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心得] 梁斌先生和他的绘画

　　作为20世纪50年代后期问世的中国文坛上的惊世力作——梁斌先生的《红旗谱》，在那个年代，感染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连同它的续篇《播火记》、《烽烟图》等，构成了一幅中国近代民主革命时期农村变革的历史画卷，成为当代文学创作的不朽丰碑。说到《红旗谱》，不禁联想到我的少年时代。老家萧县是个画风极盛的地方，我自幼自然也是耳濡目染，陶醉其中。记得最早临摹的连环画之一便是《红旗谱》，也是由那时起知道了梁斌先生的名讳。因为一段时间，我临习《红旗谱》以至于到几乎完全能背临的程度。从故事情节到人物造型到构图笔法等等，往往闭上眼睛人物形象便如在目前。我生也晚，未得拜见梁斌先生，如今忆及，自是一段因缘。而接触梁斌先生的书画，则是在八十年代我在美院读书时，学校组织的一次画展参观。一进展厅，便被他那创变的新奇水墨话语所感动，他用自己的方式描绘着各种植物和山水，构筑成了属于自家墨象的特殊语境。

　　宋代是中国文人写意画的兴盛时期。皇家的支持，加之文人士大夫、僧侣处士以文事、哲理入画理，以体悟之心入画，对于客观之认识，偏向于象征与移情之作用。如苏东坡的“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文同的墨竹画法，米芾以蔗滓与纸筋所作的墨戏以及南宋梁楷、牧溪（法常）等人的艺术，都在求形外之意的画家之列。元代以后文人画的发展，使中国绘画由纯粹绘画，偏向于主观的象征性与移情作用之写意画，并且在绘画形式上有所谓的写胸中逸气，逸笔草草的概念形成，以及对“写竹还须八法通”式的书画同源之认定。文人画在意境的营造上，突出的表现为诗境和画境的融合。中国古典文艺理论相当大程度是以佛道思想为基础的，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以审美的态度追求天人合一，这便是诗画交融的哲学根基。在具体化历史进程中，随着文学、绘画的自律发展，随着时代思潮的变迁，逐渐形成了具有典型特色的“以诗为魂”的写意画样式。在创作上，“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意境是首先由王维实现的，而理论上的偶发与提倡则是苏轼。苏轼以后，文人画、文人写意画无论创作上还是理论上都已初具规模。明董其昌又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说，而 “行路”则可延伸为阅历与做人，乃至对社会、对人生的责任。

　　及至当代，从风雨飘摇，西学东渐的八十年代中叶，到提倡自然和谐与弘扬民族文化精神的今天，提倡写生与体验，以书画实现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某种责任感，一直是艺术家所追寻的为艺为文之道。著名理论家陈绶祥先生曾提出：“从黄河流域的故土中摔打学习，从中华故土中脱胎换骨”。这不禁让我联想起梁斌先生和他的书画。因为我们从梁斌先生的书画中，在感受到他作为文学家诗人在书画中体现出的历史的、社会的责任感的同时，还强烈的感受到他作为饱经沧桑的革命者的达观与浪漫主义情怀。

　　在梁斌先生的咏梅作品里，更多的不是表现梅花之表象，而是通过梅花所体现出来的气节来表现人的气骨丰神。《宣和画谱•花鸟叙论》云及：“绘事之妙，多寓兴于此，与诗人相表里焉。”道出了花鸟画的托物言志与文学传统有关。《论语》中借松柏表达坚贞的人格；屈原的《离骚》以美人香草寄托诗人的高尚情操；而这种传统表现在花鸟画创作上，则是画家结合自然物象的艺术特点予以表现，花鸟画中的“梅”被喻为“四君子”之一，正是这种“喻兴”在写意花鸟画中的体现。好的写意花鸟画作品自然能引发观者的联想与想象，唤起人生的某种情思与审美体验。 

　　梁斌先生的《梅为百花魁》纸本，纯以水墨而出。画面一株梅花老干自下而上，顶天立地。用笔不疾不徐，间以浓淡皴擦，或画斫断之枝于画面近中间部分，益使人多作联想，面斫断枝干又发枝发花，连同梅树上方的无数枝条，观之如万朵琼花齐放，枝干相互辉映，使人心逸神畅，而无病梅之弊。画面左中下方大面积空白，构图略成“C”字形，使得整幅画面愈发气韵流贯。从枝干到勾花再到构图皆用己意，风格凸显而又暗合规矩。画面左下方，又以楷入隶，以拙入巧，题云：“你画你的，我画我的，各有各法”。明人论笔墨云：“气有笔气、墨气、又有气势、气度、气机”。通观此帧，当意不仅在于笔墨，重在气度与胸襟也。

　　读梁斌先生的另一幅作品《香雪海》，仿佛使观赏者进入了一种忘我的境界之中。画面将老干节疤绘于画面中心，以新奇夸张的满构图凸显出漫天飞舞的梅花盛开之势。古人论画云：“疏可走马，密不透风”，而反之亦然。梁斌先生此帧，虽画满树梅花，充满画面，但却让观者觉得清气满幅，勾花虚实相间给人以丰富的想象空间。亦如黄宾虹先生所云：“密可走马”是也。新枝老干之中，弥漫着层层叠叠的梅花，又仿佛是无数个音符，在梁斌先生的指挥下演奏着生命的交响。宋代的大文学家苏轼说：“绘画以形似，见于儿童临”。现当代画家齐白石也说：“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主张“以神写形”的画，兴之所至，发诸毫端，包含着感情和兴会，是景物生命基调在造型中的显现，也是作者生命基调的寄托，具有丰富的内涵。

　　梁斌先生画墨荷，不仅有北宋周敦颐赞美荷花“出淤泥而不染”之情境，更有梁斌先生自己赋予荷花的丰富的当代内涵。将自我融进祖国所经历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大环境之中，去审视生命的价值。在不同环境中所表现出的“荷”之境界，无不彰显出梁斌将“我”融入与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同生存共欢乐的“大我”之中。

　　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理念，并不仅仅是指大自然中的自然。自西汉董仲舒以自然之道释儒家之“仁”、“礼”之后，于民族文化意识中，更是将以社稷为本位视为大自然之理，从而形成民族审美特性的主要标志。这一点在梁斌系列墨荷中表现的尤为突出。例如，他在表现荷与自然的关系中，不仅有“朝露”、“雨露”、“艳阳天气”自然环境中的荷花，也有“战争”、“改革开放”等社会政治环境中的荷花。正如他自己所说，“昔日曾游泮水边，少年泮上走玉莲；白发做完南柯梦，改革开放又一程。”所以于各种环境中，他以荷喻己，其中不仅表现出生命与自然的和谐性，也寓意着“小我”与“大我”共生的融合性。正是这种审美意识，使《千年难忘白洋淀》、《西风叶》等作品，激荡着当年为民、为国与敌征战的豪情。难怪梁斌画荷，却题为“千年难忘白洋淀”，画“西风叶”却情不自禁的提笔写下“谁想当年征战事，安知老翁栽藕秧”，在《南柯梦改革开放》、《接天莲叶无穷碧》中，却能感受到他在改革开放大环境中的情志。

　　在梁斌先生的绘画作品中，我尤其喜爱其山水作品。黄胄先生称其为“革命的文人画”；叶毓中先生说：“文学家梁斌、画家梁斌是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缔造新中国、建设新中国的革命家梁斌一起成长、一起辉煌的。确切讲，是革命家梁斌催生出文学家梁斌、画家梁斌的。识字的不全是文学家，会画的不全是画家，解读梁斌的书画作品，会给我们无尽的启迪。”用梁斌先生自己的话说：“你画你的，我画我的”。听其言，观其画，不能不令人想起石涛，石涛云：“搜尽奇峰打草稿”；亦云：“古人未立法之先，不知古人法何法；古人既立法之后，便不容今人出古法，千百年来遂使今之人不能一出头地也。”“我之为我，自有自在。古之须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能安入我之腹肠。我自发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今问南北宗，我宗耶？宗我也？一时捧腹曰：我自用我法。”（《苦瓜和尚画语录》）梁斌先生之画与石涛画论，诚异代知己乎。“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老子》），其对于绘画之法既应有在学的过程中的“益”，也应该认识到绘画的终极不是单纯的法的增益，而应该在法度完备的情况下“损之又损”，直至达到内心的纯粹表达，达到与自然的和谐，“不识本心，学法无益”。《坛经•行由品》“人得一以宁”（《老子》），所以“有法”“无法”只是在特定时空下对待创作的一种态度，如果能任乎自然而归乎朴之单纯，那么，就不会囿于“有法”或“无法”的执着。这也许就是作为文学家、画家的梁斌先生和他的作品应给于人们的启示吧。

　　画史有云“画须熟后熟”，第一个“熟”指熟练而后一个“熟”字。则这需要艺术家过人的天份与较高的艺术修养方能把握的尺度，梁斌先生能做到驾轻就熟，心无滞碍，亦不为法碍。金刚经云：“壁如伐喻”，正是指也。

　　我爱《狼牙山》中如钢铁铸就的高岩，和五座、六座乃至无数座有着正三角样坚固的群峰，乃至群峰罗列下殷红如血的柿子树。我爱《五十三年前进太行》中的曲折盘旋的山道和笔墨中生发的蓬勃之精神。我爱梁斌先生以革命浪漫主义笔法写就的《柿子树》；我爱梁斌先生以现实主义手法写就的力作《水镜庄白马洞》；还有《寒江落日》中清俊与冷逸；《神圣的狼牙山》中的壮怀激烈；《真武山下》的真力弥漫；《风雨过山林》中的水墨晕章。

　　梁斌先生1993年创作的《纪念五一反扫荡51周年》，更是以浓重的笔墨、强烈的色彩和拙意的手法，与众不同地绘就了一幅浓烈的风景画，崎岖的田埂、饱满的莲子、满塘的荷叶、茂密的芦荡、弯垂的树木，所有的景物都统一在虽则稚拙但却如信手拈来的造型及笔墨语汇中。他的山水画还显现出画家深厚的生活底蕴。抑或是画家曾经战斗过并深情怀念的地方，抑或是画家采风或生活过的地方，在这些作品中自然流露出浓厚的生活气息，提示了生活的本质和真谛，增添了画面的感染力。是在深厚的生活基础之上的艺术创造。

　　文学与绘画虽然是两个领域，但他们在表现人与自然的过程中也有相通之处。作为文学家的梁斌涉足绘画，且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中国诗论说“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梁斌先生的画朴实无华、活泼率真、常带有一种稚拙，却绝无故作姿态或无病呻吟之笔。这是老子所谓“损之又损”而复归于“朴”，复归于“本真”之境界。

　　真正的艺术，总能够长久地滋润着人们的心灵，它不仅是外在形式的表现，更是蕴涵于“形式”之内的一种精神张扬。梁斌先生的革命人文主义精神不仅体现在他的《红旗谱》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中，也同样彰显在他的中国画作品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