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年，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创作的《玩偶之家》首次在欧洲公演，与丈夫失和后寻求独立人格的女主角娜拉毅然摔门出走的决绝震惊了观众，被视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先声。
传至中国后，鲁迅进一步追问：“娜拉走后怎样？”并剖析了当时女性的现实社会处境，指出娜拉最有可能的三种结局分别是堕落、回来和饿死。
然而，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却出了一位被称为中国的“乱世佳人”的失婚女性，以笔为犁创作不辍，亲身探索了娜拉走后的第四条路，她就是当时与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苏青。
出书比张爱玲更卖座的离婚女作家
苏青是1914年出生的浙江宁波人，本名冯和议，字允庄，接受过新式教育，中学毕业时是浙江宁波六个县中唯一考上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的女学生。
19岁时与同学李钦厚结婚，20岁因怀孕从外文系退学，由于接连生下四个女儿与婆家关系出现问题，即使多年后终于生下了一个儿子，也难以弥合与丈夫之间的感情裂痕。
抗战时期，日据上海沦为孤岛，李家也不复昔日的家境优渥，家里的米缸频频见底。
苏青向丈夫讨要家用反被打了一个耳光，本性忠厚的她忍无可忍，再加上丈夫移情别恋的刺激，于是毅然与夫家决裂，先分居后协议离婚。
同时改换笔名为“苏青”奋力写稿赚钱谋生，以养活年迈的母亲和四个年幼的孩子（二女儿夭折），甚至累出了肺病。
苏青在21岁时生下长女，生产后心情苦闷，署名“冯和仪”写了一篇《产女》投稿，被林语堂主编的《论语》杂志更名为《生男与育女》刊发出来。
这篇处女作的问世与五元整的稿费让她看到了经济自立的曙光。
作为新式教育的高材生，苏青的文字创作具有传统女性所欠缺的审视洞察力和成熟的叙事描述能力，她的作品基本上都是自叙，娓娓道来新式学堂的读书生涯、结婚后的生活状况以及曲折的心路历程。
这些探寻女性生存意义的文章以自觉的女性视角关注日常的琐碎家事，字里行间洋溢着浓厚的真实生活气息，表达出了强烈的自主意识，写尽了处于新旧交替时代的俗世女子忍耐、绝望和坚韧的心声。
在日据时期管控严厉的上海文坛，苏青这一系列描写女性婚恋情爱与生活细节的作品无意涉及时局，而她大胆、直白、泼辣的文风。
例如移动“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逗号，改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神来之笔深受市场青睐，于是在孤岛声名鹊起。
1943年，长篇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在《风雨谈》杂志上连载，29岁的苏青成为当红女作家。
《结婚十年》出版单行本后半年内再版9次，畅销更胜张爱玲的《传奇》和《流言》，1949年以前，这本书合计印行了36版。
同样以“卖文为生的小市民”身份为荣的张爱玲，对苏青这位同行惺惺相惜，欣然为她1944年春出版的散文集《浣锦集》写序《我看苏青》。
直言不讳地表示“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而一年后出版的散文集《饮食男女》收录了《苏青张爱玲对谈记》作为代序。
苏青也曾放言：“女作家的作品我从来不大看，只看张爱玲的文章。”
两位才女在特殊的历史机遇下一起迎来了创作生涯的辉煌鼎盛期，用手中辛勤耕耘的笔和纸，积极探索了一条自立自强的职业女性之路。
艰难打拼谋生的干练女出版人
摆脱婚姻桎梏的苏青家计负担沉重，唯一能拿得出手的技能就是“卖文”，但时断时续的稿费并不稳定，难以养家糊口。
苏青在《古今》杂志上发表的《论离婚》观点犀利，引起了时任伪上海市长的陈公博的注意，对她多有提携。
苏青也投桃报李，写了《的印象》等文章为陈公博扬名，还迫于经济压力受邀担任伪上海市政府专员，虽然不久后就辞职了，却还照样领工资。
辞职后苏青接受了陈公博和汪伪政府官员太太等人的金援以及两车皮特批的紧俏白纸，一手创办了《天地》杂志。
苏青一人身兼社长、主编、发行人数职，忙得团团转，不仅极富技巧地邀约到了张爱玲、胡兰成、周作人等妙笔生花的撰稿作者。
而且为了打开销路同时“斤斤计较”发行折扣，亲自脚踩三轮拉着杂志上街叫卖。
同时还翻着花样策划营销，创办“命题征稿”活动、杂志预订打八折优惠、新年特刊加厚不加价等，做得有声有色。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苏青的不懈努力下，《天地》杂志的销量节节攀升，甚至出现脱销的良好市场反应，家计温饱总算有了着落。
与苏青笔战激烈的聋哑作家周楞伽也不得不承认：“作为一个宁波女人，比男人还厉害！”
但这段与汪伪政权高层千丝万缕关联的经历，却让她战后的人生饱受诟病。
面对无处发文挣钱的困窘，自认没做亏心事的苏青还是直接拒绝了朋友建议她改笔名的好意。
解放后专攻越剧剧本，最后的辉煌
新中国成立后，生性理智审慎的张爱玲感到到自己待在国内的前路堪忧。
于是以去香港大学继续被战争中断的学业为由，从深圳罗湖出关到香港，最后移居美国。
而安于柴米油盐日常生活的苏青为了家人留在了上海，积极顺应时代潮流换上了女式“人民装”，重新选择了挣钱养家的职业——编写越剧剧本。
1951年底，进入芳华越剧团的苏青为尹桂芳编写了数部剧本，其中影响最大的两部戏分别是改编自《红楼梦》的《宝玉与黛玉》以及根据郭沫若同名话剧改写的《屈原》。
苏青编剧的《宝玉与黛玉》是解放后较早出现的取材于《红楼梦》的越剧演出，几年后才有风靡全国的上海越剧院徐进编写演出的《红楼梦》。
《宝玉与黛玉》连演数月，十分卖座，在北京、上海两地创下了剧团前所未有的三百多场演出纪录。
苏青在剧本中虚构了一个大观园的丫环蕙香，融合了晴雯，金钏儿等众多丫环的形象与故事，戏剧效果极佳。
1954年，苏青倾注大量心血改编剧本的《屈原》作为上海市戏曲代表团的越剧剧目参加华东戏曲会演，获得优秀演出奖，主演尹桂芳和戚雅仙都获得演员一等奖，成为了尹派历史上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剧目。
然而，《屈原》这个充分展现苏青创作才力的剧本却没能荣膺“优秀剧本奖”……
再看一眼《结婚十年》而不可得的遗憾
为了编写越剧剧本《司马迁》，苏青与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书信往来，由此遭遇“飞来横祸”卷进政治漩涡入狱一年多。
出狱后元气大伤，在剧团终日赋闲，43岁的她只被分配到看守剧场大门的工作。
1959年，苏青没能随芳华越剧团一道支援福建，转而去了黄浦区的红旗锡剧团打杂，编剧、配角、字幕等繁杂工作都压在她身上。
即便如此，1966年还是被辞退了，下放牛棚改造，苦捱到1975年才从黄浦区文化馆退休。
苏青晚年肺病复发，有机会就医时医生发现连X光也照不到她的肺了。
她领着43.19元退休工资，与离婚的小女儿李崇美和小外孙三代人挤在十平米的亭子间里勉强度日。
1982年12月7日，在写给老友的最后一封信中自称“我病很苦，只求早死”的苏青大口咳血，然长逝，临终想再看一眼自己得以安身立命的代表作《结婚十年》，却遍寻不获这本绝版禁书了……
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起，国内文坛开始自故纸堆里重新发掘苏青的文学价值，她的作品《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不断再版，甚至有出版社集结出版了数卷《苏青文集》。
这位与张爱玲齐名的海派女作家其实更值得正视的是她汲汲于谋生的职业女性追求。
苏青身体力行地为出走的娜拉们探索了堕落、回来、饿死以外的生存之道。
她笔下平实、热闹、俗白的文学世界，展现了蓬勃的生命力以及引人入胜的亲和感，在任何时代都有“人”的价值。
她在出版行业的创业经历令人肃然起敬，而为了生活转型编写越剧剧本也同样成就斐然，显示了这位坚强女性非比寻常的适应能力。
这比狭隘地窥探身处乱世的苏青谋生又谋爱的挣扎求存“八卦绯闻”与屡遭不幸的坎坷际遇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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