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寄托了中国文人对政治的见解、对艺术的探索、对人文的体恤、对世态的觉察以及对美的孜孜以求。宋人如何在山水之间体悟“天下”？在文化上堪称“造极”的宋朝留下了哪些遗产？本文系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王瑞来在2023大学问首届年度学术出版论坛上的演讲文字稿，由澎湃新闻首发。
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王瑞来
我想讲的和刚才邓小南教授、虞云国教授的宏观视野有所不同，是一个微观的小考证。但是这个小考证是跟广西、跟桂林有关的，可以作为一个补白或者补遗。其中我会做一些具体考证，涉及许多史料，史料的引用我就略过去，对史料解读的部分我就给大家讲一下。
华夏文化造极的宋代，也产生了“广西”这一地名。这一拥有古老文明的区域，更为紧密地融入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中。广西山清水秀、人杰地灵，不仅有着刘三姐这样美丽的民间传说，还伴随着与内地的交往，留下了许多轶事佳话和典籍文献。
在北宋中期，铁面御史赵抃担任通判的宜州，走出过乡试、省试、殿试连中第一的高考状元冯三元冯京。到了北宋后期，还有反映政治风波的元祐党籍碑的竖立，当然广西现存的两块是后来刻的。在南宋，典籍载录，不仅有著名文人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还有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在我最近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新书《士人走向民间：宋元变革与社会转型》中，还讲述了跟广西有关的罗大经的故事。
王瑞来著《士人走向民间：宋元变革与社会转型》
这个罗大经和刚才邓小南教授提到的一些和广西桂林有关的名人不大一样，他比他们地位要低很多，所以不大为人关注。在星汉灿烂的宋代，罗大经似乎名不见经传，知道的人可能并不多，不过对于研究宋史或宋代文学乃至中国古典文学的人来说对他并不陌生，因为他写了一部很有名的笔记《鹤林玉露》。这部笔记颇为生动有趣，甚至清乾隆皇帝都曾写下过这样的诗句：“批黄稍暇无余事，静读《鹤林玉露》篇。”根据其中一段非常精彩的描述，明代才子唐伯虎还画过一个《山静日长图》，被清人赞誉为“《玉露》中妙境，固非此妙笔，不能传神写照尔”。这部笔记不仅好看，也是重要的研究史料。1983年时我把《鹤林玉露》点校整理了出来，在中华书局出版。在这里，我想讲述一下罗大经跟广西乃至桂林的关系，从中可以透射出宋元变革社会转型中的士人命运，由个案观察宋代的广西与桂林，并从这一视点揭示罗大经的仕宦经历与道德精神。
关于金榜题名后的士人命运，我想简单讲一下，这就涉及罗大经为什么会到广西来任官。罗大经是江西吉水人，他生活在南宋中期，跟著名的文人杨万里、高官周必大都是同乡，是他们的后辈。他和广西有什么关系？简单地说，他在广西做过官。继续追问：罗大经为什么要到广西来做官？这就说来话长了。
国土被削去三分之一的南宋，继承了北宋的仕途壅塞，使得进士登第后的士人入官变得特别艰辛。在南宋初年的时候，就有人指出过这样的事实：进士及第后“大率十年不得一任”。罗大经进士登第之后待阙八年，迟迟未能进入仕途，这就是没有太大的背景的士人极为普通的遭遇。这样严峻的现实，让罗大经不得不另辟蹊径来进入仕途。
他到广西任官是到容州（现在的容县）做司法参军，我归纳《鹤林玉露》中一些零星记载，发现罗大经在容州任职司法参军期间，跟三个人有密切的关系。这三个人都比罗大经的地位高，属于他的上级。
第一位是范应铃，当时他担任广南西路提点刑狱，司法官员。这个人很有名，在《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有很多他的判词。当时罗大经到任不到一年的时候，范应铃就给了罗大经一份推荐书，就说我可以推荐你。根据宋代的升迁改官制度，选人升迁需要五份推荐书，第一份和最后一份很重要，叫“破白”与“合尖”。其中还要有三份是主管上司的推荐书，这是必不可少的。范应铃就是罗大经的顶头上司，他写了推荐书。但是在南宋，实际上选人得到举主的推荐书是非常困难的事，因为每年的名额有限。即便像杨万里这样有影响、有地位的人来求这种推荐书，给他自己的子女都非常困难。
从范应铃主动给刚到任几个月的罗大经写推荐书来看，可见他对罗大经相当器重。但是这并不是由个人能力就能做得到的，这里面有着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利益考量在起作用。所以范应铃对罗大经如此垂青器重的背后，一定有隐秘。
第二位赵师恕。赵师恕和罗大经的过从是最为密切的，《鹤林玉露》中有许多记载。但在《鹤林玉露》中罗大经以字“季仁”尊称他，后来经过我考证找到，他就是赵师恕。这个人1234年到1236年之间，在桂州做静江知府。
第三位叫王太冲。《鹤林玉露》中有一条《酒有和劲》，作为制酒勾兑技术的史料屡屡被引用，记载了王太冲制酒的事迹。王太冲在端平三年（1236）前后曾担任过容州知州。王太冲的名字也是经过我考证出来的，他在《鹤林玉露》中也以字称，字元邃。
一个人的朋友圈大多形成于勤务或者生活的地域范围。上面三个人似乎就是罗大经到容州任官后才开始结交的新知。但经过我深入考察这三个人的履历，发现事实并不是这样，从而揭开了罗大经远赴广西任官的秘密。
简单说，范应铃曾经在罗大经的家乡担任过吉州知州，他跟杨万里的儿子杨长孺的关系非常好，杨长孺和罗大经的父亲关系非常好，这是内在的关系。赵师恕在端平元年（1234）担任静江府知州之前，担任过袁州知州（袁州与吉州相邻，在南宋都是江南西路），他和杨长孺关系也非常好，刚才讲到，杨长孺和罗大经的父亲是好友。人际交往并不仅限于直线关系，更多的是间接交往，朋友的朋友就是朋友，由此构成一张巨大的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
这里且不说赵师恕在与吉州相邻的袁州任官，给罗茂良的创造了交游机会，仅就罗茂良和杨万里儿子杨长孺的亲密关系，也足以使赵师恕能够成为罗大经父亲的朋友。王太冲就更直接了，他在罗大经的家乡吉水担任过知县，而且对他在任内的善政，罗大经的父亲亲自写过诗歌颂过，被刘克庄记载到墓志当中。
毕竟有些“走后门”之嫌，所以我们在《鹤林玉露》中找不到罗大经为什么要远赴广西做官的只言片语的说明。但是我们从范应铃、赵师恕、王太冲与罗大经父亲罗茂良的交往关系看，如果说罗大经远赴广西做官和这三个人没有任何关系，说罗大经在广西与这三个人的交往是一种偶然，反倒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在“员多阙少，一官至数人共之”的南宋，进士及第后的注官也要排队等待。罗大经就饱尝了八年等待的煎熬。如果没有特别的关系，要想很快在吏部获得铨注差遣，希望是微乎其微。但罗大经的父亲罗茂良的朋友范应铃、赵师恕、王太冲同时在广南西路任官，就给了罗大经一线新的光明。罗大经由于父辈友人的推荐铨注，方得以结束待阙，任官广西。这个个案就揭示了残酷的历史现实：在南宋，即使士人千辛万苦科举及第，依然需要托关系自谋出路。
而正是由于这样的命运弄人，阴错阳差，罗大经跟广西和桂林结下了一个美好的缘分，到了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到了相传为杨贵妃故乡的容州。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部分。
范成大讲过：“余尝评桂山之奇，宜为天下第一。”来到风光秀丽的广西桂林，罗大经异常兴奋，似乎一扫他长期漫长等待任官的郁闷。在公务之余，搜访名胜，“瑰奇恣搜”，在他两首诗中都提到这句话。观赏之下，作为文人的习惯，按照他在一首诗中所言“书生触处便饶舌”，写下了不少诗文。其中一部分就收录到了《鹤林玉露》之中。
《鹤林玉露》丙编卷五的《南中岩洞》有五多百字，是集中对曾公岩、栖霞洞的描写。我们看一下解说，第一句就讲了：“桂林石山奇伟，东南所无。”这是和南宋首都临安杭州附近的山色景致相比较，指出两者的不同。而且东南应当包括罗大经的江西家乡，表达桂林石山的奇伟，超出他认知范围的一种感受。
接下来罗大经又以前人和当世的诗文，来坐实他所讲的“桂林石山奇伟”。但是根据我的考证，他的引经据典，主要不是凭借他的记忆，而是引自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还有韩柳诗文。在柳宗元看来，一般的景色是只限于一地，最多是和周边的景色相比，就认为是奇特了。但下面说，“桂林多灵山，发地峭竖，林立四野”，则是走遍天下所得出的认知。
还有黄庭坚的诗中这样写道：“桂岭环城如雁荡，平地苍玉忽嶒峨。李成不在郭熙死，奈此百嶂千峰何？”这是黄庭坚在遭遇贬谪途经桂林的时候写下的一首诗，他惊异于桂林奇山，慨叹李成、郭熙那样的著名画家已不在人世，没有人能画出百嶂千峰的瑰丽。
在罗大经的叙述中，只有引述刘叔治的诗，是他独家发布。刘叔治，生平不详，罗大经说“近时”云云，可以知道他是跟罗大经同时代的人。经过我的考证，他曾经在广西钦州做过通判。一个曾经担任过知州和通判的中级官僚，生平事迹都如此难以考证，可见湮没于历史尘埃中的人和事是不知几何的。
所幸有罗大经《鹤林玉露》的记录，让刘叔治“环城五里皆奇石，疑是虚无海上山”的诗句流传下来了，这句诗无疑是刘叔治任职钦州期间的目睹实录。
大家都熟悉“桂林山水甲天下”这个名句，王正功和刘叔治的时代差不了多少，可能稍稍早一点，但是罗大经历数古今咏桂诗，并未提过这一句，显然这一名句在当时还不是流传很广，地位较低的罗大经是无缘得知的。
罗大经引述唐宋和今人的诗文，其实只是一个铺垫，最后他笔锋一转，说“此特言石山耳”，就是说前人和今人描述的仅仅是石山。那么罗大经要讲什么呢？
他说：“至于暗洞之瑰怪，尤不可具道。”很显然，罗大经要补缺，补此前缺少对桂林岩洞描写的遗憾。这才是罗大经在这一则记载中想要诉说的主题。
的确，桂林以山青、水秀、洞奇、石美而著称，“洞奇”是不能缺席的。观山、视水、赏石还都是停留在表面映入眼帘的视觉审美，而探洞则是超越表面可见的视觉以外的审美体验，带有冒险的举动，更为深入而刺激。
刚才那段记载，罗大经先是讲了桂林岩洞和九嶷山相通的传说，接着讲了范成大曾经探访岩洞，在失去照明之后返回的经过，最后他讲了他的亲身经历。罗大经跟随时任静江知府赵师恕的这次游洞，规模是很大的：举着几百枝火炬，敲锣打鼓，结队而入，上千市民跟从，很有仪式感，相当壮观。行程由曾公岩进入，由栖霞洞出来。昨天有朋友告诉我，曾公岩还没有完全开发出来，现在还不能参观，栖霞洞是可以的。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游洞整整用了一天时间。进去的时候漆黑如夜，出来的时候仍是白昼，犹如昼夜交替，让罗大经感觉恍若隔世。也许是罗大经讲述了这种感受，然后赵师恕便让罗大经赋诗记录下来。于是，在《鹤林玉露》的记载中，就保留了这首五言长韵的一部分诗句，并不是全部。
所以从这部分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到罗大经是这样描述的，我把它简单地翻译成现代汉语：
放怀寻觅瑰丽的景色，进入到河伯的龙宫水廊。狭窄的通路刚刚让人怀疑是走入长长的小巷，眼前忽然又展现出天井高高的宽敞厅堂。白玉般的石桥巧妙地横亘于溪水之上，华美的居室装点着玉饰的门窗。钟乳石的形状如仙似佛，钟鼓状的石头敲击起来音声铿锵。还有像是左顾右盼的神龟，彷佛发出犬吠一样的声响。仙人炼丹的炉灶仍然在使用，种植的仙草也似乎可以嗅得到芳香。千百只怪兽聚集撕咬，洞中闪烁着五彩的光芒。溪水岩石一尘不染，置身洞中感受着六月的清凉。轻身穿过一条条小路，弯弯曲曲地据说可以通往三湘。宛若神工鬼斧般的雕刻，天地真是横无际涯般的混茫。进入之时黑暗如夜，出来又是普照阳光。恍惚犹如隔世，奇异的境地真是不可思量。
罗大经的诗用了很多典故，比如“贝阙”出自《楚辞》，“芝田”出自曹植《洛神赋》，“混芒”出自出自《庄子》，可以看出他深厚的学养。尽管如此，对于桂林瑰立的洞窟，罗大经仍然觉得难以极尽形容。
需要正名的是，这首诗尽管明确记录于《鹤林玉露》，也被《全宋诗》据以收录，但清人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也收录了这首诗，题为《纪游东观山》，而且标注作者为“唐代无名氏”。所以《全唐诗》的误收，也误导了不少今人。检索网上，许多条都把这首诗标为“唐代无名氏”作，今后应当改正。
除了《鹤林玉露》中这首五言长韵，在广西的文献中，还记载罗大经一首七言诗，也是记载和赵师恕一起游览的事情。这首诗中，同样引用了“瑰奇恣搜”的表述，表达了他对桂林奇山异水探访的热情。同时也可以旁证上述五言诗确为罗大经所作。
然后他在记载中，还讲述了游览他任职的容州勾漏洞天，据说现在也是一个旅游景点。无论是对命名来自北宋后期曾布的曾公岩，还是栖霞洞，罗大经都是较早的详尽记载，加之《鹤林玉露》的有名，让桂林的美景更为广泛传播，闻名遐迩。从这个意义上说，宣传桂林，南宋的罗大经也是功不可没。
在《鹤林玉露》中，除了记载名胜游览，还有一些他自己的“夫子自道”，记载了一些他在广西任官期间的事迹。通过这些零散的记录，我们可以看到公务以外的罗大经“游于艺”的活动以及思想学养与是非意识。
我举几个例子，第一，对朱熹词真伪的辨证。有这样一首词，当时流传说是朱熹作的，罗大经从内容上分析，觉得其中的“安分无求”不符合朱熹道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积极入世思想，认为绝非朱熹所作，后来通过与一个朱熹做邻居的同僚向朱熹求证，得到了朱熹的亲口否认，从而坐实了罗大经类似校勘学理校的内容判断。由此可以看出罗大经的道学造诣。
还有一段关于志士仁人的记载，偏远的广西在宋代的时候往往成为获罪官员的贬谪流放之地。这条记载的两个官员都因为以各种方式与南宋初年的权相秦桧抗争而获罪，被流放到容州，最后死在那里，他们的事迹由于《鹤林玉露》的记载而流传于后世。这样的记载也反映了罗大经在政治立场上的是非观。
他还有一条记载，以偶然证天道。跟刚才记载的那条有关系，讲述奸臣陷害忠良没有得逞的两件事。这或许是出于巧合，但罗大经从上苍保佑忠贤的视点加以阐发，既体现了作为一个道学家的正义感（这并不是无稽之谈），也是一种神道设教的道义弘扬。
由物产的变化联想到人文，认为地理环境未必就能决定人才的产生。在那个时代罗大经的辩证认识可以说是是相当深刻的，是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一个反向认识。
刚才也提到了酒类勾兑，这一条记载中，罗大经不仅记录了跟他有密切交往的知州王太冲以石灰勾兑白酒、红酒，还以此引申到了治国。士人的地位无论高低，接受儒学熏陶的士人，总有一种治国平天下的情怀。所以他就主张对拥有各种才能的人才，应该兼收并用。同时反省自己，应当学问日新。
这样的记载，既可以见到技术的记录，又可以看到思想的光芒。
因缘际会，在时代大潮的翻弄下，罗大经来到了广西。“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罗大经的山水阅读，为广西秀丽的山水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记载。同时，还在他的随笔著作《鹤林玉露》中记录了很多任官广西期间的人与事。透过这些弥足珍贵的史料记录，我们既可以观察到罗大经的学问，更可以通过罗大经这一人物个案，体味到南宋道学家的政治立场与道德精神。重要的是围绕着这些罗大经的事迹，发生在宋代的广西，成为广西历史上不应被忽略的点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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