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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作赏析] 学者王旭：国宝艺术家黄建南先生的艺术成就

热2 已有 368 次阅读 2021-10-12 20:10

学者王旭：国宝艺术家黄建南先生的艺术成就

2021-10-12 19:14

文化复兴背景下黄建南先生的艺术使命

近几年，在世界艺术舞台上，黄建南等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名字越来越响亮，接二连三的拍卖成交记录及其高超的艺术水平，让全球藏家、学术界开始关注中国本土艺术同时，并深入地研究中国艺术现状及艺术家心理。有意思的是，戴着眼镜、操着一口标注南方口音的黄建南，出现在国际重要学术交流活动中，运动鞋加西服是他的标配，就连这种十分朴素又夹杂着土气的形象，都被西学学者视为是中国艺术家强大、自信，精神、价值上我之为我的表现。因为，从19世纪末以来，西方学者惯于从中国留洋精英的外表，判断其融入国家化、现代化程度。

客观地说，黄建南等人在国际上礼遇，是近百年中国画坛少见的。今年67岁的他，作品已在苏富比、佳士得、奥古特、美联邦、中国嘉德、保利拍卖等国际顶级拍卖行频创佳绩，各种国际大奖及社交殊荣屡见不鲜，风头有盖过欧洲当代名家之势。2014年至今，他连续五年稳坐《胡润艺术百强榜》前十名、全球最受欢迎艺术家排行榜前50名位置。其中，2019年，他以近2亿元人民币的拍卖总成交额，位列《胡润艺术排行榜》第四位，欧洲《全球500强当代艺术家》排名第21位。值得说的是，他是目前为止作品走进欧美拍卖行的唯一一位在世中国画家。

饮水思源，黄建南今天所取得的成果，离不开19末20世纪初期那些漂洋过海，在文化身份、价值认同路上奋斗的先贤们。他们在崇尚折中、或者纯西式画法的国际化理念里，启迪了后来画家的现代意识及文化担当。应该说，老一辈画家也好，黄建南这代人也好，他们勇于将自己投身于国际大环境中，除了文化理想外，还有其实学实用的治平之理，那就是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与伟大的民族复兴进程中出一份绵薄之力。

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留洋知识精英，包括徐悲鸿等在内的艺术家，在百年中国文化转型过程中起了决定作用，中国的人文精神、美学思想及教育理念从本土转向国际，从玄妙走向实用。正是有了他们的努力，直白、浅近的西式经验，让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短短的四十年里，从一穷二白步入了世界强国之列。无论从军事、经济还是科技水平，中国都能自信地与世界列强比肩。

中国艺术家包括黄建南也在高度现代化的发展成果里享受与西方画界平起平坐，同时出现在全球艺术排行榜中的尊严与荣誉中。这种局面既可带来当代文艺创作的自信心，也可增强中华民族的荣誉感、自豪感。不过，由于二十世纪中国绘画的拿来、照搬与折中属性，中国绘画在其历史文化认同感、国际身份、话语权问题上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就是说，如何摆脱二十世纪西方绘画对中国的影响？重要的是如何让中国绘画从近一个世纪的服务、宣教的牢笼里走出来，真正意义上体现本民族的价值、思想、精神、情趣等，是黄先生等活跃在国际艺术舞台上的当代艺术家之棘手问题，同时，这个问题也是新世纪从平原走向高原的民族文化复兴道路上的一大难题。

黄建南是21世纪最显著的、享有国际盛名的中国本土艺术家之一，客观地说，这代人大多是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化发展成果中走向国际、取得成功的，因此，他们对世界的了解，对过去一味提及的“国际化”、“现代性”的认识要比20世纪的画家更深入。自然而然，他们的艺术理念、艺术心理更自由纯粹。主要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更强大、更从容，更包容。而20世纪初期，乃至中期的画家，不管从事西式画法的徐蒋主流体系，还是以折中见长的黄胄、周思聪一路，都在时代需求面前，牺牲了个人创作才情，用师夷之技将绘画通俗化、直白化，最大程度让作品在刻画英雄人物、记述现代化发展成果、反映国家意志、民族心理和社会发展成果方面发挥作用。徐悲鸿、蒋兆和、黄胄等就是极高明者。徐悲鸿的《愚公移山》、蒋兆和的《流民图》用宏大的场景、悲壮的氛围激发了民族的进取精神，黄胄的《草原颂歌》则用壮丽的布置、欢愉的情调真切入微地描绘了独具特色的时代思想和亢奋、欣欣向荣的情景。

总体来说，二十世纪的老前辈们了不起，在意识形态支配和文艺政策的感召下，将绘画的实用性、功能性发挥到了历史最佳，真正意义上，达到了艺术为人民服务，为特定阶级服务，为国家建设和发展服务的时代要求。画史上，只有此时绘画与现实社会联系得最紧密，也最受老百姓的欢迎。哪怕是一位目不识丁的人，都能从同时代的画境中感受到共鸣，因为，绘画迎合的就是社会普通大众的即时心声和诉求。

凡事都有两面性，上世纪的绘画与文学一样，在突出功能性时忽视了根本，带来的后果是历史人文情趣缺失，使得民族性、写意性、哲理性让位于国际性、现代性、世俗化。即便这样，20世纪也是人才辈出、经典传世作品涌现的时代。画家在属于自己的时代里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同时，也正是这些具有时代烙印的艺术家及其作品，在今天的国际艺术品拍卖市场上频繁创造了天价，势头正旺。从而让世界瞩目中国本土艺术发展现状、趋势时，钦羡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新成就。

的确，在经济还是主导文化发展趋势的全球一体化时代里，一个民族的艺术品在国际拍卖市场上的流通程度与成交价格，成为衡量其文化身份、话语权、价值认同的重要指标。近几年，中国的文化自信、艺术自信在一定程度上离不开齐白石、徐悲鸿、黄宾虹、潘天寿、傅抱石、张大千、李可染及当代艺术家黄建南等的天价艺术效应。同样，西方的文化优势、艺术话语权也离不开毕加索、梵高、雷诺阿等的市场神话。这方面，其觉解意识比我们早了整整两百多年。西方最具代表性，全球最知名、规模最大的拍卖公司苏富比和佳士得分别成立于1744年和1766年，而我国最知名的拍卖公司则中国嘉德成立于1993年。此中近两个多世纪的时间跨度注定了中西艺术品价格上的极不对等性。比如达芬奇的《救世主》与齐白石的《山水十二条品》同在2017年秋天拍卖，前者成交价近30亿元，后者仅为9亿。可是，后者的尺寸约为前者的33倍。这并非属于艺术本体的孰高孰低问题，而是中西两种思想、价值、文明体系之艺术进入现代市场的先后顺序和它们所处的市场环境造成的。

黄建南先生生于1952年，这代人是很了不起的一代人，既经历过各种动荡和磨难，对落后、贫穷、折腾的中国过往历史了解深刻，又见证和参与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及新世纪的民族文化伟大复兴的国家战略。尽管他们没有受到系统的教育，没有出彩的教育经历，可他们凭借天分、凭借勤奋，凭借魄力、凭借幼小时期为中华民族崛起而做学问的志向和所受集体主义说教的家国意识，将祖国扛在肩上，伴随着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让中华民族成为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国家。如今，我们不仅解决了吃饭问题，还解决了科学与技术问题。回首百年历史，中华民族一直在此民生问题上学习西方，崇敬西方文明，其中也夹杂着盲目膜拜、被动接受成分。而在科技、市场裹挟的西方文学、艺术、哲学思想便浸淫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心灵，改变了社会主体的思维方式、美学心理和信仰习俗。所以，新时代有使命，步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开始重视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将民族文化作为强国、复兴之本，吹响了传统文化伟大复兴的号角。

文化复兴不是复古，是新时代、新形势下国家放眼全球、着眼未来的一个永恒持久的强国梦，即中国人的“中国梦。”自九十年代初期，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后又再版《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发行后，意味着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已不是单纯的科学与技术的竞争，而是文化软实力竞争。事实证明，他极有预见性。

绘画作为中华民族最独特、最具历史文化优势的文化瑰宝之一，相较苦涩难懂的文学和哲学、书法、戏曲等，可以跨越语言、种族隔阂，通过展览和市场手段走向世界，直观地体现本民族价值。黄建南等中国艺术家从西方输入的历史哲学中总结出了一套文化复兴和文化推广经验，即用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中国历史文化优势兼市场手段让本土艺术走向世界。

黄建南等中国书画家的名字及其作品史诗般出现在全球最受欢迎艺术家排行榜、全球最贵艺术品成交榜单上，而且排名靠前，一举打破了西方艺术一家独大的局面。接着这种事实逐渐成为常态，中国显著艺术家在世界艺术品市场上的行情，被视为中西艺术角逐的风向标。但在新时期，摆在眼前的三大课题，也是黄建南等的时代使命：一，精神上转型，价值上回归，在历史文化中探寻本源，重塑文化自信。二，创作出具有中国精神、中国面孔、中国思想的传世经典作品，感染人、鼓舞人，培养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灵。三，将本民族艺术带出国门、推向世界，最直接地就是在世界艺术品舞台上与西方名家一较价格高下，增强文化自豪感。因为，市场与价格因素是西方绘画风靡中国的一大因素，也是20世纪以来，中西艺术争夺世界话语权的关键。只有这三方面兼顾了，中国艺术才能在世界艺术舞台上持久长远。不过可以肯定，黄建南等人的名字已经载入世界艺术市场史，将来，或许在中西艺术交流史或者世界艺术史上能留下一笔！

黄建南是继高剑父、高奇峰之后岭南画坛最知名的的国际画家之一

近代以来，极具变革意识的广东人，不仅用其国际化、现代化的家国理想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也用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超前的全球化视野影响了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方向。没人敢小看个子不高、文弱、处事圆融的黄建南，因为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高剑父、高奇峰、李嘉诚、李小龙等这些有地域特质的世界级名人，已经证明了岭南人杰出的领袖气质。“有敢为人先的精神、无中生有的本事。”似乎广东人比其它地方的人更善于从穷境中求变，从平凡中创造神奇。哪怕有一丝希望，他们都会用自己的思想点亮整个世界。

黄建南的成长环境并不好，从小寄养在做中学教员的表叔家里，读过中学，据说高考时因其舅舅的“国民党”身份而名落孙山，雕梁画栋、提斧拉锯的木工工作便成为其青年时谋生的主要技能。正是这个技能，让他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孩子在身份上逐渐转化成了名满世界的艺术家。巧合的是，中国艺术史上还有一位与他出身相差无几，做着同一个工种的湖南乡里人齐白石先生，也是从木匠逆袭成历史巨匠的。只不过，黄先生在生前看到了自己的辉煌的艺术成就，享受了空前繁荣的艺术市场所带来的幸福感和国际知名度，而齐老生前没这么幸运，困顿的生活、未知的艺术前途是他这代人无法摆脱的时代因素。还好，他的艺术，连同他拮据的生活往事都成了艺术史的美谈。归根结底，这两位不同时期艺术家的成长往事，让人们明白近两个世纪的中国绘画史，是一部文人的苦难史和其身份的挣扎史。若没有改革开放，那黄建南等当代艺术家的命运就此改写。

实事求是地说，当今的画家成百上千万不止，像黄先生这样成功地摆脱平庸，从乡村木工青云直上地成为世界顶级画家的现象却十分罕见。人们不得不从他的艺术之外探究其事业上的神秘一面。可广东人就是这么神奇，19世纪末，原本只是一位考场上失意、甚至有些落魄的中年书生，硬是从一间不起眼的草堂里走出来改变了中国，震惊了世界。此人就是戊戌变法的发起人康有为先生和他的万木草堂。

放眼近两个世纪的中国发展史，广东人用他们的勤劳与智慧创造了广东奇迹，也用他们的务实精神赢得了口碑。无论从政治、经济、文艺领域里都有道不尽说不完的英雄、功勋人物的光辉事迹。尤其是当代，李嘉诚书写了广东人的财富奇迹，黄建南则刷新了广东人的艺术神话。

艺术虽是小众，但能影响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灵和道德价值。改革开放后，随着广东在经济上的高度现代化、全球化，紧跟李嘉诚之后，这片经济热土孕育了不少让人引以为傲的商界精英，可这四十年里，文化艺术是广东乃至岭南地区的短板，尚不能与其地理位置相近的江苏、浙江、上海比，更不能与北京比。主要原因一是其自身缺乏悠久的历史文脉，最重要的是，经济是其主要竞争力，对文化的重视不够。因此，在以文化带动经济发展的新时代，黄建南的意义相当于高剑父、高奇峰、关山月等，是一个省份乃至岭南绘画的典范。

从广东走出来的画家有一个十分突出的共性，他们的时代担当意识大于绘画情趣。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关山月、黎雄才、杨善深等两代艺术家都是借现代绘画观念来体现他们的时代立场。自岭南画派从20世纪初期进入中国形成体系之后，给人最大的印象除了绘画面目上明艳浓烈，日本因素是其主要特征。在那个借鉴西式经验救国、强国的迫切时代里，具有革命身份的岭南画派先驱者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现代价值融进了自己的绘画，极具启示意义。与徐悲鸿、蒋兆和体系以人物画为主体的激进表现手法不同，岭南画坛恪守了晚清以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含蓄委婉地于道释儒兼具传统山水、花鸟情怀中抒写心性。时至今日，这一特质尚存。

由于20世纪初期中国文化在现代转型过程中带给岭南绘画在精神上的焦躁、气质上的柔媚这一弊端，正考验着新一代岭南画家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智慧。实际上，当代岭南画家所面临的此类问题，恰恰困扰着当代整个中国画坛。如果这一问题不解决，我们在发扬历史文化优势的同时，也会放大其弊端。事实证明，当代艺术家在解决此类问题的充满着自信。尽管时下的画坛缺乏前辈们的传统文化底蕴和笔墨驾驭能力，但当代画家对现代文明、对世界、对宇宙的了解远比过去深刻。以当代岭南画坛杰出的新一代表人物黄建南先生为例，自幼生活在广东，岭南画家的变革精神和光荣史话启蒙、滋养了他的艺术爱好和价值担当。而狂热市场经济浪潮又激发了他走向世界、将自己艺术推向世界的勃勃野心。可以说，在黄建南的身上，既有岭南画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百年文脉，又有拥抱世界、热爱现代文明的包容心态。他最可贵的，能蔽除历史成见、世俗偏见，客观、理性的向世界一切的优秀艺术致敬，所以，他的作品不见派系，不见浮夸而狂躁的习气。

以艺术史的角度看，他不光是将岭南绘画带进了国际视野，提升了岭南画家的自信心和的贡献、意义所在！

外来艺术对中国绘画的影响及黄建南先生的艺术成就

中国艺术史上发生过两次外来艺术影响本土绘画的重大历史事件，最早是印度佛教绘画在汉武帝时期进入中国，经魏晋南北朝至初唐支配了中国佛教绘画风格近八百年的历史，曹仲达之“曹衣出水”是这段历史的特征之一。直到盛唐吴道子的“吴带当风”面貌出现，佛教绘画才完全本土化，自此，传统人物画从紧窄与宽松的两种佛教僧人服饰纹路中提炼出了两种笔法技巧、两种理论体系，即铁线描、兰叶描。这两种笔法也衬托着两种思想境界：释与道。说明了一个问题，汉以来张道陵主张的道家绘画体系与外来佛教绘画在吴道子处合二为一。不过，道家绘画在吴道子之前的精神意义大于其本身，它的风头、表现力、传播力远不及外来佛像画种，甚至民间的道观、道像、道观向佛教绘画靠拢。所以，吴道子的贡献是用道家思想稀释了外来佛教绘画影响，他画里的飘逸洒脱气息，就是中国本土的道家野逸风度。晚唐以降，铁线与兰叶描不分彼此，相得益彰，在传统画史上大放异彩，成为仙佛、鬼怪、动物画画的重要技法。五代、宋朝是传统人物画本土化后的一个历史高峰，之后便进去衰败期，持续到晚清海派绘画结束，传统人物画的一蹶不振，开始了新的历史转型期，和山水画、动物画一道又一次接受外来画种的影响。值得肯定的是，传统人物画在本土化及发展过程中，画家的书法工夫、文化修养起了关键作用，草书、金石笔法、道释情怀、儒学价值是人物画脱胎换骨、持久深远的本质。

要说外国绘画对中国绘画的另一次重大影响，不得不从油画说起。与汉至唐印度佛画像影响中国绘画一样，西方油画也是从人物画角度影响中国绘画的。大体上，油画分两个阶段传入中国，按时间跨度来算，第一个阶段约在明中晚期至19世纪末，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初期和中期。依历史事实来讲，第一个阶段油画在中国不具优势，对中国画没任何影响，它仅仅作为传教的附属品。以陈老莲、“扬州八怪”、“海派”画家为例，影响他们思想发展和绘画渐变意识的是这段历史中各个时期的主流哲学思想，如明末清初朴学三大家黄宗羲、顾炎武、王船山开创的考据之学是他们关注现实、绘画向金石学、民间意趣靠拢的主要学术依据。具体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一，绘画从庙堂走向民间，更多的表现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的民生、考古问题，如乞丐、青铜器成为常见题材。二，冲破常理、敢于挑战固有经纶的观念流行，僧人屠狗场面、《西厢记》、《水浒传》等具有反叛传统思想价值的民间爱情情欲故事和侠义公案人物，以水墨或者白描插画形式出现。三，上溯西周的朴素民族血脉情怀使得绘画以金石写意笔法为上，在设色上以明艳凝重为面目。

现在一些学者认为，诸如陈老莲绘画用色有西画因素，这种观念若以历史事实来论证，恐不能成立。事实上，在晚清开放贸易口岸前，中国社会对西学漠不关心，甚至轻视、排斥。最明显的两个例子，乾隆年间英国使臣马嘎尔尼访华失败和宫廷画家郎世宁绘画风格趋于中国化就能说明问题。

甲午海战失败后中国社会进入了剧烈的大转型时期，晚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强国策略被抛弃后，与清王朝有关的传统价值，尤是宋明心性之学站在了时代的对立面，成了被批判、鄙弃的对象。整个中国主流学术思想界同时做着看似合理又十分矛盾两件事情，一，整理国故，固守北宋至西周的历史文化基础，二，全盘西化，主要在西方文学艺术、哲学思想、历史经验中寻找中国所需的社会形态。这即是大家耳熟能详跨世纪之词“中西合璧” 的由来。中西能不能合璧？解释权在主宰话语权的新式知识分子那里，到现在为止谁也说不清楚。简而言之，主流学术界需要一个解说新的文化形态、政治形态、经济形态、意识形态的学术理论依据，就像太平天国起义、戊戌变法那样用一种学术解释另一种新社会理想，从而衬托出其合理性。不过这一次是用外来学术解释外来文化，本土固有之学只是名义上、象征性的存在。它能做的就是被动接受质疑与批判。

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内容是用西方标准将中国的文学、哲学、艺术平民化、实用化，实质上对欧洲民权思想的崇拜。当文言文被白话文代替、传统儒学被西方达尔文进化论、实用主义等哲学代替时，讲究诗、书、玄学论理为一体的传统绘画自然与社会主流格格不入，所以，艺术界要做的就是对其改造。以徐悲鸿先生为首的留洋派画家用素描技法和苏式油画理论对传统绘画进行了彻头彻尾的形式与精神置换，从此，传统绘画也有了一个饱含意识意味的新名称“中国画”沿用至今。改革开放后至九十年代初期，随着“四化”建设深入发展，以欧美现代艺术为模范的一批年轻艺术家为了摆脱徐蒋体系束缚，达到意识上的标新立异，又创立了“新水墨”、“新文人画”、“实验水墨”等形形色色的派系，让中国绘画的民族性严重缺失。就连与徐悲鸿同期的留洋生吴冠中老先生也转变了观念，跟风创作了一批面目、风格极近美国现代艺术名家波洛克先生的作品。可是，他此时的“风筝不断线” 、“内容大于形式”、“笔墨等于零”等震耳发聩之言论，却是解放前五四文艺、革命文艺原旨。对比其言论滞后作品实践近半个多世纪的事实，说明二十世纪初期至九十年代初期，中国主流艺术界两代人在思想上是盲目的、情绪上是焦躁的、行为上是激进的。他们的绘画之变是因现实和情绪的利导诱发，而非艺术本体。

迈入21世纪，中国完成了“四化”目标，户外广告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句口号逐渐少了，“文化软实力”一词大为流行，学术思想界开始了新的精神、价值转型，艺术界紧跟其后，大家讨论最多的就是中国画正本清源、油画本土化问题。谈何容易？中国绘画本土化印度佛画像用了八百年左右的时间，况且那时中国绘画是主动接受，而非被动改造。这次中国画亦非19世纪末期之前的绘画，骨子里流淌着西方价值和本土世俗哲学、世俗文化的血液。将油画本民族化更是难上加难，两个原因：一，从事油画的群体对传统道释儒哲学、书法、诗词文学的掌握少之又少。二，接受正统美院教育的艺术家短时期内精神、意识上很难转向。即便如此，艺术界也涌现出了像黄建南这样超尘拔俗的艺术家，他们几乎都不在体制内，也大多没受过美院教育。此时，已近晚年的吴冠中先生开始琢磨“书法”，并迎来了艺术创作巅峰，成就了其艺术史地位，于2010年去世。之后，他生前特别欣赏的晚辈画家黄建南先生崛起，成为一个艺术史现象。

在黄建南身上让人看到了近代以来艺术史的有趣之处不在美院培养了多少文艺工作者、创造了多少文艺工程奇迹，而在于那些操存艺术心性、坐冷板凳、没有正统身份的艺术家后来居上作了艺术史的主角，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李苦禅、李可染、傅抱石、林风眠、乃至吴冠中等无所不是。重要的是，他们延续了百年文脉、在西学激荡的洪流里有极强地是非观念和文化觉解能力。所以说，凡是名垂青史的艺术家都是有思想的艺术家，至于黄建南先生能不能在艺术史上留名，那是后话，需要时间检验，不过他潜力无限，光书法这一特长是百年中国油画史上除徐悲鸿、刘海粟、吴大羽、林风眠、常玉等老前辈之外，当代油画界所欠缺的。关键是，在中国文化艺术史上，哲学思想、文学、绘画、戏曲等受到了西学影响，唯有书法原汁原味地保留了下来，因此，只有它最能体现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内涵。所以，对于当代艺术家来说，如何将书法融进绘画，是传统绘画起死回生、上接宋元、下启未来的关枢，更是油画本土化之关枢。本土化意味着精神、价值、思想、面目上的民族化和区别于世界的竞争力，不言而喻，书法功力是对于中国艺术家来说是何其重要！黄建南正是凭借这一优势才独步画坛，被世界认可。

吴冠中先生生前用两句话评价和定位黄建南先生：“他是一位有思想的画家，他的艺术最大的特点是将油画本土化了”(2008年，11月黄建南与友人刘畅拜会吴冠中先生，吴先生与刘畅的谈话)。这大概是吴先生一生中公开夸赞过的唯一一位在世画家，也可以说是他一生中认可的第二位画家，另一位是比黄建南先生大310岁的清初遗民画家石涛。众所周知，吴先生还出版过《我读石涛画语录》一书礼敬石涛。石涛之外，他还崇拜鲁迅，其言行、文艺批评态度鲁迅痕迹明显。这个很好理解，吴先生这代人的文艺启蒙正好赶上五四文艺风暴。与吴先生同龄的新中国著名画家冯亚珩先生也只崇拜两个人：石涛和鲁迅，所以，他的名字最后改为石鲁。当然，老一辈画家对石涛、鲁迅的共同崇拜，是一个思想史范畴，这里无需赘述。但以此我们当思考一个问题：吴冠中先生为什么在他艺术生命最后两年发表对晚辈画家黄建南先生的肯定言论呢？估计艺术界许多人都在追问。因为给大家的印象，吴先生对现当代画坛的批评言论大于褒奖，比如抨击“一百个齐白石也赶不上一个鲁迅”、“徐悲鸿是美盲”、“美协、画院是衙门，养了一群不下蛋的鸡”等言辞举世皆知。

吴冠中推崇石涛的本质在于“无法而法”、“我之为我”的创作心法和突破世俗藩篱、破除固有成法的创作意识。而黄建南的艺术正好与此相合。他没有受过正统学院教育、没有受过体制影响，从而，这方面的缺失反成了长处。其画无纪律、无他人面目，就是随心性而发，自然天真，用老子的一句话“复归婴儿。”婴儿境界极难，古往今来画家得此境界便得天机，即可在现实落寞中慰藉心灵，避祸趋福，又可在创作中忘却束缚，忘却自我，着落自己的理想。不管是传统画家黄宾虹、潘天寿，还是新式画家林风眠、吴冠中，坎坷、挫折、朝不保夕，辱多荣少的人生经历让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艺术信仰和艺术消遣方式，那无疑是在崇尚遗民画家的不合作、不迎合的拒斥态度中，我行我素。他们沉郁与明快的艺术特色，都体现着现代艺术史的自强、苦难一面。而这一面，正好成就了一段历史的艺术高峰。黄建南并非一路春风得意走来，相反，籍籍无名、远离体制、生活困顿陪伴了他半生。现实的磨炼并没有使其潦倒，反成就了他艺术上的远大光明。他与吴冠中亦师亦友，思想上受吴先生的影响是存在的，而吴先生又受教于潘天寿、林风眠这对现代艺术史上最悲情的难兄难弟。所以，黄建南能用自己的艺术经历感通前贤的遭遇和艺术表达方式。因此，他的画既有道释玄妙之境，又有和光同尘、色彩斑斓的现实伊甸园。

道释情趣加书法工夫是黄建南油画的精髓。当代油画家虽沐浴了欧风美雨、尝遍了西方的牛奶面包，走遍了所有西方知名博物馆、美术馆，算是见了比前辈油画家更大的世面，绘画技法上也更成熟，但在内涵、气质上远不及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潘玉良、常玉、吴大羽等老先生。究其原因，在于书法。书法与中国本土绘画同体，追求传统论理，所以，黄建南的作品里总给人感觉有一股浓烈的传统绘画气息，所以，吴冠中先生说，他是将油画本土化了的人，道理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