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在汪曾祺和张爱玲的作品铺天盖地之时，坊间流传一个说法：“男读汪曾祺，女看张爱玲”。
我觉得有意思极了。
因为，据我的观察，看到最后，真正喜欢张爱玲的，男的居多；而爱上汪曾祺的，大多是女性读者。
可能是一个冷，一个热的缘故。
张爱玲的冷，众所周知。她是彻骨的聪明，也彻骨的冷，对人间世她毫不信任，不抱一点幻想。她的姿态，被定格在那张照片上，微微仰着头，不动声色地轻蔑着，非常传神。
汪曾祺正相反，他的世界是热乎乎的。他一生并不如意，或失业，或被打成右派，年过花甲才声名鹊起。可老先生很少书写生活的不幸，即使写了，也表现出难得的旷达，落脚点仍在希望和欢乐之上。
他说：“我想把生活中真实的东西、美好的东西，人的美、人的诗意告诉人们，使人们的心灵得到滋润，增强对生活的信心、信念，我的世界观的变化，其中也包含这个因素——欢乐。”
没有哪个女人能拒绝欢乐，正如没有哪个男人能抗拒痛苦。
其实，他们有相似之处。
都出生于1920年，都因为战争影响了学业，汪曾祺是肄业，张爱玲不知后来如愿拿到文凭没有，她是借口回港大继续学业才离开大陆的。
汪曾祺写自己在西南联大的生活，几乎都是课余，泡茶馆、躲警报、昆曲会，他尤其爱写昆明的茶馆、美食，写得让人质疑昆明这个后方是不是太后方了；张爱玲回忆自己港大求学经历，发挥女性特长，大聊同学八卦，也写过躲警报，还写了炎樱这么一个不躲警报的，别人去防空洞了，她就洗澡唱歌。汪曾祺也写过一个女同学不躲警报，也是趁人少去水房洗头，这两人都奇迹般地，平安无事。
他们的随笔都写得好。
我起初看张爱玲，没看出感觉来。即使是那篇《金锁记》，我也觉得开头两个丫鬟月下嘀嘀咕咕那一部分，太啰啰嗦嗦，语气也别扭，模仿《红楼梦》的痕迹太明显了。直至看她的随笔，觉得天啊，怎么会写的这么好。这才返回头来认真读她的小说。
汪曾祺的随笔就不用说了，真正的大家，贵在亲切、家常。
很多人读汪曾祺的文章，心想，这样的东西，我也写得来哦。其实我们有数，这东西你写不来，我也写不来。他是绚烂之后的返璞归真，没有经过绚烂，就不能返璞也不能归真。
即便繁华落尽，也要有繁华作资本。
汪曾祺的语言自是一流，但他给我最大的震撼，应该是字里行间所流淌的气质：舒缓、自由、淡然、独立、睿智，随遇而安。让当时生活处于紧绷状态的我感受到放松，见识到何为从容。
他们最相似之处，是对世俗生活的热爱。
张爱玲一点也不介意别人说自己“俗气”，甚至沾沾自喜。她对日常生活，怀着一股热切的喜好。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说：“我喜欢听市声。”城市中，挤挨着的人和事，她都非常留意：开电梯的工人，在后天井生个小风炉烧东西吃；听壁脚的仆人，将人家电话里的对话传给小东家听……在这些日常细节里，她认为有着结实的生计，和一些放低了期望的兴致。
而汪曾祺以他烟火气息十足的文字，赢得了天下吃货们的爱戴。当年《舌尖上的中国》火爆之时，网民们纷纷说，如果汪曾祺还活着，制片人非他莫属。作为吃货一枚，我每当发觉自己疲惫不堪，生无可恋之时，就会一头扎进汪曾祺的书里，寻找那种世间万物为我所爱的热情。在汪曾祺的笔下，一草一木、一食一粟皆焕发出光彩。
当年张爱玲和汪曾祺，一个被誉为“最后的贵族”，一个被称作“最后的士大夫”，不知是不是巧合？
但到底，他俩有着本质的区别。
张爱玲是专才。
她跟简·奥斯丁一样，文字范围很窄。张爱玲只擅长描写一件事，那就是把人放在一个很压抑的环境里，然后写她们的各种无奈，各种算计。换成其他作家，到这个时候就会申讨命运不公，或者反抗家庭和社会。可是张爱玲不会。她就是让人物很现实的找一条出路，然后活下去；有时候找不到，就让那人自生自灭，不充当救世主。
而且她也只擅长描写特定阶层。见过的东西，就写的好，不熟悉的东西，就写的烂。比如那篇《小艾》，描写底层的婢女，简直是一塌糊涂。我觉得写到最后，她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
但是在她所熟悉的生活领域里，她是旷世奇才，对人物的拿捏，到了《红楼梦》和《金瓶梅》的段位。
汪曾祺是杂家，是“通才”，还是“文狐”，这是贾平凹说的，说他修炼成老精了。
我觉得贾平凹说得一点都没错。前不久，我看到一段纪念沈从文的纪录片。汪曾祺先生出来讲话，外穿西服，里面套一件深色毛衣。七十多岁的老人，顾盼间双目有神，一眼能把人看穿，厉害得很。看他的相片，这样的感觉并没有，摄影与摄像还是有区别的。
这样精通世故的人，非常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他一辈子没碰过长篇，知道自己写不好。
很多作家的写作是做加法，他经常用减法。枝叶少到不能再少，让文章生出了奇相，干净透明。减法的写作有得有失，得是成就了今天的汪曾祺，失是这样的写法，写不了长篇。
不仅写不了长篇，汪曾祺还没有代表作。
张爱玲有，一部《金锁记》足以让她写入中国文学史。
有人说《受戒》超级好，还有人说《大淖记事》超级好，我觉得好是好，但都不足以代表汪曾祺，哪篇文章都代表不了他。我相信，《受戒》这样的作品沈从文写得出，废名也写得出。但《金锁记》除了张爱玲，没有人写得出。
唯有所有文章，散文也好，小说也好，它们凑在一起，才组成了汪曾祺，深不见底。
为什么一部作品就足以代表张爱玲，而汪曾祺却不能？我认真想过。
只能说，天才型的作家，和厚积薄发的作家，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
张爱玲对人世的洞察是天生的，而汪曾祺，是后天历练的。所以，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兴趣与汪曾祺是不同的。汪曾祺是真正入世的兴致，张爱玲却不是，她对现时生活的热爱是出于对人生的恐惧，她对世界的看法是虚无的。
虚无的女人，对男人常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由于生活经历的不同，汪曾祺与张爱玲虽然同时代，却并无交集。
能肯定的一点，汪曾祺是看过张爱玲的作品的，他怎么评价这位女作家，我们不得而知，但会注意到她敏锐的文字是必然的。我相信他未必欣赏这个女子的深刻与犀利。
他骨子里很天真，或者说他对天真有天然的喜爱。你看他如此推崇沈从文就知道了。
张爱玲倒提起过汪曾祺一次。
那时她离开大陆了，无意看到汪曾祺的《八千岁》，汪曾祺对民俗风情的了如指掌，以及对美食的敏感，显然刺激到了同样敏感的张爱玲，两个敏感的人共同发现了别人不那么敏感的话题，应该很开心吧。张爱玲为此，写下了《草炉饼》。
这是他俩绝无仅有的一次心意相通。
命运没有给再多的机会，让他们同台切磋竞技。当年张爱玲在沦陷区上海文坛一鸣惊人，汪曾祺还只是一名辗转在大后方求学谋生的小文青；而当汪曾祺大器晚成，修成正果之时，张爱玲已经激情不再，丧失了写作的动力。
后来，历史选择同一个时机，让他们回归读者的视野，并且爆红，作品热销至今，于某种意义上说，是朋友之间的惺惺相惜，也是棋逢对手的刺激和喜悦。
至于他们最终是成为朋友，还是对手？答案在上帝手中，于我们，已经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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