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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中华和钟》铭文 张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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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中国科学院“华夏编钟”创制工作领导小组主持，苏林、关洪野、华觉明、袁运甫、秦鹏章、童忠良等专家创意和设计，由武汉机械工艺研究所、武汉精密铸造公司和苏州华声乐器厂等制造的《中华和钟》，作为中华民族献给新世纪的重礼器，于1999年12月29日，永久陈列于北京太朝（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大殿，供中外游客观赏。此套编钟一经面世，即被誉为“乐器之最”、“编钟之王”，并被上海吉尼斯世界纪录登书。***主席亲自为中央大钟题写了“中华和钟，万年永保”八个大字，本人也有幸为全套编钟（108枚）书写了篆字铭文。 钟是商周时期最重要的乐器，大小依音阶制作。单一钟称“特钟”，成套的名为“编钟”，铭文铸在钲间或鼓间，视字数多少而定：铭文篆法与钟面图文、乳钉互相应和，形势的本身就构成了韵律的美感。由于商周青铜器中，以钟和鼎形制最大、数量也多、铭文最长、意义作用最重要，故将钟铭和鼎铭合称为“钟鼎文”，用以代表所有的金文书法。 《中华和钟》是结合《曾侯乙编钟》、《淅川钟》、《王孙诰钟》、《秦王钟》等的结构特点设计制造的，并在材料、工艺与花纹等方面作了较大的创新。她集中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其中借鉴较多的是《曾侯乙编钟》。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县擂鼓墩一号墓的战国时期的“曾侯乙编钟”，是目前发现的数量最多、保存最完好的一套古代编钟，共有65件，分八组三层排列。铜架为铜木结构，呈现曲尺形式，出土时矗立如故，并可演奏多种乐曲。钟鼎为商周时礼器之首，在西周时有严格的等级规定。但东周末年周王室衰败，礼崩乐坏，诸侯各自为政，无不僭越，《曾侯乙编钟》就是实证。按曾侯封址，在今天不过相当于一个县或地区，铸造这么宏大规模的编钟，显然大大超越了等级，然周王室已自身难保，哪有力量干预？而《中华和钟》乃是代表今日之中华大国向新世纪献礼的重器，其形制规模当然要超过《曾侯乙编钟》。 按照惯例,钟上须铸铭文。在商周时，其铭文都用金文大篆（因为当时没产生别的字体），但在后世制造的钟鼎中，也有使用其他字体的，如现藏北京大钟寺的明代《永乐大钟》，就是用的楷书铭文。考虑到《中华和钟》的形制比较古老典雅，不仅是作为乐器供人演奏，更重要的是充分展现弘扬中华种文化的精美艺术品，其铭文书法也应与之和谐相配，相映生辉；其钟面设有花纹、乳钉（不同于《永乐大钟》），可供铸铭面积有限，字数不宜过多，还要考虑便于大多数人辨识鉴赏。因此，创制工作领导小组经慎重研究，决定用既端庄典雅、又较易辨识的小篆做铭文书体。经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刘炳森先生推荐，由本人来担当书写任务。当我知道***主席题写了中央大钟铭文，由我有幸书写《中华和钟》音乐铭文和钟名铭文深为激动不已，自己的书法将同这一意义重大的世纪重器联系在一起，深感光荣、深受鼓舞，同时又为责任重大而感到紧张。接下任务后，我经过认真构思，决定用秦篆风格来做铭文，因为秦篆是秦统一中国后，经过整理、规范，在全国推行的字体，字形端庄秀美，笔画圆润健挺，线条婉转流畅。一般稍有文字、书法常识和鉴赏力的人都能辨识。较之过于古老、字体多变、不易辨识的金文大篆与屈曲缠绕、过于浮华、较为做作流俗的清人小传，更显质朴端稳、雍容大度，可雅俗共赏。于是，我先写了字样，在得到创智工作领导小组和几位专家的认可后，即一丝不苟地完成了全部铭文的书写任务。《中华和钟》制成后，经中国科学院路甬祥院长代表创制工作领导小组亲自签名验收，从武汉、苏州运至北京，于新前年前夕安放于北京太庙大殿。中科院领导、北京市委、市政府领导及创制工作组全体人员参加了交接安放仪式。***主席、李岚清副总理等中央领导于2000年元月一日前往参观，***主席亲手敲响了《中华和钟》，以洪亮的钟声迎接新世纪的到来。本人因当时正远在广州参加京粤跨世纪书法联展而未能参加这两次盛大的活动，错过了与江主席等领导人见面的机会，深感遗憾，但一想起自己为《中华和钟》倾注了心血，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又感到自豪和欣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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