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论·研究] 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

中国哲学的智慧长河中，“中庸” 二字始终闪烁着温润而深邃的光芒。它既非平庸妥协的生存术，亦非模棱两可的折中主义，而是儒家对宇宙秩序与人类实践的终极洞见 —— 在变动不居中寻得恒常之道，于日用伦常处彰显高明之境。冯友兰先生以 “阐旧邦以辅新命” 概括文化传承的使命，恰与《中庸》“极高明而道中庸” 的精神遥相呼应：唯有深植于文明的根基，方能在时代的浪潮中锚定航向；唯有将超越性的价值理想熔铸于具体的生命实践，方能成就真正的智慧之道。

中庸是大局是未来是理性

一、中庸之道：在两极之间寻得存在的节奏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将 “中庸” 视为美德的核心，认为勇敢是鲁莽与怯懦的中间态，节制是放纵与冷漠的平衡点。但中国哲学的中庸之道，有着更精微的义理结构。《中庸》开篇即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这里的 “中” 并非数学意义上的中点，而是天道在人性中的本然呈现；“庸” 亦非平庸，而是 “不易之常道”。中庸的本质，是通过对 “度” 的把握，使事物各安其位、各尽其性，如同乐师调校琴弦，既不过紧而崩断，亦不过松而失音，在张力的平衡中奏响和谐的乐章。

孔子周游列国，面对礼崩乐坏的时代，既未像道家那样 “绝圣弃智”，也未如法家般严刑峻法，而是提出 “克己复礼为仁”。他的中庸，是在 “仁” 的内在超越性与 “礼” 的外在规范性之间建立动态平衡：既肯定人对道德理想的追求（极高明），又强调这种追求必须落实于日常的人伦日用（道中庸）。正如朱熹所言：“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 这种 “平常之理”，实则是对宇宙生成论的深刻体认 —— 天地氤氲，万物化醇，一切存在皆在阴阳互动中保持着微妙的张力，中庸正是对这种宇宙节律的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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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极高明：中庸的超越性维度

常人往往误以为中庸是世俗的生存智慧，却忽略了其背后的形上根基。《中庸》云：“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这里的 “至诚”，便是中庸的超越性指向 —— 通过真诚无妄的实践，个体得以突破有限性，与天地并列为三才。这种境界，绝非浑浑噩噩的 “乡愿” 所能企及，而是需要 “致广大而尽精微” 的修养工夫。

宋明理学对中庸的阐释，进一步彰显了其高明之处。张载提出 “仇必和而解”，认为矛盾的双方并非你死我活，而是在对立中走向和解，最终实现 “太和” 境界；王阳明强调 “中庸是人人心中有的天理”，主张在事上磨练，于动静语默之间体认良知的本然中正。这些思想表明，中庸之道不仅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更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生存智慧 —— 它要求人在面对世界的复杂性时，既不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潭，也不执着于绝对主义的独断，而是以 “执两用中” 的智慧，在多元价值中保持开放与包容，在变动不居中坚守核心的价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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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中庸：高明理想的现实落点

真正的高明，从不悬浮于云端，而是扎根于人间。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他深知，中庸的实践需要极大的勇气与智慧，因为它要求人在具体的情境中做出恰如其分的判断，既不墨守成规，也不随波逐流。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德性在于个体在适当的时间、对适当的人、以适当的动机、用适当的方法做适当的事。” 中庸的 “适当”，正是对具体性的尊重，是普遍原则与特殊情境的辩证统一。

回顾中国文明的历史，中庸之道的高明之处，正在于其强大的包容力与转化力。佛教传入中国，经过数百年的碰撞融合，最终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局面；近代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中国文化既没有彻底否定传统，也没有盲目照搬西学，而是在 “中体西用”“综合创新” 的探索中寻找新的出路。这种 “道中庸” 的实践，本质上是一种文明的自我调适能力 —— 如同流水，遇方则方，遇圆则圆，却始终保持着奔向大海的方向。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创新，不是对传统的断裂，而是对传统的激活；真正的高明，不是脱离现实的玄想，而是在现实中创造理想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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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现代性困境中重寻中庸智慧

当今时代，技术理性的膨胀导致价值虚无，多元主义的冲突引发认同危机，人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战。此时重提中庸之道，并非复古守旧，而是寻找一种能够统合差异、化解冲突的智慧。正如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试图调和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中庸之道也在努力弥合 “事实” 与 “价值”、“传统” 与 “现代” 的裂痕。它提醒我们：任何极端的选择 —— 无论是绝对的个人主义还是极权主义，无论是文化虚无主义还是原教旨主义 —— 最终都会导致失衡与毁灭，而真正的文明进步，必须建立在对 “度” 的把握之上。

冯友兰先生说：“旧邦新命，这是现代中国的特点。我要把这个特点发扬起来。” 在这个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中庸之道的现代意义，正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 “极高明而道中庸” 的生存范式：既坚守文明的核心价值（阐旧邦），又回应时代的新问题（辅新命）；既保持对超越性理想的追求（极高明），又脚踏实地地践行于日常（道中庸）。这种智慧，不是逃避矛盾的妥协，而是直面矛盾的担当；不是放弃原则的圆滑，而是守护原则的柔韧。它让我们在剧变的世界中，既能立定脚跟，又能舒展胸怀，在 “致中和” 的实践中，实现个人生命与人类文明的共同成就。

站在文明的长河边回望，中庸之道始终是中国哲学献给世界的礼物。它教会我们：真正的高明，不在于远离人间的玄思，而在于照亮人间的智慧；真正的新命，不在于否定过去的重建，而在于激活传统的创造。当我们以 “阐旧邦” 的温情与敬意，去践行 “辅新命” 的使命，以 “极高明” 的精神境界，去落实 “道中庸” 的实践智慧，便能在时代的浪潮中，走出一条既不失根本、又充满生机的新路 —— 这，或许就是中庸之道最永恒的高明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