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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论·研究] 梁启超先生: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上)

1 已有 1481 次阅读   2017-10-27 09:31
梁启超先生: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上)

梁启超 | 文

故事的开始是这样

诸君,我对于贵会,本来预定讲演的题目,是《古书之真伪及其年代》。中间因为有病,不能履行原约。现在我快要离开南京了,那个题目不是一回可以讲完,而且范围亦太窄。现在改讲本题,或者较为提纲挈领,于诸君有益罢。

我以为研究国学有两条应走的大路:

一、文献的学问。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

二、德性的学问。应该用内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

 

第一条路,便是近人所讲的“整理国故”这部分事业。这部分事业最浩博最繁难而且最有趣的,便是历史。我们是有五千年文化的民族,我们一家里弟兄姊妹们,便占了全人类四分之一;我们的祖宗世世代代在“宇宙进化线”上头不断地做他们的工作,我们替全人类积下一大份遗产,从五千年前的老祖宗手里一直传到今日没有失掉。我们许多文化产品,都用我们极优美的文字记录下来。虽然记录方法不很整齐,虽然所记录的随时散失了不少,但即以现存的正史、别史、杂史、编年、纪事本末、法典、政书、方志、谱牒,以至各种笔记、金石刻文等类而论,十层大楼的图书馆也容不下。拿历史家眼光看来,一字一句,都藏有极可宝贵的史料。又不独史部书而已,一切古书,有许多人见为无用者,拿他当历史读,都立刻变成有用。章实斋说:“六经皆史。”这句话我原不敢赞成,但从历史家的立脚点看,说“六经皆史料”,那便通了。既如此说,则何止六经皆史,也可以说诸子皆史,诗文集皆史,小说皆史。因为里头一字一句都藏有极可宝贵的史料,和史部书同一价值。我们家里头这些史料,真算得世界第一个丰富矿穴。从前仅用土法开采,采不出什么来,现在我们懂得西法了,从外国运来许多开矿机器了。这种机器是什么?是科学方法。我们只要把这种方法运用得精密巧妙而且耐烦,自然会将这学术界无尽藏的富源开发出来,不独对得起先人,而且可以替世界人类恢复许多公共产业。

这种方法之应用,我在我去年所著的《历史研究法》和前两个月在本校所讲的《历史统计学》里头,已经说过大概。虽然还有许多不尽之处,但我敢说这条路是不错的,诸君倘肯循着路深究下去,自然也会发出许多支路,不必我细说了。但我们要知道,这个矿太大了,非分段开采不能成功,非一直开到深处不能得着宝贝。我们一个人一生的精力,能够彻底开通三几处矿苗,便算了不得的大事业。因此我们感觉着有发起一个合作运动之必要,合起一群人,在一个共同目的共同计划之下,各人从其性之所好以及平时的学问根底,各人分担三两门,做窄而深的研究,拼着一二十年工夫下去,这个矿或者可以开得有点眉目了。

 

此外,和史学范围相出入或者性质相类似的文献学还有许多,都是要用科学方法研究去。例如:

(一)文字学。我们的单音文字,每一个字都含有许多学问意味在里头。若能用新眼光去研究,做成一部《新说文解字》,可以当做一部民族思想变迁史或社会心理进化史读。

(二)社会状态学。我国幅员广漠,种族复杂。数千年前之初民的社会组织,与现代号称最进步的组织,同时并存。试到各省区的穷乡僻壤,更进一步入到苗子、番子居住的地方,再拿二十四史里头“蛮夷传”所记的风俗来参证,我们可以看见现代社会学者许多想象的事项,或者证实,或者要加修正。总而言之,几千年间一部竖的进化史,在一块横的地平上可以同时看出,除了我们中国以外恐怕没有第二个国了。我们若从这方面精密研究,真是最有趣味的事。

(三)古典考释学。我们因为文化太古,书籍太多,所以真伪杂陈,很费别择;或者文义艰深,难以索解。我们治国学的人,为节省后人精力,而且令学问容易普及起见,应该负一种责任,将所有重要古典,都重新审定一番,解释一番。这种工作,前清一代的学者已经做得不少。我们一面凭借他们的基础,容易进行;一面我们因外国学问的触发,可以有许多补他们所不及。所以从这方面研究,又是极有趣味的事。

(四)艺术鉴评学。我们有极优美的文学美术作品。我们应该认识它的价值,而且将赏鉴的方法传授给多数人,令国民成为“美化”。这种工作,又要另外一帮人去做。我们里头有性情近于这一路的,便应该以此自任。

以上几件,都是举其最重要者。其实文献学所包含的范围还有许多,就是上所讲的几件,剖析下去,每件都有无数的细目。我们做这类文献学问,要悬着三个标准以求到达:

第一求真。凡研究一种客观的事实,须先要知道它“的确是如此”,才能判断它“为什么如此”。文献部分的学问,多属过去陈迹,以讹传讹、失其真相者甚多。我们总要用很谨严的态度,仔细别择,把许多伪书和伪事剔去,把前人的误解修正,才可以看出真面目来。这种工作,前清“乾嘉诸老”也曾努力做过一番,有名的清学正统派之考证学便是。但依我看来,还早得很哩。他们的工作,算是经学方面做得最多,史学、子学方面便差得远,佛学方面却完全没有动手呢。况且我们现在做这种工作,眼光又和先辈不同,所凭借的资料也比先辈们为多。我们应该开出一派“新考证学”,这片大殖民地,很够我们受用咧。

第二求博。我们要明白一件事物的真相,不能靠单文孤证便下武断。所以,要将同类或有关系的事情网罗起来,贯串比较,愈多愈妙。比方做生物学的人,采集各种标本,愈多愈妙。我们可以用统计的精神作大量观察。我们可以先立出若干种“假定”,然后不断的搜罗资料,来测验这“假定”是否正确。若能善用这些法门,真如韩昌黎说的“牛溲马勃,败鼓之皮,兼收并蓄,待用无遗”。许多前人认为无用的资料,我们都可以把它废物利用了。但求博也有两个条件。荀子说:“好一则博。”又说:“以浅持博。”我们要做博的工夫,只能择一两件专门之业为自己性情最近者做去,从极狭的范围内生出极博来。否则,件件要博,便连一件也博不成。这便是“好一则博”的道理。又,满屋散钱,穿不起来,虽多也是无用。资料越发丰富,则驾驭资料越发繁难,总须先求得个“一以贯之”的线索,才不至“博而寡要”,这便是“以浅持博”的道理。

第三求通。“好一”固然是求学的主要法门,但容易发生一种毛病。这毛病我替它起个名,叫做“显微镜生活”:镜里头的事物看得纤悉周备,镜以外却完全不见。这样子做学问,也常常会判断错误。所以我们虽然专门一种学问,却切不要忘却别门学问和这门学问的关系;在本门中,也常要注意各方面相互之关系。这些关系,有许多在表面上看不出来的,我们要用锐利眼光去求得它。能常常注意关系,才可以成通学。

以上关于文献学,算是讲完,两条路已言其一。此外则为德性学。此学应用内省及躬行的方法来研究,与文献学之应以客观的科学方法研究者绝不同。这可说是国学里头最重要的一部分,人人应当领会的。必走通了这一条路,乃能走上那一条路。

文章来源:

《梁启超文存》,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作者简介

梁启超

梁启超(1873年2月—1929年1月),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专栏主持

卜师霞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从事训诂学、词汇语义学研究。

文章原创丨版权所有丨转发请注出处

责任编辑:朱彩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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