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论·研究] 我对社会主义美术的看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术会议”上的发言

　我是画中国画的，对美术理论也有兴趣，画画之余，也写过一些文章，不久前还出版过一本小小的文集《画余论丹青》。这次能和这么多美术理论家一起开会探讨理论问题，是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但我的发言只是片断的感想。

　　这样的会，不仅应该在理论界开，也应该在美术创作界开，最好是一起开，这样可以使美术创作实践和美术理论的关系更为密切，使美术家和理论家更好地沟通和互相学习与促进。我的感觉是，“新潮”美术和“新潮”理论的关系倒是很密切的，它们可说是浪借风势，风助浪狂，所以才愈演愈烈。而社会主义美术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却缺乏有力的配合，显得缺少生气，旗帜不鲜明，锋芒不锐利，没有开创出应该开创的繁荣局面，没有崭露出应该崭露的蓬勃生机。当然，这是和当时的政治大气候分不开的。

　　我认为，社会主义美术的理论家，应该更好地面向实际，充分了解实际情况，深入研究实际问题。譬如，在目前探讨“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美术”这个大题目中，应该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如何落实“突出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上，研究是什么原因曾经阻碍和今后还会阻碍“突出主旋律，提倡多样化”。领导方面的原因是什么？社会方面的原因是什么？画家方面的原因又是什么？至于究竟什么是主旋律，如何字斟句酌地去界定，去下定义，比较起来并不是最迫切和最重要的，因为这在理论家和创作家的心目中，都有个大体相同的理解。我曾在《美术》1981第6期上发表过一篇短文《随感二则》，其中一则的题目就是《百花齐放和有所提倡》，虽然那时还没有主旋律的提法，但实际上这就是在呼唤主旋律。我在那篇短文中引用了杜勃留洛波夫的一段话，他说，一个深刻反映现实生活的诗人和一个把全部精力用来描写小溪或树叶的诗人，其价值是不可能相等的。（大意）我还说，固然牡丹好，丁香也好，但是在百花繁茂甚至杂草丛生，而唯独牡丹凋零的时候，难道我们不应该对牡丹着意加以扶植吗？

　　我认为，当前更需要的是解决“突出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办法和措施，而正确的解决办法和措施是离不开正确理论的指导的。又譬如，探讨“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美术”，离不开为什么人的问题，离不开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问题。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艺术已空前商品化，且是国际商品化，对象是外国的有钱人，注重的是适应外国人的欣赏口味。这个问题，应如何正确认识，又如何予以解决，都是十分迫切的问题。作为体现主旋律的作品，必然要求其鲜明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性和革命的倾向性。然而，这样的作品在今天的中国，除了官办的展览能和群众见面，别无其他途径，宾馆饭店不会陈列，画廊不要，进不了商品流通领域，国家又舍不得或拿不出更多钱来收藏。这些实际问题，如果得不到很好解决，尽管把主旋律的界定和定义搞得十分准确、周密、完善，争论得十分热闹，仍然无济于事。

　　还有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就是美术家的社会主义觉悟、思想理论水平的提高，特别是青年美术家的马列主义世界观、艺术观的学习和树立，和对历史，特别是对近、现代史的学习，理论家应该给予更多的重视、关心和帮助。20世纪80年代初，我参加过一次北京市美协召开的座谈会。当时，社会上有人提出了中国需要一个民主启蒙运动。我当时发言说，中国更需要的是马列主义的启蒙，因为“四人帮”时期成长的青年，已经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而批判“四人帮”，不能仅仅用旧民主主义、旧人道主义的思想，而必须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否则，批判“四人帮”的结果，可能连马列主义也丢掉了，甚至连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也给批判、否定了。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如此。

　　说到青年美术家，在1986年中国画研究院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放映一些“新潮”美术作品的幻灯片，大家讨论，与会者多是中年画家。我看到那些作品数量竟然那么多，大量是胡闹的，便提出了对青年应该引导，有的人却激烈反对，说我们对青年不是什么引导的问题，学习还来不及哩！并对这些“作品”大唱赞歌，大肆吹捧，表示自愧不如。我认为这些年来的“新潮”美术迷惑和毒害了那么多青年，我们中年美术家、理论家都是有责任的。

　　最后，我想谈谈为“新潮”美术正名的问题。“新潮”本来是他们自封的，是混淆视听、欺世盗名的，如果我们也跟着叫他们为“新潮”，这在客观上就会起到帮助他们迷惑群众的作用。事实上，“新潮”并不新。新中国成立前，20世纪40年代末，我在四川省立艺专上学，那时就已经有一部分学生热衷于西方现代美术，立体主义、抽象主义、达达派等，都已被大量引进到中国来了。现在西方现代美术虽然又有发展，但本质上并没有变，它再次被引进，而且是在社会主义中国早已取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之后，只能说是回潮，称不上新潮。另外，从社会发展史来看，人类社会是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才是最新的，社会主义美术才是真正的新潮美术。我们不应该轻易地把新潮桂冠拱手让给回潮美术，任凭他们去混淆视听，欺世盗名、蒙骗青年。

　　不过，西方现代美术如果不是作为一种潮，被推到中国来，任其泛滥成灾，甚至妄想冲垮和替代社会主义美术，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把它再次介绍、引进到中国来，给它一个恰如其分的位置，仍然是必要的，因为西方现代美术的构成也是很复杂的、多层面的，还是可以作为我们了解、批判、学习、借鉴古今中外一切美术中的一部分，加以利用。尽管是很小的一部分，也不应加以拒绝。在对外开放的今天，完全拒绝它，既不可能，也不明智，关键是把它摆在一个适应的位置。

（刊于《美术》199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