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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周恩来在南昌八大山人纪念馆观赏书画
红卫兵冲入故宫，他派来军队守护！
北京故宫，明、清两代24位皇帝在此居住，有房屋9999间半，是世界现存最宏大、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这座中国古代建筑精品能够较为完整地保存至今，与周恩来是分不开的。
早在1948年解放军包围北平时，周恩来就向毛泽东提出建议：攻城时，一定要保住故宫古建筑。他还请来了著名建筑专家梁思成标清了故宫和其他古代建筑的位置，并印在军队的战士手册上。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作为首都，自然要重点建设。在制订建设规划时，许多人提出要拆除故宫。一些出身贫苦的老干部也提出要拆除故宫，因为他们一看到故宫就想到旧中国统治下的穷人受苦受难。苏联专家也提出要拆除故宫，把中央行政区放在故宫的位置。
在此情况下，周恩来力主保住故宫。他认为：除掉封建思想，根本的是人民思想上的进步，不在于拆除一座宫殿。故宫是古代建筑的典范，保留下来，可以供人民参观嘛！这样，建国之初拆除故宫的意见被否定了。
后来，在“大跃进”、“文革”中，周恩来也多次出面保护故宫，使之免遭胡乱改造和拆除的命运。
1966年8月18日，就在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当晚周恩来得知一伙红卫兵准备第二天冲入故宫去造反。他立即作出了关闭故宫的决定，并通知北京卫戍区派一个营的部队前去守护。故宫工作人员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一方面拒不开门，一方面加以劝说。门外的“小将”最后见没有冲入的可能，只好呼喊了一阵口号离去。
从此，故宫大门一闭就有5年之久，在许多地方名胜古迹惨遭破坏的时候，故宫得以幸免。1971年7月，在故宫博物院即将重新开放之际，周恩来还请郭沫若组织班子编写《故宫简介》，并逐字逐句审阅修改、定稿。
“颐和园的牌楼，不准拆除”
1966年文革开始后，红卫兵和造反派在“破四旧”的口号下，多次跑到颐和园，扬言要“挖掉万寿山，填平昆明湖”。但万寿山、昆明湖面积很大，真要动手，很不容易。于是，他们把目光盯在了颐和园东宫门外的过街牌楼上，要把它砸掉。
就在红卫兵们架好了梯子，登上牌楼，准备将其拉倒之际，周恩来得知了消息。他立即打电话给颐和园管理处，要他们制止红卫兵，并派他的秘书到现场，向红卫兵头目说明道理，郑重地向他们传达了他的意见： “颐和园的牌楼必须保护，不准拆除”。这个牌楼就这样被保护下来，至今仍然竖立在颐和园东宫门外。
重修恭王府，为“天下第一福”命名
恭王府，清代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曾先后作为和珅、永璘的宅邸。1851年恭亲王奕訢成为宅子的主人，恭王府的名称也因此得来。恭王府历经了清王朝由鼎盛而至衰亡的历史进程，承载了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故有了“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的说法。
1962年，周恩来专门作出批示，要求北京市有关部门拨款重修恭王府。就在那次重修时，考古人员在王府后花园的秘云洞内意外发现了失踪的福字碑。这“福”字大有来头：
据说康熙皇帝操心祖母孝庄皇太后身体康泰，为其“请福续寿”：他斋戒三日之后，化孝心于笔锋，一气呵成了震烁古今的“福寿”联体字。自得到了这“福”字后，孝庄皇太后的身体竟奇迹般康复了。有感于皇帝的一番苦心和孝心，也为了永久保存这世上独一无二的“福”字，孝庄皇太后命人将其刻石碑上，日夜抚摸，祈求多福。民间俱称这是康熙“请福续寿”带来的福缘。
北京人常说：“到故宫要沾沾王气，到长城要沾沾霸气，到恭王府就一定要沾沾福气！”恭王府的福气就来源于康熙御笔亲题、加盖有“康熙御笔之宝”印玺的福字碑。所以，当周恩来得知此碑被发现后，欣然将其命名为“中华第一福”，又称“天下第一福”。
“曲阜的‘三孔’建筑，决不许任何人破坏”
文革中的1966年11月，北师大的造反派头头谭厚兰一伙来到曲阜发动所谓“讨孔运动”。他们捣毁孔庙，破坏孔府、孔林、鲁国故址，砸毁古碑，刨平孔坟……
“三孔”
周恩来得知情况后，立即作出指示：“曲阜的‘三孔’建筑决不许任何人破坏，要谭厚兰务必在三日内返回北京。”他及时制止了这伙暴徒的暴行，使“三孔”免遭更大的破坏。
曲阜孔庙大成殿
1969年，周恩来顶着各方面的巨大压力，毅然下达了大修孔庙大成殿的指示，由国家拨款13万元，重点维修大成殿。山东省和曲阜县有关部门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于1970年就完成了大成殿的大修任务。
秘密收购流失海外的文物
唐代韩滉创作的《五牛图》，是现存最古的纸本中国画，也是少数几件唐代绘画作品真迹之一，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1900年，八国联军洗劫紫禁城，《五牛图》被劫出国外，从此杳无音讯。
韩滉《五牛图》
1950年初，《五牛图》被一位寓居香港的爱国人士发现。周恩来收到这位爱国人士的来信，信中说，他本来想从画商手中收购以献给国家，但苦于财力不足，迫切希望中央政府能购回这件流失在海外的中国绘画珍品。周恩来立即给当时负责文物工作的文化部作出三条指示：
一、派专家赴港鉴定，确定真伪，如系真品，立即购买；二、派可靠人员专门护送，确保安全；三、文物运回后，交给收藏条件好的单位妥善保管。
文化部接到周恩来指示后，立即组织专家赴港，鉴定《五牛图》确系真迹，经过多次交涉，最终以6万港币买下。
新中国成立后，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获悉：流失出去的大批珍贵文物被人带到了香港。经再三思量，郑振铎向时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和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作了紧急汇报。三人经反复研讨，决定以文化部的名义向周恩来汇报这一情况。
王献之《中秋帖》
王珣《伯远帖》
1951年3月，周恩来接到报告后，在国家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立即同意由国家拨专款抢救文物，并成立文物收购小组，秘密进行文物收购，将一批珍贵文物及时抢救了回来。其中最著名的是1951年从香港购回的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
马远《踏歌图》
此后，文物收购小组又在香港陆续收购了许多珍贵文物，如董源的《潇湘图》、宋徽宗的《祥龙石图》、马远的《踏歌图》、李唐的《采薇图》、吴镇的《渔父图》、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等40余件书画作品，都是古代绘画艺术的珍品。
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局部）
保留全世界最古老的观象台
北京古观象台，明清两代的国家天文台，建于1442年，是世界上古老的天文台之一。它以建筑完整、仪器精美、历史悠久和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独特地位而闻名于世。从明正统初年到1929年止，古观象台从事天文观测近500年，保存了一批珍贵的古代天文、气象观测记录和数据资料等，这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气象观测记录。
在北京修建地铁的初步规划中，要经过建国门的古观象台。施工指挥部提出了拆迁建国门古观象台的方案。这个重要的文物遗迹一旦被拆毁，将永不复存。如果搬迁，也会对资料数据造成重大损失。
对此，周恩来批示道：“这个天文台不要拆，看绕过成不成，有什么困难，写个报告来。”这座当今世界上保存天文仪器年代最早的古天文台就这样被保留了下来。
无独有偶，在北京石景山区玉泉路口西北侧路边，有两颗700多岁“高龄”的古树，这是元代灵福寺遗址遗存的树木。在地铁原建设方案中，这两棵古树正好处在玉泉路站站口的位置。为保护古树，周恩来批示，修改地铁建设方案，延长玉泉路站至八宝山站地铁的距离，两棵珍贵的古树得以存活至今。
十年动乱，亲签文件保护莫高窟
周恩来十分关心文物维护与修复，敦煌莫高窟成为其中的代表。
1951年，百废待兴，在当时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指示首先拨款2亿元，修复了5座岌岌可危的唐宋时期木结构窟檐。还拨款改善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问题，配备了吉普车，购置了发电机，莫高窟破天荒地第一次安装了电灯照明。
1962年，在周恩来的关心重视下，新中国第一次敦煌莫高窟的大抢修拉开了序幕。当时我国刚刚度过3年天灾人祸的困难时期，内忧外患，财力十分拮据。但周恩来说：
“敦煌莫高窟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宝贵的文化艺术遗产，已有一千数百年的历史了，解放前已遭受过帝国主义者残酷的劫掠和破坏，现在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它，否则，我们这些人不能向后世交代。”
1966年10月，江青在接见首都红卫兵时公开叫嚣说：“敦煌艺术没什么可以继承的东西。敦煌艺术是精神鸦片！”这无疑给敦煌艺术判了死刑。于是，被煽动起来的红卫兵从全国各地杀向莫高窟：专家学者被一一批斗，更严重的是，他们计划捣毁莫高窟的壁画和彩塑。
周恩来得知后，立即亲自签发了国务院“关于敦煌莫高窟第一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在文革期间一律停止对外开放，任何人不得冲击破坏，确有问题的待后期清理”的文件。
敦煌莫高窟终于有惊无险，免遭了一场劫难，而且凭借周恩来亲自签发的这份国务院文件，敦煌莫高窟奇迹般地平安度过了十年动乱岁月。
指名保护两大私家藏书楼
在解放江南之初，周恩来曾特别指名要求南下部队对两座私家藏书楼加以保护，一为近代中国有名的嘉业藏书楼，另一座为宁波天一阁。
嘉业堂藏书楼，位于湖州市南浔镇西南郊，系刘镛孙刘承干于1920年所建，因清帝溥仪所赠“钦若嘉业”九龙金匾而得名。该楼规模宏大，藏书丰富，原书楼与园林合为一体，以收藏古籍闻名。解放后，原书楼主人捐赠给浙江图书馆，现为公共图书馆和旅游景点。
天一阁位于浙江宁波市区，建于明朝中期，由当时退隐的兵部右侍郎范钦主持建造。天一阁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亚洲现有最古老的图书馆和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
搬走新华门前的石狮子
1966年6月初，“破四旧”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地中南海新华门前的石狮子，竟也引起了红卫兵的注意，上了“破四旧”的黑名单。这对石狮子，是北京城里最大的一对石狮子。
8月26日，耐心地说服了红卫兵，下令将新华门前的石狮子搬走，有效地将这一文物保护起来。后来，这对石狮子又回到了新华门前。
完整保存灵隐寺
1966年8月23日，杭州中学生红卫兵捣毁了岳王庙后，把下一个目标对准了灵隐寺。浙江大学部分有正义感的学生得知消息后，挺身而出，保护灵隐寺。浙江省委迅速把此事上报国务院。
8月27日，周恩来作出批示，要求浙江省委领导同志对红卫兵做好说服工作，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灵隐寺。在“破四旧”运动中，全国古刹旧庙被砸被毁的不计其数，能够部分保存下来已算是侥幸。像灵隐寺这样毫发未损、完整地保护下来的，更是凤毛麟角。
在重要的古建筑上安装避雷针
祾恩殿
中国的古建筑，大多为木结构或砖木结构，最怕的就是火灾。1956年6月的一个夜晚，位于北京明十三陵长陵的祾恩殿（全国唯一的一座巨型楠木大殿）被雷击起火。
消息很快传到了周恩来那里，他立即指示有关部门人员前去检查处理，得知没有受到严重破坏，他才松了一口气。随后，周恩来很快以国务院的名义发出通知，要求在全国重要的古代建筑上都要安装避雷针。避雷针的安装，有效地防范了雷击导致的火灾，保护了一大批古代建筑。
“我对死人不感兴趣。”
定陵地下玄宫
上世纪五十年代，明定陵的发掘，堪称一场惨烈的考古悲剧。当时的科技条件无法使大量文物尤其是丝织品保存下来。而在反右运动中，大部分考古学家被下放。已经打开的皇陵，就那样放了半年，里面的文物迅速干枯腐败，都糟践了。甚至在文革中，革命小将扫荡定陵，取出万历和他两个皇后的尸骨，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
考古队长赵其昌（右）与同事在玄宫中清理器物
而在定陵发掘后，各省纷纷要挖掘汉陵、唐陵、清陵等帝王陵。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迅速下发了“停止对一切帝王陵墓发掘”的文件，坚决制止了这种极不正常的发掘之风。
明长陵
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一直想着开挖长陵，他问周恩来：“我们是否再发掘长陵？”周恩来回绝道：“我对死人不感兴趣。”正因为这句话，明成祖朱棣才在陵寝里安睡至今。此后，国家文物局再未批准发掘帝王陵。
引自：
http://mp.weixin.qq.com/s/IpsA1fvc1u9kQVcAsQ20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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