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动态] 杨东平丨继承和创新：传统文化教育的现状和展望

传统文化的复兴从民间的国学热到现在为止已经成为一个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和国家意志，在这个背景下，如何来认识和了解传统文化教育的现状和问题？本文中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教授从宏观角度阐述了中国当代传统文化教育的问题和困境，以及他对未来发展的思考和建议。

本文摘选自《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发展报告2018》中，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教授撰写的《继承和创新：传统文化教育的现状和展望》

问题与困境

传统文化教育面临的问题，可以分为宏观层面、公办学校教育、体制外教育等不同层面，需要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认识和破解。

（一）何为优秀的传统文化？

自新中国提出“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文化方针，新儒家提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的命题后，儒释道和诸子百家，就为何为精华、何为糟粕的争论一直不休，何为儒学、国学、传统文化的争论也无定论。

这集中体现为高校关于独立设置国学学科的争论。主张者认为此举有利于解决将中国传统学术分割为文、史、哲、艺等学科的弊端，有利于恢复中国古典学术的合理地位。由于“国学”外延的边界比较模糊，并不符合国家学科建设、专业建设的规范，也未获得文、史、哲、艺等学科学者的认同，因而倡立“国学”学科的政策建议至今无果。

在历史上，何为经典、何为国学也无定论。1922年胡适开列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举书184种，包括工具书14种。梁启超认为此书目太偏而另拟书目，分为修养应用及思想史、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韵文类、小学及文法类、随意涉览书等五大类，共141种。两个书目都包含佛学的内容。可见无论胡适还是梁启超的国学门槛，今人都是颇难“入门”的。

梁启超在《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中强调，除了用客观科学的方法研究文献，更应用内省躬行的方法去砥砺德性。他认为现在的学校完全偏于智育，而老先生则偏于修养。新一代学人在做学问方面，应创造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在做人方面，造就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

可见，继承传统文化，有做学问（知识文化传承）和做人（道德人格砥砺）两方面，后者更注重文学审美、传统技艺等素质和教养。事实上，在孔子时代，其六艺课程就是由德育、诗教、乐教等构成的，而非以读经为主。有人归纳为“道”“文”“艺”这样三个层面，构建面向青少年的传统文化教育。

中小学的传统文化教育内容，在经史子集的类别中，比较普遍和约定俗成的是以儒家经典为主干，加以老庄等文化，以及《易经》《诗经》《尚书》《史记》和古代诗词等内容。但在不同年龄阶段，经典教育的内容和深度究竟如何判定，既是学术性也是实践性的问题，需要切合当下的时空和青少年的实际状况，在实践中认识和探索。

如何区分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就更为严肃、更为复杂，涉及传统政治道德与现代文明的适切性。

张岱年先生认为，五四运动中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与“五常”（仁、义、礼、智、信）一起加以反对，则大可商榷。因为五常具有超越时代、阶级的普遍的道德价值。

▲中国著名哲学家、国学学者张岱年

在“国学热”的现实中，社会上出现了公然宣扬“男尊女卑”陈旧道德的“女德班”；学校中也出现学生在操场大声诵读“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弟子规》的争论就更具深意。

（二）公办学校传统文化教育的问题

在课题调研中，公办学校系统的困惑和问题大多具有共性。

1.动力机制问题。在应试教育大环境中，由于传统文化教育的边缘地位，不少校长教师内心缺乏情感和文化认同，因而缺乏动力。

2. 内容的碎片化。多数学校的传统文化教学缺乏整体设计，教育内容缺乏整合、教材内容呈现散乱化、碎片化。

3. 传统文化教育的知识化。学校比较习惯的做法，是将传统文化教育纳入知识教育的框架，从而把“以文化人”的教育变为学科知识教育，把历史文化和经典文本学习等同于知识灌输。这既有教育不得法的问题，背后也有应试功利主义作祟。例如高中教学中传统文化教育与高考的关系。尽管考试比重增长了很多，一些人仍然认为太少，不足以调动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动机。希望进一步强化考试功能，凸显了功利化教育取向与道德教化目标的相悖。

4. 师资力量比较薄弱，切近有效的教学资源不足。

5. 教学时间缺乏保障。除了进入教材的内容，多数学校采取正课之前、之后“挤时间”的方法开展吟诵、艺术活动等教育。

6. 教育效果难以评价。与规范的学科教学不同，传统文化教育的成效难以评价。如果不用知识化的考试成绩，如何衡量比较传统文化教育的成效？或者应当怎样对传统文化教育进行评价？

（三）如何处理读经？

传统文化教育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读经。对于以读经为主的体制外教育，这固然是焦点；对于公办教育而言，读经究竟应当占有多大比重、达到什么程度，仍然悬而未决。主张者认为，经典是传统文化之本。2016年9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书院高峰论坛，来自海内外的25名儒家学者和40家书院代表共同签署的《东湖宣言》明确指出，“书院教育一定要以学习经典为主，原原本本地、一字一句地读儒释道的基本经典，这是起码的要求。不应以多样化、通俗化为托词，降低我们对经典，特别是对承载常道的四书五经的学习要求。”

▲在第二届全国书院高峰论坛上，来自海内外的25名儒家学者和40家书院代表共同签署了《东湖宣言》

基于中国文化“整体认知”的特点，国学教育具有教育、文化、道德三重取向，包括典籍传承、知识获得、文化情感、审美、道德人格、生活方式等等方面，是一个整体的、立体的构造。

专家学者建议，需要建立不同年龄、进阶的“新国学经典”体系，分为大众、普通、专业不同系列，以便于不同教育机构、青少年和成人学习。

传统文化教育未来如何发展？

（一）中华文化复兴的命题进入深水区

社会现代化过程就是传统与现代不断冲突、摩擦、融和、演化的过程。晚清以降，对处理中西文化有“中体西用”的设计，此后又有与传统的“彻底决裂”的现实。但实际的文化选择并非那么简单明快。当下的现实，在功利主义、技术主义的强势发展中，价值旁落、道德滑坡，文化呈“有用无体”之势。

进入21世纪，国家对传统文化教育的高度重视，上升为“文化自信”“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凸显了意识形态重整的重要性。

但是，传统文化在轰轰烈烈之中的尴尬处境，如研究者所言，在现实生活中仍然是西进中退、术繁道衰，仍然有“名不正言不顺”的问题。在经历了“打倒孔家店”的矫枉过正之后，此“枉”并未真正翻案。中华文化复兴的命题进入深水区，需要“矫枉守正”，其实质是信仰重建、道德重建的问题。

费孝通晚年十分强调“文化自觉”的概念，认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从而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

▲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

中国传统社会是在“国家—个人”的二元结构中构造的，形成所谓“家国”的概念。其政治文化和伦理强调个人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比较忽视个人权益。现代社会的结构，发展为“个人—社会—国家—世界”的四维空间，需要重视以公民人格为基础、以合法性为底线的教育，培养具有良好的基础文明、清晰的文明观和世界观的合格公民。这需要在教育中融合社会主义、中华传统文化、西方主流文明的价值，形成能够整合和引领中国社会发展的先进文化。

在传承文化传统的过程中，许多人认识到教育的民族化仍然是重要的目标。中国教育的传统智慧，如识字、蒙学、书法、武术以及“六艺”课程之类的教育概念，都是大可发扬的。恢复源远流长的民间办学传统，弘扬“学在民间”、自由研究的书院精神，也都是建设面向未来的学习化社会的应有之义。

（二）传统文化教育的生命是什么？

要使传统文化教育进入现代社会和当代生活，进入新一代青少年心中，最重要的是如国办的《意见》所指出的，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秉持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扬弃继承、转化创新，不复古泥古，不简单否定，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

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没有传统文化教育的生命。这种转化和发展具有诸多方面。它关注的问题，一方面是在全球化时代，融合古今中西的包容性、开放性；另一方面，是连接儿童、连接当下、连接生活的现代性，从而为未来培养人才。

（三）官学、私学如何发挥各自的价值？

在国家大力倡导、支持传统文化教育的背景下，特别需要认识儒学发展传承的机制。千百年来，儒家文化和教育一直有官学和私学这样两个传统和源流。作为体制化教育的官学，与科举制相连，维系着教育的巨大规模，推动着全民族的教育热情；书院所开创的自由探究与讲学的传统，则成为儒学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不断发展演化的教育机制。

当代传统文化教育的发展，呈现着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机制。政府主导的好处，是提供了制度的、政策的、财政的支持，以利于在课程、教材、教师队伍、学科建设、实习基地等各个方面，开展整体化、系统化的文化建设，使学校教育成为文化传承的主渠道。而在学校教育之外的书院私塾、大众媒体、社会文化机构等民间的、社会化的教育机构，提供了多样化和丰富性的教育内容和途径，具有强大的自我生长和发展的动力。

当前文化传承中的诸多挑战和问题，大多并没有标准答案。我们可能的选择就是通过多样化的探索，在实践中加以比较、选择，达成进步和进化。这需要一种开放的态度和机制，不是定于一尊，而是包容，宽容，认识学在民间的价值，允许多样化的民间教育的发展，通过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形成不同的模式、方案、方法、路径，使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社会环境中扎根生长，恢复生机。

这包括国学教材的开放性和多样性。统编教材可以提供一个基本框架，作为指导和规范，但为满足在学堂、家庭、社会不同场合、不同年龄、不同群体多样化的不同需求，教材必须多样化，从而为传统文化教育的创新提供相应的环境和空间。

要重新认识民间书院对于传播国学、社会教化和社区治理的功能，通过立法，使民间书院合法化，使其能够在当代社会继续生存发展。

（四）这些重要问题，亟待厘清

如同中西医之争，随着传统文化教育的推进，亟待有效的理论指导和研究支持，从而超越传统的经验式实践，使文化传承在现代教育科学和学习理论中获得解释。

例如作为一种文化理论，如何认识“回到经典”、古典教育的价值，如何评价进步主义教育、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的功过和效用，这就涉及如何在21世纪建立融合“古今中外”、既具民族性又具有现代性的教育学。

值得辨析的，还有中国传统蒙学的价值。我们意识到中西方关于儿童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存在明显差异。西方教育学基于儿童认知的特点和阶段等心理学原理，重视“儿童中心”、儿童的主体性和独立性。与西方“迁就”儿童、将儿童作为儿童来对待不同，中国人认为不应低估儿童的学习潜力，开始教育的年龄更早，强调蒙以养正、少年立志、少年强则国强。中国传统蒙学对儿童少年教育的不同认知和定位，究竟是先进落后之别，还是一种文化个性、文化特点，能否在教育科学中得到检验？

此外，需要评价和检验传统教育的经验与方法。例如，读经是否有利于儿童学力的增长、是否使儿童更为聪明、更具发展后劲？读经是否有利于道德人格的发展？大量背诵的教育成效如何检验？

适应传统文化教育的需要，应当开发、使用新的评价工具，从而在分数评价之外，能够测量评价经过传统文化教育之后，儿童在文化认知、社会与情感技能方面的变化。

《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发展报告 2018》

杨东平主编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9年5月出版

本书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和敦和基金会联合推出，是一部对传统文化教育的研究报告。本项研究由敦和基金会资助，研究活动的组织、协调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负责。

课题组由教育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背景的中青年学者组成。2018年，课题组实地走访了30多所案例学校，与超过50位一线教育实践者进行面对面交流，调查范围包括中小学教育、高等教育、私塾书院等民间教育机构，社区博物馆等社会教育载体，梳理分析各种教育形态的内容体系、途径及效果。同时根据传统文化教育相关主体的特征，设计了三份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3750份。基于实证研究、案例剖析以及大量数据，来透视和展现目前传统文化教育的发展现状、问题点和生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