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经济观察报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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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邓小南
来源=《长路》
两宋时期,艰困忧患和繁荣辉煌是交错并存的。在这种整体氛围中,包括士人群体构成的多元,生活内容的多元,思想意识的多元,艺术品味的多元,都成为当时社会的典型现象,呈现出宋人生活中一体多面、雅俗相依的双重文化性格。
就今天的主题而言,在座专家云集,我个人则对茶艺、器用等方面的内容了解有限;所以今天只能尝试讲一些“边缘性”的内容,算是敲个边鼓,也藉以向各位求教。
对于宋代这样一个历史时期的定位,中外学界有很多不同的认识。总体而言,学界对于宋代经济、文化的发展成就有高度的肯定,同时对这个时期面临的严峻挑战、产生的突出问题,也有非常严肃的讨论。谈到宋代文人“大俗大雅”的生活情趣,势必涉及他们在当时的“生活圈”。所谓“生活圈”,是指文人生活的环境以及当时的社会氛围。下面我们分三个方面,简单地谈谈。
生于忧患,长于忧患
首先要从赵宋王朝的立国形势开始讲起。宋代的立国形势,我想基本上可以用八个字简单概括,就是“生于忧患,长于忧患”。宋代所处的历史时期,始终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外部压力,事实上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南北朝”时期。宋代是中国各主要王朝里疆域最狭小的,到南宋的时候,以淮河—大散关一线作为宋金之间的边界,则更是偏安一隅。这样的外部环境,给宋代的历史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正是在这样的整体格局之下,对外贸易交流的主要出发点转向东南沿海,才真正形成了所谓的“海上丝绸之路”。实际上,从考古发现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海上丝绸之路”主要的贸易产品已不再是丝绸,而是大量的瓷器,也有一些金银器、铁器。今年2月24日《文汇报》刚刚刊登了一篇文章,叫做《“南海一号”:沉睡800年的繁华》。
宋代的历史呈现着许多看似矛盾的现象,从这个角度而言,也可以说这个时期有非常开阔的研究空间。我们既看到两宋三百年在经济、文化、制度建设方面有着辉煌的成就,也痛切地感觉到王朝末日的苍凉。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一方面有宋徽宗这样酷爱艺术的帝王,对“太平盛世”刻意追求、大肆渲染;另一方面,这个时期并不是三百年的“太平盛世”,而是始终伴随着外部环境的挑战。
《长路》
邓小南/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10月
宋代的民庶、士人以及征战于疆场的军队将士,用他们的脊梁撑起了这样一个时代。这些英雄人物,也有他们的精神寄托与生活情趣。以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和韩世忠的《临江仙·冬看山林萧疏净》为例,可以看出既有征战中壮怀激烈的慷慨悲壮,也有承平时往事如烟的慨叹与闲情。在这个时期,方方面面呈现出一种多重而复杂的生活情境。
总体来说,宋代外部压力沉重,就国内政治局面而言,“稳定至上”是朝廷政治的核心目标。对于民间文化发展、经济事业、社会生活等方面,宋廷因仍自然趋势而未予过多干预。相对来说,宋代文化环境比较宽松,士人群体活跃,“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正是在这样相对开明、宽松的环境下,宋代社会充满活力,大师、精英辈出。由这种开放的氛围,孕育出一种开创的精神。
走向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
从唐代到宋代,一方面社会形态、文化学术方面有非常清晰的延续性,另一方面当然也有走势上的明显不同。葛兆光先生在《道教与中国文化》中曾经说,唐文化是“古典文化的巅峰”,而宋文化则是“近代文化的滥觞”。这两者间的区别,如果用一种较为简单的方式来概括,就是出现了“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趋势。所谓的“化”,不是一种“完成时”,而是一种“进行时”,是指一种趋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塑就了宋代社会、宋代文化的特点。
比较一下唐宋两代的都城,我们能直观地感受到两类都市格局和它们呈现的不同气象。唐代长安城的都市布局非常严整,而宋代的开封,相对来说商业气氛比较浓重。唐代的居民住宅区基本上是坊式的结构,在某种意义上接近于封闭的小区。而宋代城市的结构,大体上是一种长巷式、街区式的布局,是一种开敞式的氛围。南宋的“行在”临安也是如此。描绘宋代都城繁华景象的笔记之类文学作品有很多,也有存世的著名画卷,比方说描写北宋后期东京开封都市风貌的《清明上河图》,大家都非常熟悉。而对于南宋都城临安,当时的笔记如《梦粱录》《武林旧事》《西湖老人繁胜录》等等,都叙述了杭城内外的市井繁华景象:“杭城之外城,南西东北各数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足见杭城繁盛耳。”
两宋时期,文学重心逐渐下移,成为文化史上引人注目的现象。所谓“文学重心下移”,主要是指文学体裁从诗文扩大到词、曲、小说,与市井有了更为密切的关系;创作主体从士族文人扩大到庶族文人,进而扩大到市井文人;文学的接受者扩大到市民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大众。当时,在都市的街头巷尾,活跃着一些讲史、说书的艺人,他们不仅是故事情节的传布者,也是文学作品的丰富者、参与创造者。而生活在市井中的普通民众,也成为文学艺术的直接欣赏者和接受者。随着都市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兴起,世俗文化大放异彩,在道路通衢、瓦子勾栏,有说书的、杂耍的、讲史的,也有街头的饮茶活动,这些都是市民文化勃兴的重要标志。
晚唐五代,词作开始从青楼楚馆走出来,到宋代已经蔚为大观。以北宋词作家柳永的《八声甘州》和《定风波》为例,前者“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抒写了作者漂泊江湖的愁思和仕途失意的悲慨;后者“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 (宋)柳永撰,薛瑞生校注:《乐章集校注》,52页,北京,中华书局,2012。]则体现了民间女子的生活追求与内心情事。由此我们看到宋代词作家“清雅”与“俚俗”并存的审美风尚。
文化知识、文学作品的普及需要依托于特定的技术手段,像雕版印刷的发展,就成为重要的条件之一。当时不光是国子监和地方官学,私人的家馆、私塾,以及社会上的书铺,都可能刻板印书。宋人如邢昺、苏轼,都曾经提到印刷术对于知识传播的帮助,说“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时之幸也”。南宋史学家王称《东都事略》的绍熙刻本,目录后有牌记标明:“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可见当时已经有了“版权保护”的明确意识。
通过读书、科举、仕宦、创作、教学、游赏等活动,宋代的文人士大夫结成了多种类型、不同层次的交游圈,这是当时重要的人际网络。近年来伴随着人文资料数据化的进步,有些学者尝试利用关系型的数据库(例如《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进行士人人际网络的统计与分析,绘制出一些示意图。我们可以从中直观地看到北宋中期司马光、苏轼、程颐等人不同层次的交往关系。
当时这些士人的交游活动非常兴盛。像真率会、耆英会、九老会、同乡会、同年会等各种各样的聚会形式,层出不穷。有时“耆老者六七人,相与会于城中之名园古寺,且为之约:果实不过五物,殽膳不过五品,酒则无算。以为俭则易供,简则易继也。命之曰‘真率会’”。都市中的茶楼、酒肆,成为文人交往、“期朋约友”相互会聚的场所。《梦粱录》的相关记录说道:“汴京熟食店张挂名画,所以勾引观者,留连食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茶肆皆士大夫期朋约友会聚之处。巷陌街坊自有提茶瓶,沿门点茶。”
不仅是在这些城市公共空间里,我们看到一些私人的花园、亭馆也成了士人喜欢交游访友的去处。像洛阳的花圃、苏州的园林,不少名人宅邸有频繁的交往活动,苏州城内的中隐堂、崑山附近的乐庵、松江之滨的庵,都是这样的地方。史称“庵在松江之滨。邑人王份有超俗趣,营此以居。围江湖以入圃,故多柳塘花屿,景物秀野,名闻四方。一时名胜喜游之,皆为题诗”。时人以为“心闲事事幽”[,四方友朋、挂冠而归的“耆德硕儒”,经常往来酬酢,“极文酒之乐”,“以经史图画自娱”。
《西园雅集图》以及米芾所写的《西园雅集图记》,早为大家所熟知。被传为佳话的北宋“西园雅集”,就是当年像苏轼、苏辙兄弟以及黄庭坚、李公麟这样一些菁英人物汇聚于驸马王诜园邸,赋诗、题词的盛事。往来之际,煎茶点茶、酌酒吟诗。南宋王十朋也提到:“会同僚于郡斋,煮惠山泉,烹建溪茶,酌瞿唐春。”文人士大夫常常流连忘返于这种其乐融融的场景之中。士人也将茶具、酒器、梅花、新茶等作为重要的礼品彼此互赠。时人将此类以物相赠的活动,称为“人事”。(张淏《云谷杂记》:“今人以物相遗,谓之‘人事’。”)
总的来看,宋代文人可能从事形形色色的公务事任,进行多姿多彩的交游活动,也有很多独处静思的时间;在不同的空间场合、不同的文化氛围中,发展出了丰富的生活方式,也展现出士人的多样性情。
大俗大雅:对于意境的追求
台湾“中研院”院士陶晋生先生在其《宋辽金元史新编》中,曾经做过这样的论断:“这一时代里中国人并重理想与现实,兼备雅与俗的口味。”陶先生是从不同方面来论证的,我们今天不去讨论政治军事,仅就宋人的生活和思维方式而言,应该说,受到了禅宗潜移默化的影响。禅宗认为“佛法在世间”,持平常心,注重“当下”,这些意识渗透在宋代士人的生活方式之中。生活俗事、民间俗语,皆可能有其雅致趣味,可以入画入诗。苏轼说:“诗须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黄庭坚也称:“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如孙吴兵法。”扬之水先生曾经说:“宋人从本来属于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提炼出高雅的情趣,并且因此为后世奠定了风雅的基调。”这样的时代特点,应该与禅宗旨趣的影响相关,解道悟法者,行住坐卧运水搬柴处处是道。新儒学的兴盛,也强调天地之间无非是道,事事物物皆有理。当时“游于艺”的观念,正是被置于“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这样一种整体框架之下予以认识的。
如上所述,两宋时期的社会环境复杂多变,既有承平的岁月,也有战乱的时期;一时英杰既有征战沙场时的豪迈气魄、激昂奋发,也有日常生活中的世间柔肠、儿女情怀。在艺术旨趣上,“雅骚之趣”和“郑卫之声”同存,匠师画和文人画双峰并峙,文人作品中不乏世俗关怀,市井作品里也可能充溢着书卷气息。种种现象,都呈现出宋人生活中一体多面、雅俗相依的双重文化性格。
“雅俗兼资,新旧参列”,是北宋名臣孙何向宋真宗提出的治国理政原则。由此我们也看到,就时人观念而言,所谓的“雅”与“俗”,在日常文化生活与政治生活中,方方面面都是融通的。朱熹在与学生谈话的时候,曾经明确地说:“天地与圣人都一般,精底都从那粗底上发见。”南宋中期的文人韩淲,在其诗作中也说:“雅俗岂殊调,今古信一时。”可见精与粗、雅与俗在当时的人看来,并非绝然割裂的两个方面。宋人的雅俗观,他们在文学、艺术、社会生活理念中的雅俗情趣,给当时的文坛乃至整个文化生活都带来了一种新的气息、新的趣味和新的活力。
简约,是宋代艺术的重要特点之一,在绘画、瓷器以及其它许多器物上都渗透浸润着简约之美。南宋的刘安节在谈论国家大政方针时,也提出“王者之治”应该是“至简而详,至约而博”的。这种观念贯彻在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时人而言,日常生活、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很多原则都是相互贯通的。
我们看到,与隽永雅致的瓷器并存的,也有书写着“忍”“招财利市”之类世俗字样的器物。这种大俗大雅的并存融通,生动体现出贯通两宋的文化风情。
综上可见,两宋时期,面对严酷的内外挑战与生活压力,士人民众迸发出坚忍顽强的生命力,不懈追求美好生活,创造出丰厚的物质文化财富与感人至深的精神遗产。
雅与俗,关系着宋人赡蔚丰润的文化意识;复古与创新,体现着宋人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实践。他们“游于艺”的修养和美学趣味,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整体的精神追求中得到了升华。如朱熹所说,“日用之间本末具举,而内外交相养矣。”通过这样的文化涵育,希望达致崇高的人生境界——这正是宋代文人的精神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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