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嘉宾：
毛时安 文艺评论家
王雪瑛 高级编辑
20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艺术春潮涌动，拍打着历史堤岸，以《上海文学》为主阵地集合了一批风云初起的青年评论家，毛时安就是其中的重要成员。从新时期、新世纪到新时代，他参与和见证了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发展的壮阔历程。他从以文学评论为主，兼及美术评论，影视和戏剧评论，音乐和舞蹈等艺术评论，不断拓展艺术评论的门类，开启了50年不断探索精进的文艺评论长旅。通过嘉宾之间的对话，让读者了解评论家毛时安如何历练自我，形成跨界又专业的文艺评论，他丰富的评论写作中，难以忘怀的经历，他的上海情结与家国情怀，他如何倾心投入，写出打动人心的评论力作。
他是上海文化的“在场者”，他从上海走向全国，面对中国当代文艺大潮的浩荡奔流，他目击、参与、思考、践行，成为深入中国当代文艺前沿的评论家。
创新而不偏激，稳健而不保守
王雪瑛：作为50年来深入中国文艺现场的评论家，您有着参与行政领导、策划组织重大文化活动的工作经验，又有着多门类文艺评论的实践，您是如何做到不断拓展艺术评论门类，形成跨界又专业的文艺评论？是不是有着挑战与发现、磨砺与欣喜，甘苦兼具的丰富体验？
毛时安：我从小热爱艺术，热爱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上世纪60-70年代中，我抄录了大量古今中外的诗歌和文学作品，还为这些手抄本画了五彩缤纷的插图。大学时代，我有幸跟随恩师徐中玉先生专攻中国古代文论。古代文论特有的灵动、文采，给了我终生享用不尽的文化养料，极大地拓宽了我的写作视野。徐先生也成了我一生的精神导师，30多年来，我每年给他拜年。我是一个生活在当下想些问题，写点东西的中国人，我的写作基本围绕自己的工作。我曾先后在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和上海作协任职，主要写文学评论，后来调往上海市文化局工作，侧重文艺批评，尤其是戏剧评论。我的文艺批评几乎涉及所有文艺样式。
很多人对我的多项跨门类评论写作感到惊讶。我不喜欢人在一棵树上吊死，更重要的是，万事万物有特殊性，也有普遍性。在形而下的层面是特殊性，在形而上的层面，事物就显出了彼此相关的普遍性，也就是“殊相”和“共相”。艺术，其实是“技、艺、道”三者的综合。在“技”术的层面，它们是独立的个别的，独立的“技”被艺术家的灵气、创造力、想象力整合就有了“艺”术。一旦进入“道”的层面，评论写作就有了融会贯通的可能，就有了开阔的视野。1986年获上海文学艺术奖的《中西表现美学及其影响下的绘画》和此前写的《人生哲学和艺术境界》都有我自己比较满意的视野和气势。因为视野宽阔，我写作的相对自由度就要大些，完成各种稿约空间也大些。
王雪瑛：《攀登者》收集了关于上海文化发展的评论，以宏阔的视野，稳健的笔调评论了上海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称号、文华奖及中国戏剧奖、茅盾文学奖的文学艺术作品。有作家评价您的评论，文风激情大气而不失委婉细腻；创新而不偏激，稳健而不保守，好看而不飘浮。您如何养成自己文艺评论的风格与特点？
毛时安：文章甘苦事，得失寸心知。有时写得行云流水，有时写得酣畅淋漓，有时写得艰涩无奈，有时像小学生写作文无从下手，甚至有痛不欲生难产的时候。我从没讲过写文章的事，一是天下写文章的人多了去了，自己并非顶尖高手，实无经验可谈。二是谈写作，难说对他人有帮助。《金刚经》有云：法无定法。中国人讲“方法”，显然和西方人不同，讲究空灵和弹性；西方讲逻辑推理，讲归纳演绎，就显刚性。金代文学家王若虚说，“或问文章有体乎？曰：无。又问无体乎？曰：有。然则果何如？曰：定体则无，大体须有。”在我看来，所谓“无”就如岳飞打仗“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而“有”就是中小学语文教的字词句篇，就是遣词造句，谋篇布局。但真正要写得好，光有这些知识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写作和艺术一样，说出来的总是一般，难以言表的才是特殊。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康德说，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这是异曲同工。
我不会写诗，但喜欢诗。我在青春时代曾经手抄了拜伦、海涅、泰戈尔、唐诗宋词，非常喜欢诗的那种独特气质，输入心脾的温馨而忧伤的气息。我个人特别喜欢走夜路，走荒僻无人的荒野之路，慢慢就养成了评论语言的诗化风格和诗性气质。我们年轻时，评论家王晓明曾说我是“美文批评”。在这点上，我受钱谷融先生的影响，尽力在行云流水的论述过程中，有些华彩的段落和章节。
在价值观和方法论上，我深受导师徐中玉先生的影响。一是强烈的家国情怀。每每看到有好作品出现，我会像孩子一样欣喜如狂。我愿意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挚爱的文学艺术。我也满怀着忧患意识，愿意为文学艺术的每一个小小的进步喝彩，同时，也正视我们文学艺术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二是方法论的中庸之道，我总体倾向于中庸平和，很少走极端、绝对化的路子。新世纪初，我读《伯林对话录》，他说，人生问题的某种终极解决，没有普遍适用的始终不变的普遍标准。多元主义的立场使他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充满了弹性和智慧。在半个世纪的评论写作中，我逐渐形成了创新而不偏激，稳健而不保守，理性但不冷淡，感性但不冲动，既正视现实也不躲避崇高，感性体验与理性思维的结合，把评论作为创作对待，让文字富有美感的基本特征。
王雪瑛：“《关于文化发展和文艺创作的四个问题及其思考》是《我们的戏剧缺失了什么》的续篇，2008年8月30日初稿，2010年9月7日改定。”“2017年9月为写交响合唱《启航》的歌词，从上海、北京、敦煌、兰州再到上海，我一路带着电脑和书籍，写了近万字的草稿。”前一篇文章是写作延续时间长，后一首歌词是写作跨越空间大，我在读《攀登者》时，留下了深刻印象。请分享您的评论写作中，难以忘怀的经历。
毛时安：文艺评论是一个清贫的属于精神的事业，是艺术大地上精神的守望。有时候写评论不亚于打仗，需要勇气、智慧和意志。上世纪80年代，我撰写的关于程乃珊小说的评论很新锐，发表于《上海文学》后，作品广受读者的青睐。我的许多评论是在紧张的出差途中完成。写《“微光”的力量》时，高铁穿越祁连山下的河西走廊，导演徐俊的微信、电话时断时续。我住在瑞金医院时，完成老友著名国画家陈家泠的画评。2012年10月30日，我接受心脏手术，上手术台前两小时，把刚写完的手稿电传到上海国际艺术节宣传部办公室。等手术创口稍微愈合，我休息片刻后，就校对电传回来的打印稿，发还他们。今年3月的一天，我预约了医牙。那天我在医院拔了6颗断牙，又植入8个种植牙基座，最后装上临时牙。手术从早上9点，一直到下午5点半。回家后，我忍着创口疼痛，坚持写作三、四天，最终完成了关于电视剧《破晓东方》的4000字评论，发给《光明日报》的约稿编辑。我脑海里时常浮现着着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文字是老实的，只有生命的投入，文章才会有打动人心的感染力。
愿为读者捧出，一颗赤子之心
王雪瑛：“我人生列车驶过大地后，留在我记忆里的一幅幅生命的风景，我耳朵里听到的时代和上海的呼吸，是我献给上海的一首恋歌”。您在《秋天的天气是最可爱的》自序中的深情自述，让我联想到时代、城市与人生的相互交织，您的人文情怀的养成，散文和文艺评论的创作的动力与立场，是不是与上海情结和家国情怀紧密相连？您对“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如何理解？
毛时安：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对这座城市充满了热烈的感情。去过世界的许多地方，我始终认为，她可以比肩全球那些最著名的国际大都市，是一座真正伟大的城市。她的魁伟、宽广，有着不动声色藏而不露的英雄气概。确实，我有着与家国情怀相连浓得化不开的“上海情结”。《秋天的天气是最可爱的》的读者，会从中了解上海、上海人，而且还会热爱上海、上海人，如果结合我写上海人的前一本散文集《结伴而行》，将体会更深。星斗其文，我不敢企及，赤子其人，我愿意接受。我没有其他能耐，愿意为读者捧出一颗赤子之心。散文的写作，丰富了我的情感世界，也使我的评论更有文彩。落花不是无情物，我希望自己的文字像射出枪膛的子弹，闪着激情的火光，抵达心灵，感动自己也感动别人。
王雪瑛：艺术家和评论家如何面对和认识自己的时代，如何在自己的创作和批评实践中呈现自己对时代的认识，对于艺术家和评论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您认同这样的看法吗？请说说评论家的个人成长、格局与时代的关系，文艺评论与时代的关系。
毛时安：我是这个时代的幸运儿，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大转折，让我通过高考，走进校园，接受高等教育，获得成为知识分子的千载难逢的人生机遇。我清清楚楚记得，第一天坐在亮堂堂的大教室里听课的情景，一直在怀疑，我这不是在做梦吧？一代人的中国梦就是从上世纪80年代启幕的。如朋友所言，这形成了我们“做人的自觉之心”。15年前，剧作家罗怀臻就说我，“有青年时代的前卫思想与苍茫感叹，有中年时代的纵横捭阖与美丽忧伤，有盛年乃至盛年后的忧患思绪与浪漫想象”。他说得像台词一样优美。确实，评论家离不开时代，我们的人生都和时代休戚相关。鲁迅先生说过，脱离时代，就像拔着头发离开地球。文学、艺术的潮汐起伏，给我提供了评论的不竭素材和灵感。文学艺术和评论要呈现时代发展的轨迹，留下超越时代，指向未来的思考。评论家要用心去体验作品的人性内涵，人物的情感和精神世界。评论要揭示作品蕴含的人性深度。我写评论首先是笨鸟先飞，就是老老实实地读作品。我写戏剧评论，不但现场看戏，而且事后看视频，读剧本。白天晚上，有空就想，想透动笔，一气呵成。所谓“超越”就是对人性的剖析与理解，对艺术形式的审美感知，终极指向就是真善美。
80年代，我的评论注重把独立的思想注入文字，思考的力度渗透、统摄评论。90年代，我创建了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文化研究室。进入新世纪、新时代以来，自己的内心更加沉稳，面对动态变化气象万千的文艺现象和文艺作品，我尽可能为文艺院团和艺术家，呼吁更加和谐的文化环境。为当代文艺的更好发展，我潜心分析文艺现象与文艺创作得失，写作了《我们的戏剧缺失了什么》和姐妹篇《关于文化发展和文艺创作的四个问题及其思考》，两篇文章说理论道，有观点有立场，先后获得第五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一等奖、第四届中国戏剧奖理论评论奖，在全国文艺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王雪瑛：《攀登者》的后记中，我读到一个细节，在上海报业大厦46楼开研讨会的时候，望着敞亮落地窗外上海的“城市动图”，您心中感慨着“几十年来，我的生命相伴着这座城市和她的文化。”《文汇报》在您以文艺评论相伴上海文化的人生中，也成为日常的弦歌。
毛时安：《文汇报》是我国覆盖广阔的人文大报，也是一张有风骨的报纸，能成为《文汇报》的作者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1983年《文汇报》发表了我为湖北画家周韶华组画《大河寻源》写的近3000字的美术评论，我用人化自然的美学原理论述画家，广受好评。80年代《文汇报》发表了我写的关于史铁生短篇小说《奶奶的星星》的评论。第二年，小说获得了全国短篇小说奖。近年来，我的许多重要文章发表在《文汇报》。收在《秋天的天气是最可爱的》两篇写上海思南路和邬达克的长文，还有写导师徐中玉百年诞辰的长文，都是整版发表于《文汇报》。排版编辑告诉我，阅读那篇写赵长天的《好人的心跳》，不少年轻记者为之动容落泪。40年来，我和《文汇报》结下了不解的笔墨之缘，是永远的朋友。
王雪瑛：回望50年的文艺评论实践，您坚守不变的是什么？与时俱进融合创新的是什么？
毛时安：古人说，修辞立其诚。好文章既要有形式美的“修”，又要有情感的“诚”。“诚”是根本，修辞，不是为了花哨，是为了“诚”得感人。作为评论家，我要求自己，以虔诚对待写作，以坦诚对待内心，以热诚对待生活，以真诚对待世界。我肯定会说错话，但我绝不说假话谎话。评论文章是有生命的，可以触摸到写作者的体温和写作时的心情。我们这代评论家，大都先天不足，少时没有旧学修养，后来缺乏西学修养。自己摸索着舞文弄墨，是时代造就了我们。文学艺术为文造情，但不能为赋新诗强说愁。我常年看戏看画看电影，我感觉真诚可贵，只有创作者真正走心，动情，作品才能感动观众和读者。
我呼唤真诚！回望半个世纪的评论生涯，不变的是我基本的文化立场，艺术的精神性和审美性，对过度市场化、产业化、现代化的冷静与清醒；变化的是评论对象、评论话语，自己不断学习接受消化的新的文艺理论和研究方法，也包括对古代文论的当代活用，让自己保持与时代同步，运用清新的评论话语，一语天然万古新。
王雪瑛：您写有的文章很快，一方面是因为新闻性强的急稿需要快速出稿，您写有的文章又很慢，比如《用生命大声喊出有力量的思想》三千多字的文章断断续续写了将近三年。请谈谈您写作中的快与慢。
毛时安：快慢是个相对命题。我年轻时，的确是出手很快。有时一天能写7、8千字。催稿人经常坐在办公室等稿，当场写完，当场取走，但我想的时间远超过写的时间。《用生命大声喊出有力的思想》，主要是想自己的文字能对得起我从内心钦佩的艺术家濮存昕，还有那些来自雪域高原的藏族孩子们。还有评画家田黎明的《透过雾气看》，我也写了很长时间，两年才完成。主要是将自己原创的观点“艺术的可生长性”讲得透彻一点，而且文风要和他的画风般配。还有2018年开写的《赏樱记》，到现在还撂着，想写一篇有点人生苍凉感的文字。
作者：毛时安、王雪瑛
文：毛时安、王雪瑛 图：出版社 编辑：宣晶 责任编辑：邢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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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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