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中，湖湘文化特色鲜明，湖南文坛生机勃勃。进入新时代，几代湖南作家笔耕不辍。最近，以“时代的回音”为主题举办的一场发布会中，湖南作家、批评家水运宪、王跃文、贺绍俊、阎真、彭东明、龚旭东进行了分享。
这些来自湖南的作家均于近些年出版了自己的长篇小说，水运宪的新作《戴花》是一部“酝酿了半个世纪”的作品，这部长篇小说的书名取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响彻大江南北的一首群众歌曲——“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
《戴花》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末，以主人公“我”为代表的一批大学生来到德华电机制造工厂，进入生产一线学习实践、成长蜕变的故事。“我”与师傅莫胡子是师徒，亦是对手，也都对平凡的职业保持敬畏。《戴花》以工厂两代炉工的奋斗史，写出了他们身上不同的时代印记、相同的精神传承。“在火红的年代与一穷二白作斗争”，水运宪书写的是今天的年轻读者不太熟悉的生活，但他表示，自己并不担心年轻人对这类题材会有“违和感”，关键在于让读者感到故事中的精神，时代的隔膜其实并不重要。
《戴花》书封
分享会中，谈到创作《戴花》，水运宪说自己“饱含着一股激情”，小说中人物种种、性格不同，但在他看来其中最动人之处是把最真实的人写了出来，“哪怕是缺点，哪怕是错误，这些东西我把它如实地写出来，回过头来看，自己是感动的”。水运宪表示，他特别希望写出在当年的那种贫困的日子里，大家共同的精神追求以及人与人之间特别真挚的情感。“那个时候大家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都很纯洁，为了一同渡过难关，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互助的精神。”
作家水运宪
与水运宪不同，作家阎真的新作《如何是好》写的是当代年轻人成长的艰难。阎真在高校工作，面对一波又一波的大学生入校、毕业、再入校、再毕业，他深知当下青年一代的生活之难。“我给他们上新生课的时候，我说，你们不要以为进了985大学就进了人生的‘保险柜’，远远没有——也许在你们接到大学通知书的那一瞬间，就是你们人生最高光的时刻。”
阎真用“贴地而行”来形容《如何是好》，生活本来的面貌在小说中被如实描摹。同时，这也是一部致力于写出生活痛感的小说，阎真认为，如何在物质丰腴的当下不回避地写好生活的痛感，是对这个时代作家的真正考验。“我们想一下曾经的那些文学巨人，从莎士比亚、雨果、托尔斯泰，到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曹雪芹，伟大的作家不能够离开对生活痛感的表达。”
《如何是好》书封
作家彭东明的《坪上村传》写的是一个真实的村庄，即他的老家。他十六岁离开这片土地，村庄便成了他整个人生的背景。在外漂泊三十八年后，他又回到村庄修缮老屋。老屋是一座村庄的记忆，在浓郁的乡愁里，坪上村的故事氤氲穿行于村庄百年的时空之中，叙说村庄上一代又一代人命运的起落、社会的变迁以及正在消逝的风情风俗。
评论家龚旭东对彭东明的这部作品印象很深，他曾经去过修葺一新的老屋参观和授课，老家老屋的许多小物件都被彭东明写进书里。龚旭东谈道：“每一个老物件都有自己的故事，通过它我们能看到它的主人是什么样的，读来让人动情。”的确，越是面对熟悉的生活环境，下笔越难，也越容易动情。彭东明说，“很多时候我都写得流泪，因为这种情感太真实了，这本书我把自己也写到里面了，在记忆与变迁的现实中不断跳进跳出。”老家、老村、老屋、老朋友，彭东明通过众多人物命运的转变来写伟大时代的具体变化。当然还有不变的：坪上村那些村民的可贵精神被传承下来，这也成为彭东明这部小说的核心思想。
彭东明
与彭东明类似，王跃文写《家山》也写得很动情。这是一部从大革命时期到新中国建立二十余年波澜起伏的一部地方史志，小说中写到抽壮丁、大洪水、征赋纳税、乐输抗捐、生老病死，桩桩件件演绎一方乡土的民风民情民心。王跃文的语言得方言古语之神韵，但更是细密编织沙湾村耕织劳作的日常生活。
王跃文说，他写的所有的故事，都源于从小听到、看过的故事，从老一辈人所讲述的他们经历的生活中，王跃文感受到一种历史的延续。“自小那种家乡的生活与我的创作、与我自己的精神世界的形成，包括情感方式、宇宙观的形成在内，都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回想自己的创作道路，王跃文认为有着真实书写、文化书写、中华美学书写三个关键词。所谓中华美学书写，王跃文表示，中国人一直生活在赖以生存的土地上，我们同天地万物形成了稳定的情感关系和行为习惯，也就自然衍生并呼唤着一种纯熟的中国美学经验，或者叫中国气派、中国气象，“写这般经验，是我的长期追求”。
《家山》书封
关于湖南作家的整体创作，龚旭东说：“我觉得湖南的小说创作一直有一个精神的传统和总的特点，就是湖南作家总是有一种忧患意识，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对乡土。”
“湖湘气派”是否具有一种鲜明别致的风格特点呢？贺绍俊从《戴花》谈起，他认为这部小说典型地体现了湖南人的性格。小说中主人公莫正强正是一个有拼劲儿、不认输、吃得辣、霸得蛮的人物。《戴花》中的人物具有非常明亮的集体精神，非常忘我的拼搏精神，“这种精神在湖南人身上是延续不断的，体现着湖南人的自豪感、自信心”。贺绍俊说，就像水哥（水运宪）小说的名字一样，《戴花》是说“我就是要戴大红花”，人的精神在这里如此亮丽、如此饱满。同时，诸如阎真等作家笔下的湖南知识分子形象，也应和着岳麓书院那副著名的牌匾——“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湖南文人的气节背后，有着一个又一个精彩的湘江故事。
贺绍俊
贺绍俊说，在一段时间内，曾经显赫的湖南文学似乎慢慢走向文坛的边缘。但这并非因为湖南文学人的创作力下降了，相反，这种变化中透露出的是湖南作家的“野心”变大了，湖南作家涉猎的写作题材更多更广起来。
“进入新世纪以后，特别是近一二十年来，湖南的作家又开始显示他们的锐气，他们典型地体现了湖南文化的品格。”贺绍俊以《家山》为例，王跃文写的“沙湾”在几千年前曾是屈原流放之地，屈子很多重要的诗篇都是在那完成。而彭东明的坪上村在洞庭湖旁边，那附近的汨罗就是屈原最后的葬身之地。贺绍俊说，“从自然地理的角度来说，汨罗江从王跃文的家乡流到了洞庭湖，其实就隐喻着湖南文化的一种流传扩散”。一种地域文化的结构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能够鲜明地感知到湖南文学的文化品格的同时，读者也可以清晰地发现：湖南文学正在巨大的历史变革中不断向上走，湖湘气派的强大气流不断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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