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心得] 读书札记

（一）

　　师曰：境界说其内核为“真”，为“自然”，为“不失赤子之心”。赤子之心以“自然之眼、自然之舌”描写真景物、真感情，而与之相背的则是有着“乡愿”之卑微之伪。其伪也，即使其文也华美但却殊少真味。刘勰《文心雕龙》所谓：“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有所感而发，才情天纵。亦如庄子云：“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而归乎自然为上乘。”艺术家苟能与天地精神邂逅，则其情也必真，其所述也自然。是以“不作伪态，不作忸怩态，不作高岸态，不作殉道态，唯真是求，唯自然为归宿，则赤子之心自然在焉”。

　　盖为诗，为书，为画，但得弃卑陋之心，顺乎自然，则自然有童心在焉，亦或曰赤子心在焉。纯正之心在，则可无凝塞于视听，视听无碍则神思自现焉。其深思，纵接乎千载，其远观而通乎万里。则“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有思皆妙理，畅神与物游，得虚静平明，是以虽钝如余，才思固不敏，然静使疑虑方定，故亦能覃思，积久以功成，是以通理博见，树意志以贯一。若“布麻未贵，杼轴献功，焕然乃珍”。而至于理之微妙及曲致之情境，又非言语能详尽也。是以文与理、理与书画皆互为表里。诠理以文，首倡叙述之功，入理之微也，当尽表现之能。

　　是以有神思而能为意象，意象积而为辞章，辞章不足倚以表现。或曰“意受于思，言受于意”。言之不足发而为书画。是以神与物游而得感通，得觉悟。积学博见，得乎守一，博而能一，方可以章成。发乎为书画，则可神超而形越。

（二）

　　夫顾恺之之迹“紧劲联绵，循环超忽，而全其神气”。而吴生用笔“飞动飘举，神假天造，前无古人，匪密于顾盼，谨以象似，然凡俗脱尽，点画离披”。二者体分乎疏密，而各臻其妙，秉性异也。故曰：“各师成心，其异如面”。石涛云：“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古之须眉，不能生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能安我之腹肠。我自发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纵有时触着某家，是某家就我也，非我故为某家也，天然授之也。我于古何师而不化之有？”信夫。

　　刘勰云：“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是以张旭颠也非颠，怀素狂亦非狂，所以颠狂者，师曰：“无非三分醉意，七分醉态，喜作人来之疯，及至观众愈多，其兴愈酣，心手两畅之时，更忘乎所以……”即使如此，“且能在颠狂之中保持法度，那前提是心不厌精，手不忘熟。草书点划使转，烂熟于胸，流溢于毫端，加之酒后理性削弱，感悟增强，必有出乎意外之结体用笔……”而泼墨写意与狂草几同出一理，似颠非颠，醉耶非醉，当此时，心有勃郁，意欲奔驰。“把笔临楮，忽与天地精神相往还……”“笔才一二，象已应焉”。“风驰电掣，曾不能以一瞬”。借以醉态，譬若为文，则辞直而义畅，文思到处，自去其浮文弱植，缥缈附俗。

　　或学养既厚，技艺近纯，方作画时则殚精竭虑，惨淡经营，正所谓“含笔而腐毫”者，当代画家李可染、潘天寿是也，于赋或词或诗则如汉之司马相如，唐之贾岛、杜工部是也，又有王充气竭于沉虑，张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练都以一纪。盖人之秉性匪同，迟速有分，是以“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

　　是以文章由学，资质在天，资质高而格自高，“学”而见浅深，“习”能定“雅郑”。古之人不余欺也。

（三）

　　夫唐之吴道子与李思训同作嘉陵江三百里山水，思训数月之功，吴生一日之迹，而各尽其妙，此无它，秉性各异，迟速有分也。虽然机敏故造而成功，疑虑故愈久而致绩。“若学浅而空迟，才疏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闻也”。然则非学而无以成材，非志无以成学。而学又不可以不精，博而能鉴，雅俗不可以同列。不然，徒凭俗技以悦人者，终为“■翟备色，■翥不过百步”。或曰“雉窜文囿”者也。而“■隼乏采，则翰飞戾天”、“藻耀高翔，固文之鸣凤也”。此亦适于书画。余才思故不敏，每静思则使疑虑方定，是以立定精神，通理以博见，恭而待师，砺意志以贯一。自思量，人生百年，不过一瞬，天生我才，当有定论，是以人皆舍法而求变，而余独守而抱一也。

（四）

　　古之学书，多以指法、腕法体势合乎度而锋得力，而气度流行又贯穿于行间，非至精熟难期合法，而合法在勤学、博见，但得腕中、指中、眼中、心中，贯而为一，书方得入妙境。

　　学书当适秉性，虽有流美之书，盲从而难悟其法，魏文帝《典论•论文》云：“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书亦然。

　　学书当重体验，无感知之体验则难以觉悟，无觉悟则无以论书，不然则迤遢误人，不足取也。而善书者，由感觉至觉悟，一点一画之由来皆出自心得，或片言只语，亦足以启发论者之源头活水，虽间有偏执，然比之科学与理性之论断则更能近乎真知。

　　余读《艺舟双楫》、《广艺舟双楫》，见包氏康氏皆尊碑，盖魏晋唐帖，延延至今，非不善也，缘其已失精神矣。至南宋以降，帖学渐衰，纸帛易坏，故晋人之帖难见，即唐人钩本，亦属凤毛麟角，而重钩屡翻之本，亦大失原作风貌。虽有赵松雪托古改制，宗法晋唐。千余年来，一个而已。及至明初台阁体一出，有三宋、二沈、姜立纲及明四家继承帖学皆无创格。直至明末张瑞图、董其昌、王铎、傅山始有小成。然真帖愈少，即使宋明之帖，亦因屡次翻刻而失其面目，而其精神尤不足论。有清以来，康熙帝法董其昌，而乾隆宗赵松雪，虽上行下效，成一时之风，亦荟于得天，及至石涛、八大诸人已远逊明人，况其他乎。流败既甚，师帖者绝不见工，是以帖学呈江河日下之势，已再难挽回，然则物极必反，天理固然。阮元、包世臣、康有为诸名家著书立说，并以躬行，尊碑抑帖，一时碑学大兴，遂有邓石如、伊秉绶、丁敬、钱坫、桂馥、陈鸿寿、包世臣、阮元等尊碑诸家，晚清又有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金冬心、康有为诸人为呼应，碑学大家鼎盛一时。关于尊碑，康有为云：“今日欲尊帖学，则翻之已坏，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则唐碑已坏，不得不尊南北朝碑，尊之者，非以其古也；笔划完好，精神流露，易于临摹，一也；可考隶楷之变，二也；可以考后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结构，宋尚意态，六朝碑各体毕备，四也；笔法舒长刻入，雄奇角出，应接不暇，实为唐宋之所无，五也。有是五者，不亦宜于尊乎！”（《广艺舟双楫•尊碑第二》）在此，康氏论述了人们尊碑之诸多因素，但并非否定帖学。为其不可得而尊也。

本文节选自《沧海一粟》第一辑 话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