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
（Jean-Paul Sartre，1905年6月21日-1980年4月15日）
，法国人。
作为20世纪著名的哲学家、作家，他一生除了著书立说，还积极参与广泛的社会活动。二战后，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两大阵营中，他直言，更倾向于同情社会主义者。
让-保罗·萨特
作品《词语》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青睐
1963年10月，萨特在《现代》杂志连载个人自传《词语》。这是一部萨特对于自己童年生活的回忆。
1964年1月，伽利玛出版社出版《词语》的单行本，此书出版后在评论界获得一致好评。
由于《词语》的巨大成功，瑞典皇家学院决定将1964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萨特。
授奖词是：“因为他那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对我们时代发生了深远影响。”
在读到报上消息的那一天，
萨特和波伏娃正在“东方酒店”吃饭。
记者们蜂拥而至，但萨特淡定地做出拒绝诺贝尔奖的决定。然而，他并不知道诺贝尔奖的颁发是不征求受奖者的意见的，一旦作出决定，就不能再反悔了。
萨特拒绝诺贝尔奖的声明
为此，萨特郑重写了一份声明，委托一位代表在斯德哥尔摩代为宣读。
在声明中，萨特写道：“我在10月15日《费加罗文学报》上读到该报驻瑞典记者发回的一条消息，说瑞典科学院可能把奖金颁发给我，不过事情还没决定。这时我就想，我只要写一封信给瑞典科学院（我第二天就把信发了），我就能改变这件事情，以后便不会再有人提到我了。”
拒领诺贝尔奖的两种理由
萨特在声明中清楚地表明了自己拒绝诺贝尔奖的两种理由：个人的理由与客观的理由。
个人理由是，他一向谢绝来自官方的荣誉。
他的这种态度来自他对作家的工作所抱持的看法。
一个对政治、社会、文学表明其态度的作家，他只有运用他的手段，即写下来的文字来行动。
他所能够获得的一切荣誉都会使其读者产生一种压力，他认为这种压力是不可取的。
萨特明白，署名让-保罗·萨特还是诺奖得主让-保罗·萨特，这决不是一回事。而接受这类荣誉的作家，他会把授予他荣誉称号的团体或机构也牵涉进去。
萨特举例说，他对委内瑞拉游击队抱有同情的态度，这件事只关系到我，但如果变成诺奖得主萨特支持委内瑞拉的抵抗运动，则会
把作为机构的所有诺贝尔奖得主牵联进去。
所以作家应该拒绝被转变成机构。
萨特
这种态度完全是他个人的，丝毫没有指责以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意思。
萨特明确表示自己不想因为诺奖得主的身份将他的政治、社会及文学的态度捆绑起来。
客观理由是，在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对抗中，应该在人与人、文化与文化之间进行，而无须机构的参与。
萨特深切感受到两种文化的矛盾，尽管他很想在这中间起一种弥合的作用，但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的他，却更希望社会主义能取胜。
当然，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高级文化机构授予他的任何荣誉，他都不会接受。
诺贝尔奖本身并不是西方集团的一项文学奖，但它事实上却成了这样的文学奖。虽然这并不是瑞典文学院的成员所能决定的。
由于诺贝尔奖在客观上表现为给予西方作家和东方叛逆者的一种荣誉，因此，许多伟大的作家和诗人被拒之门外。一些好的作品无法获奖，而在本国成为禁书的作品却获得诺贝尔奖，这不得不让人感到遗憾。
萨特认为，诺贝尔奖并未鼓励人们为真正的自由而奋斗。
萨特在书房
在西方，人们把自由仅仅理解为一种抽象的东西，而在他看来，自由意味着更具体的东西──一种能穿得暖、吃得饱的权利。
所以对他来说，接受这项奖励比拒绝它更为危险。他不想“被客观上收买”。
萨特再谈诺贝尔奖
晚年，在萨特口述，波伏娃执笔的《萨特传》中，谈到诺奖这件事时，萨特认为，我们周围的多数人对荣誉勋位、诺贝尔奖和类似的东西评价过于高了，而事实上这些奖不说明任何东西。它们仅仅符合于等级制度所给出的一种区别，但这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而是抽象的存在，是我们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存在。
在自传中，波伏娃将萨特反对诺贝尔奖的最根本的原因，归结于它把作家分成等级，把文学分为等级。萨特反对将作家分成等级，把文学分为等级。
萨特和波伏娃
萨特从没有把任何东西看作是一种荣誉，“我认为自己超出任何可能提供给我的荣誉，因为它们是抽象的，从来没有对准我。”
萨特说，我完全反对诺贝尔奖，因为它把作家分成等级……文学好像完全被规定、安排在一种等级制度中。他认为这是荒谬的，一个作家不可能在一个给定的时间对其余的人来说是最优秀的。他至多是最好的（真正写了好书的）那些人中的一个。
萨特反问，在我没有发表《词语》之前，我的价值就要小些吗？这真是一种荒谬的看法。按一种等级制度的次序来安排文学的整个思想是一种完全反文学的思想。另一方面，它又完全适合于想把一切都变成自己体系一部分的资产阶级社会。等级制度毁灭人们的个人价值。超出或低于这种个人价值都是荒谬的。
总之，萨特不希望将自己安排在任何一种他们所设计的制度中，或者安排在他们所设置的价值标准之中。以某种等级制度来排名，他认为是幼稚，甚至是愚蠢的。
拒绝诺贝尔奖，与萨特的哲学思想也紧密相关。在1946年的著名演讲《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萨特说， “人不外是他意图成为的东西。人实现自己有多少，他就有多少的存在。因此，他就只是他的行动的总体，就只是他的生活。”
萨特不希望自己的思想受到所谓等级制度的约束，他坦诚：“我希望我的书能由那些想读我的书的人，而不是那些沽名钓誉的人来读……我拒绝荣誉称号，因为这会使人受到约束，而我一心只想做个自由人。一个作家应该真诚地做人。”
后记
值得一提的是，萨特和波伏娃于1955年9月至11月，对新中国进行了为期45天的访问。
1955年10月1日，他们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了新中国成立6周年的庆典，受到了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萨特和波伏娃在天安门前
这次中国之行，给萨特和波伏娃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回到法国后，萨特写了《我对新中国的观感》一文，1955年11月2日的《人民日报》进行了全文刊登。在这篇文章中，萨特以饱满的热情向世界介绍了他所看到的新中国。他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看作是中国人民千百年来为反对压迫而进行斗争的最终目的，对于现在的中国和未来的中国来说，都是一个攸关生死存亡的问题。
波伏娃更是多方收集资料，洋洋洒洒地写出了《长征：中国纪行》一书，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对五十年代所呈现出的建设新中国的蓬勃活力和所遇到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呈现和阐述。
波伏娃说：“中国是一部需要耐心才能读完的史诗。”
在新中国被西方封锁的那个艰难的年代，以萨特和波伏娃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他们的亲身访问直接打破了当时国际上对我国的种种谣言和猜测。
他们极富正义感的言论和友好态度也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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