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全名安东尼·巴甫洛维奇·契诃夫（俄语：Антон 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1860年1月29日－1904年7月15日）是俄国世界级短篇小说巨匠和俄国19世纪末期最后一位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大师，与莫泊桑和欧·亨利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
契诃夫是一个有强烈幽默感的作家，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极富于音乐节奏感，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注重描写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小见大，以此来反映当时真实的俄国社会。
他的作品多是对丑恶现象的嘲笑与对贫苦人民深切的同情，并且其作品无情地揭露了当时社会不合理的制度和丑恶现象。他被认为是19世纪末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
他创作态度严谨，重视文学的写生，刻画心理往往入木三分。契诃夫的作品是世界短篇小说巅峰，并成为短篇小说的代名词。
茅盾先生认为：契诃夫的小说具有“高度集中概括的艺术表现能力“。
契诃夫的幽默，是在讽刺中透着达观。他的经典幽默小品《生活是美好的》的副标题却是"写给企图自杀的人"，而其中一段广为流传："如果你妻子对你变了心，那你就该高兴，因为她是背叛你，而不是背叛祖国。"
生活是极不愉快的玩笑，不过要使它美好却也不很难。……为了不断地感到幸福，那就需要：一是善于满足现状；二是很高兴地感到："事情原本可能更糟呢。"这是不难的：要是火柴在你的衣袋里燃起来了，那你应当高兴，而且感谢上苍：多亏你的衣袋不是火药库……如果你的妻子或者小姨练钢琴，那你不要发脾气，而要感激这份福气：你是在听音乐，而不是在听狼嗥或者猫的音乐会。 ……要是你妻子对你变了心，那就该高兴，多亏她背叛的是你，不是国家。 依此类推......朋友，照着我的劝告去做吧，你的生活就会欢乐无穷了。 ——《生活是美好的》
契诃夫和家人
年少时家庭因为贫穷而七零八落，只身一人的契诃夫却保持了令人尊敬的品德，一直以温和忧愁的微笑凝视这个世界。年少的成长经历也使他疏离了所有关系，“即使在最亲近他的人当中，也没有一个人曾真正了解他灵魂深处的孤独”。
1879年进入莫斯科大学医学系，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开始文学创作。他早期作品多是短篇小说，如《胖子和瘦子》《小公务员之死》《苦恼》，再现了“小人物”的不幸和软弱，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和小市民的庸俗猥琐。而在《变色龙》及《普里希别叶夫中士》中，作者鞭挞了忠实维护专制暴政的奴才及其专横跋扈、暴戾恣睢的丑恶嘴脸。契诃夫后期转向戏剧创作，主要作品有《伊凡诺夫》《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樱桃园》，都曲折反映了俄国大革命前夕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苦闷和追求。
1889年，契诃夫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批评界对他作品的误解，剧本的失败，同行的诋毁，哥哥的病逝等等，这一切都深深地刺痛了他。
这年年底，对自己的状况感到厌倦和不满的契诃夫做出一个重大决定：暂时告别已取得相当成功的文学生涯，去遥远的萨哈林岛直面真正的苦难，深入了解岛上苦役犯们的生活。他需要一个大的改变来拯救自己。
契诃夫与友人品读《海鸥》
当时的俄国文坛刚好是青黄不接的过渡时期，白银时代还未到来。契诃夫是当时俄国文坛上为数不多的佼佼者。他做出这样的决定，除了真的对名利的不在乎，还有他异于常人的坚定的理想与顽强的信念。
除了那些争论什么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人，因为无聊而写糟糕的小说、无用的方案、廉价的论文的人，为否定生活而堕落放纵的人，以及为了一块面包而撒谎的人，除了那些怀疑主义者、神秘主义者、精神病患者、耶稣会教徒、空谈家、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外，还存在着另外一种人——献身于伟大的事业、有信仰、有明确目标的人。
在契诃夫的时代，从陆路去萨哈林岛的艰辛，完全不是我们所能想象。广袤无垠的西伯利亚当时尚未开发，有四千俄里的路程全靠坐马车，而马车将行驶在“全世界最长、似乎也是最不像样的道路”上，而且也只有在非冰封的日子里才能艰难跋涉，一路都是泥泞不堪的滩涂。
1890年4月，契诃夫揣着《新时报》发给他的记者证从莫斯科出发，经过将近三个月的艰苦跋涉，终于登上萨哈林岛的码头。契诃夫一出现，码头附近的五六十名苦役犯就一齐把帽子摘下。
“迄今为止，恐怕没有一个作家获得过这样的荣誉。”契诃夫后来以自嘲的口吻写道。
根据法国俄裔作家特罗亚的传记，契诃夫“每天早晨５点起床，或独自一人，或在一个带枪的看守人员陪同下，参观了岛上的所有监狱、所有木板房和所有枞木屋，下了所有矿井”，“每天都要进行这样的调查，累得他筋疲力尽。他的眼皮因痉挛而眨个不停，头也痛得厉害，但他拒绝休息。”
最终，辛勤的劳动使他能够在给《新时报》社长苏沃林的信中自豪地宣称“在萨哈林岛上，没有一个苦役犯、没有一个移民没有和我交谈过”。
去萨哈林岛已经很艰难了，然而写萨哈林岛同样也不轻松，断断续续用了长达四年的时间。对于这段艰难庞大的写作工程，他对《新时报》社长苏沃林抱怨：“有时候，我心里充满了疑惑，真想撒手不写了。”
为了摆脱寂寞和愁苦，他们时而哈哈大笑；又为了不致过分单调，他们又时而号啕大哭。他们都是一些失意者，多数患有神经衰弱症，或者干脆就是无病呻吟之徒，“多余的人”。为了获得一块面包，他们一切办法都已试过。他们本来就意志薄弱，终于精疲力竭，只好把手一挥，随它去吧，反正都是“毫无办法””没有活路“。这种迫不得己的无所事事，逐渐变成了习惯。——《萨哈林旅行记》
这块充满罪恶和痛苦的苦役之地，对于伟大的文学家来说，是了解历史、社会与人性的神圣之地。这段艰辛的哈萨林岛旅程，塑造了契诃夫后期作品里隐射出更加敏锐的良知与深刻的社会责任感。
契诃夫41岁时与杰出的女演员奥尔迦·克丽佩尔结婚。新婚夫妇并不住在一起。契诃夫住在雅尔塔的别墅里，疗养病体并创作。而奥尔迦为了她的演艺事业，当然留在莫斯科。
“她住莫斯科，我住乡下，我常去找她。至于那种天长地久，时时刻刻厮守在一起的幸福，我是受不了的。……我要一个月亮那样，不是每天出现在我天空里的妻子。”
如契诃夫从前描述理想婚姻时所说的那样，这对夫妻在婚后保持了理性的距离，拥有各自的独处空间。
男人和女人区别，女人愈是上了年纪，愈是热衷于女人的事务；男人愈是上了年纪，愈是从男人的事务中退却。
学医出身的契诃夫一生用于行医的时间几乎和写作同等，甚至很可能还要超过。他热爱医学，“医学是合法的妻子，文学是情人”。
契诃夫出诊从不收钱，农民基本付不起医药费，好容易凑几个卢布还不够马车费。病人永远都是塞满门庭，打下手的妺妹玛莎最后都成了半个医生。霍乱流行，政府要他负责一片二十多个村的防疫，没有报酬没有助手，契诃夫就一个人在原野上到处奔走。因为个子高，走得急，脑袋老是撞在农户的低矮门框上……
俄罗斯文学史家德·斯·米尔斯基说：“（十九世纪）80年代即将来临，氛围开始发生变化，但年轻一代仍未给出任何堪与其父辈相提并论的作品。那伟大一代之为数不多的幸存者都被视为美好时代的孤独遗存，其中最伟大者即托尔斯泰……”
契诃夫和托尔斯泰
1895年，契诃夫怀着朝圣心情，第一次拜见文坛巨匠托尔斯泰。托尔斯泰说契诃夫是“一个极有魅力的人，谦虚可爱的人”。托尔斯泰曾评价契诃夫的写作方法很特别，“恰如印象派画家。一个人把浮上他心头的几种鲜明颜色，随意涂在画布上，在这些鲜明的各部位之间，虽没有明显联系，可是整个效果会令人目夺神移。”
你注意过托尔斯泰的语言没有？长长的复合句，句子一句句套叠起来，别以为这是偶然的，是缺点。不，这是艺术，是经过精心推敲的。这些长复合句让人感受到力量。
契诃夫成名后曾表达对托尔斯泰的追忆之情：“如果托尔斯泰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就觉得有依靠，即使自己写不出什么，也让我感到安稳。"在那个时代的氛围中，就注定了契诃夫在文学创作上宿命般的孤独，也许只有晚年的托尔斯泰，能够成为他文学艺术上的导师或伴侣。
契诃夫和托尔斯泰
高尔基在1914年纪念契诃夫逝世十周年的文字中提到他的作品：
“仿佛在一个悒郁的晚秋的日子里，空气十分明净，光秃的树木，窄小的房屋和带灰色的人都显得轮廓分明。一切都是奇怪地孤寂的，静止的，无力的。空漠的青色的远方是荒凉的，并且跟苍白的天空溶合在一块儿，朝那盖着一片冻泥的大地吹来一股彻骨的寒气。”
高尔基在以自己明朗而充满激情的风格，努力地去体味这个前辈邈远的孤独，去触摸他苍茫的背影。契诃夫和他在一次交谈中说：“我们习惯了在期待和希望中活着……生活一天比一天地变得更复杂，它自己向着人们不知道的什么地方走去，而人们呢，却显著地变得更愚蠢，并且逐渐地跟生活越离越远了。”
契诃夫生命最后的几年十分平淡，他自己在荒郊野外养病，捉老鼠打发时日，俄罗斯的冬天阴霾湿冷，没人添柴，没人斟茶，没人尽妻职。妻子却在莫斯科彻夜狂欢和社交，享受着奢华的极致，而他，从不抱怨。直到疾病将奥尔迦唤回了他的身边，他却因为妻子为了照顾他未能及时吃饭而焦灼得说不出话。（黎戈《契诃夫，低低的爱》）
在去世前半年，病中的契诃夫给蒲宁写信中写道：“请代我向可爱的、温暖的太阳问好，向宁静的大海问好。”
“当久久地目不转睛地看着深邃的苍穹，不知何故思想和心灵就感到孤独，开始感到自己是绝望的孤独，一切认为过去是亲近的，现在却变得无穷的遥远和没有价值。天上的星星，几千年来注视着人间；无边无际的苍穹与烟云，淡漠地对待人的短促的生命；当你单独和它们相对而视并努力去思索它们的意义时，它们就会以沉默重压你的心灵；在坟墓中等待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孤独之感便来到了心头。生命的实质似乎是绝望与惊骇。”
这位温吞忧郁的诗人参悟了生命的真相，只有四十多年的生命，却像一位长髯老者，看见这个世界，看见一个时代的真实。也在一个个鲜活又平常的人物形象中，引导更多人睁开了自己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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