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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作赏析] 10件维米尔集结，《窗边读信的女孩》修复后首展德累斯顿

已有 169 次阅读 2021-09-30 20:31

10件维米尔集结，《窗边读信的女孩》修复后首展德累斯顿

2021-09-30 07:49

延期数月后，德国德累斯顿收藏馆历代大师画廊“维米尔：镜像”（Johannes Vermeer. On Reflection）大展在9月开幕，展览核心是馆藏维米尔《窗边读信的女孩》（创作于1657-1659），这件作品经过四年修复、显现出被遮盖的丘比特后，首次公开亮相。

展览还云集了借展自美国和欧洲其他博物馆的维米尔作品8件，这些作品均与《窗边读信的女孩》有关，加之馆藏的《老妪》，此次展览共展出十件维米尔作品，目前已知维米尔作品只有35件，一次展十件，极为难得。在此之前，只有2017年巴黎卢浮宫的展览微微超过了这个数字。

展览现场

展览从维米尔所生活的代尔夫特的艺术环境开始讲述，以9个部分对应展出的9件维米尔作品，从“灵魂的反射”、“现实与欺骗”、“当时间静止时”、“爱的语言”、“来自内心的信息”等角度展开，直至第10件作品《窗边读信的女孩》的展室达到高潮，围绕作品还展出了当时的装饰艺术品，并通过文献档案和影像放映的形式呈现修复过程，以及研究项目进展。

荷兰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的《读信的女人》、《小街》，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的《持天平的女人》、伦敦英国国家美术馆的《站在维金纳琴前的女子》、法兰克福施塔德艺术学院的《地理学家》、柏林国家博物馆的《戴珍珠项链的女人》、赫尔佐格·安东-乌尔里希博物馆的《拿酒杯的女孩》、纽约弗里克收藏馆《中止奏乐的女孩》等集结一处，其中《中止奏乐的女孩》是1901年入藏以来，首次离开美国。

展览现场，观众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藏、维米尔的《小街》前

此外，展览还展出了17世纪下半叶荷兰风俗画的50幅作品，其中包括彼得·德·霍赫（Pieter de Hooch）、杰拉德·窦、弗朗斯·范·米里斯（Frans van Mieris）、格拉尔德·特鲍赫（Gerard Ter Borch）等人的主要作品，以及当时的图纸、印刷品、雕塑、历史家具，以全面了解维米尔所处的艺术环境。展览有一部分解析了维米尔的绘画技术，并还原了《窗边读信的女孩》是如何被创作的过程。

默克尔在展览现场

三个世纪后，丘比特显现

在被一层油漆覆盖了三个世纪后，一个裸体小丘比特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原本画面中宁静的室内场景。德累斯顿收藏馆历代大师画廊馆长斯蒂芬·科亚（Stephan Koja）将此次发现形容为“一个侦探故事、一场冒险”。

因为丘比特的显现，这幅《窗边读信的女孩》成为了展览的焦点，其实早在40多年前，X光片便透露了丘比特在画中的存在，但一直认为是被维米尔自己抹去的。

维米尔，《窗边读信的女孩》（修复前，1657-1659), Photo- Klut/Estel，© SKD

2017年，德累斯顿收藏馆的研究人最初修复这幅画时，并未对外公开。在修复过程中发现去清漆时，画面中有一块矩形对修复剂的反应不同。这表明，画面包含了与维米尔作画时不同的成分，因此更有可能是由另一只手涂抹的。这一部分较暗的色调也表明，在原画因年代久远而变暗之后，后来的艺术家可能试图与之匹配。

有现代仪器对《窗边读信的女孩》进行修复分析

德累斯顿收藏馆任命了一个由维米尔研究专家和修复专家组成的顾问小组，该小组一致认为，从画作上取下显微样本进行测试是可行的。“对这些微小碎片的分析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证明丘比特在维米尔于17世纪50年代后期完成这件作品的数年甚至几十年后被覆盖了油漆。”斯蒂芬·科亚补充道，“我们在清除最上层清漆后发现，矩形部分依旧有灰尘”，这些灰尘肯定是后来积累起来的，很明显，最上层颜料不是维米尔的。”

在专家小组批准后，修复人员先从矩形部位下方清理出一条约一厘米宽的条带作为测试。“测试的结果令人惊喜，丘比特的笔法显然是维米尔的，很明显我们必须做些什么。”经专家组研究，同意博物馆的绘画修复师克里斯托夫·舍尔策尔（Christoph Schölzel）完整地展现出丘比特。舍尔策尔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在显微镜下用精密的工具和稳定的手展开精微的工作。

修复中的《窗边读信的女孩》 © SKD

当丘比特完全展现，这件作品也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不仅在构图和色彩的平衡方面，更在内容方面。女孩脸颊上的红晕表明她在读一封情书，而墙上的爱神更直指主题，但丘比特脚下被显示践踏面具，则是欺骗的象征，以表明爱的征服、欺骗和不诚实。

维米尔，《窗边读信的女孩》（修复后，1657-1659) © SKD

这件“画中画”的显现，也开启了维米尔后期描绘室内场景的作品，其中大部分描绘了窗户旁或坐或立的人物，光线充足；他们大多独自一人，通常被捕捉到陷入沉思的片刻，也有在家庭劳作，背后墙壁上的绘画或地图往往增加了观众对角色内心生活的理解。

维米尔，《地理学家》，1669，法兰克福施塔德艺术学院藏

同样的丘比特出现在维米尔的其他三件画作中，包括此次在德累斯顿展出的来自英国国家美术馆的《站在维金纳琴前的女子》，但画中的丘比特脚下并没有压碎面具，相反他手中似乎拿着的一封信；在纽约弗里克收藏馆《中止奏乐的女孩》中，丘比特的剪影隐约出现夫妇身后，让人丝毫不怀疑他们的爱。

维米尔，《站在维金纳琴前的女子》，约1670-1672，英国国家美术馆藏

维米尔，《中止奏乐的女孩》，1660 - 1661，纽约弗里克收藏馆

丘比特的多次出现，很可能是基于维米尔收藏了一幅描绘丘比特的画。尽管这幅“丘比特”目前还没有被找到或者说确认身份，但策展团队相信这幅画很可能是荷兰画家凯撒·凡·埃弗丁根(Caesar van Everdingen)的作品，此次展览也展出了埃弗丁根一件丘比特画。

虽然，被遮盖的丘比特再现，但这件维米尔的作品依然神秘。目前尚不清楚到底是谁涂抹了丘比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为什么要修改？尽管维米尔的其他画作也有被后人修改，以满足当时的品味。

这一发现也引发了人们对另一件作品的猜测——柏林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戴珍珠项链的女人》，画中的女子穿着镶有貂皮的黄色衣服，站在镜子前，手指放在项链两端的缎带上，正在安静地自省。她身后是一堵洁白的墙。分析表明，挂在墙上的一幅地图被涂掉了——但被谁、为什么涂掉了？

维米尔，《戴珍珠项链的女人》, 1663-1665，柏林国家博物馆藏

德累斯顿收藏馆荷兰绘画首席修复师宋·内德雅（Uta Neidhardt）认为，这可能是维米尔本人涂抹的，要是如此，“在柏林的同事肯定会面临更多的研究和修复难题”。

但柏林国家博物馆17世纪荷兰和佛兰德斯绘画的负责人卡佳·克莱纳特（Katja Kleinert）却说，在最近20年的一份分析表明，与德累斯顿丘比特不同，《戴珍珠项链的女人》中的地图从未完成。

维米尔时代的代尔夫特

展览的另一特色是将维米尔的作品与其时代建立联系。比如，维米尔的《小街》画的是他亲戚家的房子，几乎和《窗边读信的女孩》同时进行，画面中的日常场景，散发着非凡的平静，也成为荷兰现实主义艺术的缩影。

维米尔，《小街》（代尔夫特的房屋），约1658年

维米尔笔下平视的代尔夫特建筑，与沃斯梅尔（Daniel Vosmaer）的视角形成呼应，后者画下了代尔夫特重要的城市地标——新、老教堂，它们也是市民重要的宗教活动场所。老教堂始建于1245年，是代尔夫特最古老的建筑，这件俯视作品勾勒出当时的城市风貌。

沃斯梅尔，《想象中的凉廊的代尔夫特》，1663年

比较维米尔与同时期其他艺术家，更会发现他们艺术之间的联系。比如维米尔曾大量借鉴了他的荷兰同行格拉尔德·特鲍赫(Gerard ter Borch，1617-1681)，后者因其创新体裁场景闻名于世。实际上，正是特鲍赫首次描绘了富裕阶层的年轻女士沉思的场景，而如今，维米尔更以此著称。

格拉尔德·特鲍赫，《写信的小姐》，约1655年，海牙莫里茨皇家美术馆藏

此外，《窗边读信的女孩》中，女孩的姿势与弗朗斯·范·米耶里斯（Frans van Mieris，1635-1681）《弹大键琴的女人》中人物形象相似。

弗朗斯·范·米耶里斯，《弹大键琴的女人》，1658, 德国什未林国立博物馆藏

当然，维米尔并不是唯一一个借鉴他人作品的画家，当时一些成功的主题，也经常被合成到其他艺术家的作品中。而17世纪的收藏家并不一定感兴趣谁先画了什么，而是谁画得最好。维米尔的才华在于，对客观世界和别人的作品不仅仅是单纯的摹写，他的才华在于对细节有所取舍。比如在《读信的蓝衣女子》中，维米尔不仅把场景的细节削减到最低限度，还有意识地移除了女子的影子，由此创造了一种非时间的效果，似乎画中人痴迷于阅读所构筑的无限时间中。

读信的蓝衣女人 46.6 × 39.1 cm，1662 - 1663，布面油画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藏

大量的观察和视觉体验，结合实验艺术技巧和实践空间关系，以及外部的灵感和影响，将有助于解读《窗边读信的女孩》的创作过程。这种早期的空间表达已经证明维米尔对风格化和构图平衡等艺术手段的掌握，以及对光线的使用和幻觉化空间的表达。对这幅画的研究也清楚地显示出，在创作《窗边读信的女孩》的过程中，维米尔是如何从相对的开放走向神秘的、超然的观察的。这也成为他后来所有风俗画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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