了岭南的美味——荔枝。他对儿子开玩笑说，千万别让政敌们知道岭南有荔枝，否则他们肯定会蜂拥而至，争着与他分享这美味。

1097年，绍圣四年，苏轼被贬至偏远而荒凉的海南岛儋州。

长子苏迈前来送别，苏轼仔细吩咐后事，仿佛是在道别。他决定到海南后要为自己准备一口棺材。然而到达海南后，他才明白当地人并不使用棺材，他们在长木上凿出凹槽，活着时用来存放米，死后则用来放置尸体。

有一次，他在田埂上唱歌走路时，碰见一位老妇人，老妇人对他说：“先生以前一定过得富贵，不过这不过是一场梦而已。”他听后，不禁感到震惊。

他常在海边伫立，望着茫茫的海天，心中只觉得自己很可能无法逃离这座孤岛。然而，突然一个念头闪过：这个世界的人，岂不是都被辽阔的海洋所环绕吗？而他就像一只蚂蚁，掉入一小片水洼，便以为自己陷入了大海，慌忙爬向一片草叶，却不知道自己将漂流到何处。不过不久后，阳光照耀，水洼干涸，那只小蚂蚁得以生还，见到同伴时，忍不住哭诉：“我差点就再也见不到你了。”这只蚂蚁的遭遇显得可笑，但在天地之间，人的悲哀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在孤岛上经历了诸多磨难的苏轼，最终依然得到了命运的最后一丝恩惠——1100年，随着宋哲宗的去世，朝政再次发生变动，苏轼被允许北归，活着离开了海南。

第二年正月，苏轼一家在返回北方的路上，在大庾岭的一家小店停留休息，一位老翁问跟随的仆人：“您们的官员是谁？”

“苏尚书。”

“是苏子瞻吗？”

“没错。”

老人上前向苏轼行礼说道：“我听说有人想尽各种手段陷害您，而如今您回到了北方，真是上天保佑善良之人。”

苏轼微笑着感谢他，随即在店壁上题写了一首诗：

鹤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合抱手亲栽。

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

李一冰在其著作《苏东坡新传》中提到，苏轼经历了种种磨难后，最大的欣慰是他一生秉持的正直与忠诚如今已得到了世人的认可。所有的诋毁和怀疑都已散去，宛如一轮明月，终会为众人所见。“浮云遮蔽了世事变迁，而孤月照亮了我内心的清明。”

越过南岭，沿赣江进入长江。苏轼心中想着等儿子们一家人齐聚后，便搬到河南的许昌，与弟弟苏辙同住，以实现他们年轻时约定的在夜雨下共话的梦想。然而，北方的政局突生变化，新党趁机掌权。由于许昌靠近帝都，苏轼担心会再次引起是非，因此无奈地给托人写信转告苏辙：“我了解北方的情况，绝对不应去颍昌附近居住......真希望兄弟们能在这天相聚，可这天又能如愿吗？我也不知道上天是否会让兄弟们最终无法相见。”

当船抵达仪真（即今江苏仪征）时，苏轼曾与米芾见过一面。米芾将自己珍藏的两幅书法送给苏轼，希望他为之写跋语。然而，仅仅过了两天，苏轼便感到瘴气侵袭，腹泻不止。经过几日，病情依然没有好转，这时他心中隐隐感到不安，于是在信中嘱托弟弟：“我去世后，请将我葬在嵩山脚下，请你来为我撰写墓志铭。”收到这封信的苏辙悲痛不已，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