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王国维，很多人知道他的《人间词话》，知道他著名的“三境界说”，甚至还知道他是以自沉的方式离开了人间，但却很少人知道他的真实经历。
今人常以“国学大师”的称号形容一个知识渊博、风度儒雅、著述等身的大学者，然而放眼当下的学术圈，真正能称得上是大师的却寥寥无几，但王国维生活的民国一代，却是大师频出的时代。
清华校长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历史烟云中的北大、清华，在清末至民国的大半个世纪中，可谓群贤毕至，大师云集，而王国维正是这其中最为闪耀的传奇人物之一。
曾在北大、清华这两所中国最高的学府执教的王国维先生，学贯中西，纵观古今，对哲学、文学、考古、翻译、戏曲、教育等领域，都有非常高的建树，为后人留下许多极有研究价值的著作。
一、坎坷不平的仕途之路
王国维出生于1877年，正值风雨飘摇的清末，时为光绪三年，此时离1912年溥仪退位大清帝国完全消亡只有三十几年的时间了。
很多人奇怪，为什么这么一位知识渊博，风度翩翩的大儒，在功名上却只是个秀才，终生没有考上进士？其实并非王国维无才，而是他无心科举。
王国维16岁时即考取秀才，但他“不喜括帖”“尤不屑就时文绳墨”，所以之后他在封建仕途之路上再无寸进之举。甚至在第一次考举人时交了白卷，又遇到了当时考场贿赂大案，让他更加无心仕途。
后来，王国维又因父命难违，还曾两次参加科考，但一次遇到了甲午战争爆发而作罢，一次则败北而回，因为他还是“不肯入时流”。也许，王国维正是因为无心科举，而故意“名落孙山”。
但令人想不到的是，清廷覆亡后，“尤不屑就时文绳墨”的王国维，却做起了溥仪的文学侍从。这是1923年，此时王国维已46岁，离他考中秀才已过去30年，而大清也早已宣告灭亡，仅仅保留了一个所谓的小朝廷。
从1923年的清明前后到1924年11月前后溥仪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王国维在这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以“南书房行走”的身份，供职于溥仪小朝廷。
有人不理解，既然王国维厌恶仕途，考试交白卷，为什么后来又甘愿做溥仪的文学侍从，甚至还像辜鸿铭一样一直留着大清的辫子？我想这背后藏着的是王国维作为一介文人的报国之思。
年轻考学时 ，他不愿入时流，当时的大清也尚未覆亡，且是慈禧掌权，故他无心仕途。而他供职小朝廷时，慈禧已死，且清廷也早已覆亡，已是民国时期，但他的诸多行为证明了，他是拥护和怀念前朝的，属于遗老。
因此，他后来被溥仪授意可“著在紫禁城骑马”时，他很是激动，还跟挚友罗振玉写信说“内廷虽至二品，亦有不得者”，而他之前只是被加赏五品衔，食五品禄的“南书房行走”。
王国维当然不会沉浸于这些虚华的名利中，为报答溥仪的知遇之恩，他曾先后给溥仪上过两道折子，一个是《敬陈管见疏》，一个是《劾大臣不明事理疏》，一个分析西方政治学说之弊，一个是为保护国宝文物。
由此可知，王国维甘愿逆潮流而入职小朝廷，除了他心系前朝外，他更是想着以自己的才学见识而尽忠报国的。
然而无论是少年时期的科考，还是后来学问大成的帝师，他的仕途都极为坎坷，做了一年多的紫禁城骑马，最终还是以溥仪被赶出紫禁城而告终。
二、涉猎广泛的学术研究
王国维先生一生著作等身，涉猎广泛，且每个领域都有精深研究，放在今天，就是个通才型的大学问家。
无心科考的他，因为结婚早，有家累，所以很早就参加了工作，也是在工作中，他在学术之路上不断精进，最后成为一代大师。
他对于学问的研究，先后经历了从西方哲学到教育学心理学，到中国诗词、文学乃至戏曲考古的由西到东的转变。
王国维1898年就参加了工作，当年21岁，最先进入的是《时务报》，他的职务是书记员，薪水只有十二元。也是在这里，他结识了相交一生的挚友罗振玉。
戊戌变法后，有感于社会风潮和民生时艰，王国维产生了出国留洋的念头，后因故未能成行，王国维开始尝试翻译国外著作，以期达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目的，他最初翻译的是《势力不灭论》和歌德的《浮士德》。
这一时期，国内正逢《辛丑条约》的签订、庚子赔款前后，王国维无心变法，只一心钻研学术，先后译介了许多西方著作，内容涉及科学、教育学、心理学、哲学、法学等领域，可以看出，王国维意在通过另一途径报国图存。
大约从1903年开始，王国维开始专攻康德、叔本华，专注于西方哲学的研究，一年之后的1904年，他就写出了影响深远的《红楼梦评论》，这一年王国维才27岁，比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1917年）早了13年，比胡适的《红楼梦考证》（1921年）早了17年。
《红楼梦评论》以叔本华的哲学思想理论入手，先后分析了红楼梦的精神、美学精神以及伦理学价值，可以说是近现代红学史上的里程碑，也是后世学者研究红楼的必读书籍。
数十年间，因为时局不稳，加之忧心国事，王国维的工作也多次变动，从加入东文学社，到东渡日本，到进入实业救国的清末状元张謇创办的学校任职，再到他后来的儿女亲家罗振玉创办的教育杂志任职，乃至江苏师范学堂、学部、再次避乱东渡日本……无论身在何处，面临着怎样的环境，王国维都从未停止其学术研究。
从进入二十世纪开始，一直到其去世的1927年的这近三十年里，可以说是王国维学术生涯的高峰，他先后写出了《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等许多蜚声中外的国学专著。
不仅教授培养出了一批后来颇有影响的学者，如吴其昌、王力等人，其令人高山仰止的学术贡献，严谨精深的治学理念，视学术为生命的治学态度，也一直影响了后来无数莘莘学子。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王国维先生就是最好的代表。
三、凄惨悲痛的家庭变故
过去的人成家立业都很早，且多是先成家后立业，王国维先生也不例外，他1877年出生，1896年结婚时刚成年不久，还不到20岁。
他的家族虽人丁兴旺，有六子二女，也算得幸福安康，但亦多有变故。王国维三岁时，母亲凌氏就去世了，他是在父亲的谆谆教诲和继母的关怀下长大。
在1906年到1908年的三年里，迈入而立之年的王国维，接连遭逢家庭变故，先是父亲王乃誉去世，享年60岁；时隔不到一年，妻子莫氏因产褥热去世，享年34岁，撇下三个年幼的孩子，最小的只有3岁，最大的也不过9岁；又隔一年，继母叶太夫人去世。
亲人的接连去世，对王国维来说，是难以愈合的悲痛，也是很大的人生打击，他亦曾写有悼亡词“当时曾笑牵牛处”，“孤檠侧，诉尽十年踪迹。”在其自沉前一年，又经历了丧子之痛。
王国维的三个儿子中，他最器重的便是长子王潜明，而长子也不负众望，曾通过香港大学的高等考试，本有机会去英国留学，但他却放弃了，而是选择了去海关工作。令人惋惜的是，王潜明与罗振玉之女罗孝纯结婚没几年，他就因病去世。
幼年失恃、壮年失怙、丧妻、丧母、丧子，甚至与挚友断交……人生的许多大悲至痛，王国维都经历了。
也许正像《孟子》中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文所说的那样：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正因为这样的家庭变故，失去至亲的切肤之痛，让王国维在悲痛欲绝之时，也更加视学术事业为生命，不断朝着学术的更高峰迈进。
丧妻之后不久，在岳母安排下，王国维又续娶了岳母的表甥女潘氏，亦为其生儿育女，操持家务，让王国维能够更加专心致力于学术事业，并一直陪伴他到最后。
正如王国维女儿王东明所说“先父这一生，如无两位母亲先后为他处理家务，无内顾忧，恐怕不会有那么辉煌的成就。”
王国维在这样的多子女且多变故的大家庭中，一边既要挣钱养家，一边又要专心学术，且在任职清华研究院之前，居无定所，经常搬迁，甚至东渡避难，可想而知有多不易。
四、聚合离散的金石之交
王国维的一生，无论是生活、工作还是学术研究，都与一个人密不可分，这个人就是罗振玉。
罗振玉生于1866年，长王国维11岁，是清末至民国时期的教育家、考古学家、农学家、金石学家及古文字学家。
他与王国维一样，都是16岁时就考中秀才，且位次还在王之上。罗振玉与王国维订交，始于东文学社时期，大约在1898年前后，一直到王国维去世前不久，两人因儿女婚姻之事断交，凡近30年。
这样的友谊不是一般的情谊，而是涵盖了共同的人生志趣、相似的人生轨迹，胜于亲人般的相扶互助，以及生活关怀，即便没有后来的儿女姻缘，两人的关系也都胜似亲人一般。
王国维过人的才学很为罗振玉所赏识，在两人深交的几十年中，处处可见罗振玉的身影，从王国维入读东文学社，到东洋留学，主编《教育世界》，执教江苏师范学堂，辛亥革命爆发后再次东渡日本，以及后来于“哈园”主持《学术丛编》，骑马紫禁城，乃至王国维逝后……
关于王国维生活、工作和学术研究的一切，罗振玉都多有参与，并一力帮助解决王国维的眼前生活和工作事宜，甚至为他的很多大事提建议拿主意，以至身后声名，罗振玉都替其考虑谋划。
王国维在《时务报》工作期间，因工资较低，难以养家，罗振玉知道后，曾“拔之俦类，为赡其家”，他想办法让他离开。在东文学社时，不仅不要他的学费，还给他发薪水，每月三十元，比报社的十二元增加了一倍多。
罗振玉识才，充分地为王国维的才学有可用之地提供各种便利条件，他1901年创办了一份教育杂志《教育世界》，做到有一定基础之后，他就力邀王国维担任主编，为他的才华提供了施展的阵地。
1904年官方在苏州办了一所江苏师范学堂，罗振玉是校长，他又邀王国维担任教职。后罗入京任职学部参事厅，又力邀王赴京供职。乃至后来复刊的《国学丛刊》，罗依然邀王负责编辑工作。
而王国维对罗振玉的知遇之恩也是充满感激之情，辛亥革命后，两人就曾一起东渡日本，这一时期，两人彼此住的很近，常共研文史，多诗酒唱和，这是罗王友谊的“蜜月期”。
两人产生嫌隙始于儿女姻缘，王国维长子王潜明逝后，罗振玉忽然把自己的女儿带走了，且是不辞而别，这对王国维来说自然是不能接受的，两人渐因此交恶，直至不再往来。
得知王国维去世的消息，罗振玉“大受震惊”，于是代王国维写了一份《遗折》，言辞恳切，溥仪阅后，随即“下诏”追授王国维“忠悫”谥号。
关于王国维家人的安置问题，罗振玉也多方出力，帮助其遗孀及子女南返，且立即着手整理出版王国维生前著作。后来他终于承认“我负静安，静安不负我”，算是为这段乱世之深情厚谊盖棺论定。
五、风云际会的五星聚奎
有个成语叫五星聚奎，即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排列为近乎直线的奇异天象，这在古人眼中，代表着某种天意，属于五星联珠，是大吉之兆。
北宋的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五人，因为开创了理学一派，顺应了天意，即被称为五星聚奎。同样，清华大学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一次五星聚奎。
1925年，胡适亲自出面请王国维到清华任教，但因王曾供职溥仪小朝廷，对去清华任教有顾虑，生恐溥仪不允，后在胡适的周旋下，促成此事。
当时，清华研究院任教的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五人，他们被称为“清华五导师”，也可以说是清华史上罕见的一次“五星聚奎”。
五导师中，学识最渊博的应该就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三人。梁启超我们都熟悉，他是清末民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和文学家，也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的父亲，是“公车上书”的主要发起者，“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
由此可知，长王国维四岁的梁启超，也是学问大家，但他又极佩服王国维的学问，所以总是把他推到前面，而自己甘居王之后。学生有疑难，去问梁启超，他都会说“可问王先生”。
因为两人一个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一个曾是清废帝溥仪的国文老师。五导师之一的陈寅恪曾戏写一联，用以形容清华研究院的同学，说他们是“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陈寅恪也是难得一遇的大师，他的祖父是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父亲是陈三立，为清末四公子（谭嗣同、陈三立、吴宝初、丁惠康）之一，妻子唐筼是曾任台湾巡抚的唐景崧孙女。
陈寅恪曾先后在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哈佛大学学习深造，精通八种语言，他与梁、王二人又并称“清华三巨头”。
可以说，在五大导师齐聚的清华时期，也是中国的学术研究不断精进，学人辈出的时期，中国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的王力，就是当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之一。
然而，这一切随着1927年6月2日这一天的到来而渐渐落下帷幕，这一天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内的昆明湖，享年50岁。王国维留有一封遗书，开头十六个字被称为绝命箴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这样一位知识渊博，潜心学术研究，有风度、有品格的国学大师，就这样将自己的生命终止于北伐到来之前，也许他太累了，也许他不想再颠簸流离，也许他不想尊严被辱……回首王国维的一生，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学术研究，抑或是其文学抱负、爱国理想，都令人钦佩不已，值得后辈学习。
参考资料：
《独上高楼：王国维传》陈鸿祥著
《红楼梦评论》王国维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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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夕四少，为你讲述不一样的名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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