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净，简洁，素雅，这是孙犁（1913—2002年）先生的风格。
“我一直认为孙犁是中国当代伟大的文学家之一，他的伟大在于自我和时代的关系定位，以及始终如一的对女性的认知。”“真正的大写的人，才会把个体的触动，共鸣，在时代的发展，变化，多难的时间里，保持底色，永远纯净，并有勇气和责任表达真正的声音。”
收藏家、芸廷艺术空间发起人王帅陆续以文字记录了收藏近现代文人手札墨迹的心境与琐事，本文所记为作者再读孙犁作品，及在字里行间的对话。
孙犁（1913—2002年）
孙犁以《天津日报》信封寄出的信件局部 澎湃新闻 图
我这人疏于交际，反感回避，除非极熟悉的人。
有一次例外，那就是跟天津报界的合作。我答应得特别痛快。
我想去看一下孙犁先生生活工作过的地方。
席间一女孩大方安静，送我一本书，是孙犁先生的著作。她是孙犁先生的外孙女。这让我手足无措，面红耳赤，想来对于不速之客，孙犁先生是排斥的，而我却借公务之名，徇一己之私，惊动孙犁先生家人，内心惭愧，一下子局促起来。
我当然喜欢孙犁先生的《荷花淀》。但是更喜欢他的《耕堂劫后十种》，百花文艺出版社初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纪念孙犁先生逝世十周年的结集本更佳。
干净，简洁，素雅。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耕堂劫后十种》。
孙犁先生书斋名“芸斋”，我后来把自己的一处场地称为“芸廷”，来源就在此。
读者和作者之间，最好的关系就是对话。我在字里行间，开始了跟作者的对话，毫无隔阂，明净坦诚，不避讳，不猜想，随性而发，言总不尽。
我一直认为孙犁是中国当代伟大的文学家之一。不要觉得微言大义，凛然威严就是伟大的作品，微言大义往往虚妄。我尤其认同他对女性的态度。他的伟大不在于振聋发聩，高高在上，他的伟大在于自我和时代的关系定位，以及始终如一的对女性的认知。他在一连串的偶然和变幻中，把万花筒简静成确定的答案。
就在前几天，我难得一人独居，窗外就是无尽的荷塘，我重读了这套书，又认认真真地做了笔记。
孙犁著作《书衣文录全编》
我摘录一些笔记如下：
“为衣食奔波，而不大感到愁苦，只有童年。”
“大激动，大悲哀，大兴奋，大快乐，都是对身体不利的。但不如此，又何以作诗？”
“我一向不怕别人不知道我的长处，因为这是无足轻重的。我最担心的是别人不知道我的短处，因为这就谈不上真正的了解。”
“古人说，一死一生，乃见交情。其实这是不够的。又说，使生者死，死者复生，大家相见，能不脸红就好了。”
“所谓赤子之心，有这种心就是诗人，把这种心丢了，就是妄人，说谎的人。保持这种心地，可以听到天籁地籁的声音。《红楼梦》上说人的心像明镜一样。”
在写到一个刁泼的女性的时候，他说：“我不想去写她，我想写的，只是那些我认为可爱的人，而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之中，占大多数。她们在我的记忆里是数不清的。”
他引用杜甫的诗：“美人细意熨帖平，裁缝灭尽针线迹。”
他写一对贫苦中彼此还能琴瑟相鸣的夫妻，他说：“我的朋友望着他那双膝间的胡琴筒，女人却凝视着丈夫的脸，眼睛睁得很大，有神采随着音韵飘出来……女人的脸色变化很多，但总教微笑笼罩着。”
我总感觉，这种女性的温暖和永恒的美，是人间最大的亮色，我也常常想起周昌谷先生画的女性，花儿一样，健康，明朗，让人亲切和温暖。孙犁先生从不回避女性所承担的苦难，不堪，难以言说，但绝不会让一丝灰尘遮没她们独有的美好和光辉。
孙犁文集
我的老师宋遂良先生笔下的女性也是如此。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世界因为女性的存在而美好》，他在文章中是这么写的：
“我从小对女性就有着一种感激和敬重的心情。不怕见笑。我对于贾宝玉说的“女人是水做的，我见到女孩儿就觉得清爽”这样的话，很早就在心里予以认同。我觉得母爱、柔情、温馨、美好这样一些字眼都是因为有了女性才存在的；而奉献、牺牲、苦难、悲剧等又总是和女性相关联的，因而我觉得对于女性的歧视，轻慢和摧残是最不道德，最丑恶和不能容忍的。”
1956，宋遂良初入复旦大学留影。
1979年底，当宋遂良先生再一次获得发表作品的权利的时候，他在北京西山读书班期间，着手写作《坚持从生活的真实出发—— 长篇小说创作问题探讨》一文，后刊于《文艺报》1980年第4期。
我的师兄臧杰后来详细还原了这件事情的风波因缘。
这篇文章在写作之初就遇到了如何展开批评的问题。在读书班完成了初稿后，宋遂良回到泰安几经打磨稿件，初拟以“和政治离得远一点儿”为题，后又改为“政治的钢钳扭弯了生活的真实——读长篇小说创作中的一个问题”，先后修改了七稿。 至第六稿时，他仍觉得没有把握。至第七稿，补益至九千字，并于2月19日寄出。3月27日，宋遂良收到了郑兴万发来的用稿通知，并告知他冯牧也认为“写得不错”。4月12日，宋遂良收到了样刊以及38元的稿费通知。通读文章后，宋遂良觉得文章太浅太少，不能令人满意，“尽管它们用的是黑体标题”。 这篇文章，实际刊出时不足六千字，文字体量删去了1/3。
“离政治远一点”并非宋遂良的原话，而是将此前孙犁的一份表述代入了语境——据说有一位老作家曾经机智地意味深长地对一些青年作者说，写作时不妨“离政治远一点”。这并非离经叛道的话，更不是从消极方面做文章。（这段话在2015年8月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宋遂良文集《在文言文》中也告删除。） 宋遂良转引孙犁的话，意在强调文学不要被现实政治所左右，要保持与现实政治的距离，而不是要否认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作者丁毅不以为然，他强调的是“作品的成败，并不在于离开或靠近政治，而在于作家对政治的认识、理解和反映的是否正确。”
此时的宋遂良已然感觉到，他的转引勾连了“孙犁言论”，丁毅的针锋相对， 会否另有所指？会否给孙犁带来不利影响？ 宋遂良写给孙犁的原信草稿如下：
孙犁同志：您好，原谅我的冒昧，有件事情想要来打扰您，向您请教。
我是一个中学语文教师，业余也写一点文学评论。去年初，参加了《文艺报》在京组织的一个长篇小说读书会(就是《延河》的王愚同志访问您的那时候，您还记得吗)。结束时，分工由我写了一篇批评长篇创作中存在的问题的文章，发表在80年第四期《文艺报》上(题目叫《坚持从生活的真实出发》)。我在这篇文章里引述了您说过的“写作时不妨离政治远一点”的那句话(我当时在阎纲同志那里看到了韩映山同志给他的那封信。在我们埋头读了大量的图解政策的乏味作品以后。都是拥护您的这个见解的——几个月后，我又能读到了您和吴泰昌同志的谈话，更进一步领会了这个意思)。
谁知这篇文章惹出了麻烦。最近一期的《作品与争鸣》上刊载了一组与我“商榷”的文章(涉及对具体小说的评论意见，那一篇我是要认真考虑的)。其中一篇叫《“离政治远一点论”质疑》(想不到成为一“论”)。我看了以后，觉得他是在歪曲了我的原意以后自拉自唱的，并无研究问题的诚意，也没有说服力。我暂时也不想作任何辩解。但是我担心由于我至今尚未察觉的谬误，会间接地影响到您说过的那句很有意义的话，因而感到有些惶恐，所以特地寄来一本，请您抽空能过目一下，指出我文章的问题(这里只是摘采，原文近五千字)。鉴于这些问题 纠缠不清，我又无能力，我不准备作任何的解释。若您能给我一些指教，那就更为感激了。
请容我再多唠叨几句。长期以来，我就是您的作品和道德文章最热心的景仰者。我常常怀着饥渴的心情，仔细从容地拜读每一篇能找到的您的文字，并获益受教，以能作您的一名不成器的私淑为荣。我最近写的一篇为《秦妇吟》说好话的文字发表在第五期《读书》上，就是看到您在一次谈话中称它是一首“伟大的现实主义诗篇”后受到鼓舞而执笔的。现在也一并寄来请您指正。因为我也担心这 种看法会招来“商榷”。
我是湖南浏阳人，今年47岁，解放时参军，在部队做过文化教员，转业以后上的大学，1961年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即分来山东泰安一中做语文教师， 去年并忝为“特级教师”。按说，我的精力时间和水平都不允许我旁骛文艺，但数十年兴趣爱好难移，只有在相当艰苦的条件下，在文艺大军中做个民兵而已。 实际上随着年龄的累重，对长辈先哲的景仰之情与日俱增。占用了您的珍贵时间， 很觉抱歉。您近来身体健旺么，饮食起居，请多加保重。
即请大安。
学生：宋遂良如蒙赐示，请寄山东泰安一中。
一周后，宋遂良收到了孙犁寄来的明信片。6月16日的日记还原了他这一日的心情：
“今天是我最高兴的一天，因为收到了孙犁同志给我寄来的一个明信片……这封信已读过多次多遍，现在已经能背诵了。收到自己所尊敬的前辈作家的信，心中的愉快兴奋，是难以形容的。无怪乎孩子们都说爸爸像疯了一样。”
孙犁的来信是这样写的：
遂良同志：7/6 惠函敬悉，刊物亦收到，大作两篇拜读，我以为写得很好。有些不同意见，争鸣一下，也是好的。如有余意，还可写点。如觉得话已说完，也可不理。 至于“波及”到我，那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
我年老多病，久已不参加争议，有时写些杂文，不知能达尊览否？希常赐教。
祝好！
孙犁14/6
孙犁信札局部（编注：非本文中所述信札）
可以说，孙犁以轻描淡写的方式化解了宋遂良的争鸣焦灼，对自己的被波及几近于无视，同时也肯定并鼓励了宋遂良先生的写作。
各位读者，我拉拉杂杂写了这些，需知道，一个普通的人往往是被一些细节打动，引发共鸣，从而产生与作者的亲近感，增加对自己的要求，同时为自己设立一个该做的，或者不该做的事情的标准。但真正的大写的人，才会把个体的触动，共鸣，在时代的发展，变化，多难的时间里，保持底色，永远纯净，并有勇气和责任表达真正的声音。
我自持聪明，但在后面这一点上，离孙犁先生跟我老师的通达和勇气，相差甚远。
后来几年，我还陆续收到人家寄来的书，有一套还盖了孙犁先生生前的印章。我受之有愧，但感觉有必要把这些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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