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明确指出了自己创作《史记》的心态和目的，即“发愤之所为作”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此种心态和目的使得《史记》在叙事上虽以“实录”为原则，但同时又加入了许多奇异叙事。
在两汉时期，《史记》的实录叙事和奇异叙事都备受诟病，如扬雄称之“是非颇谬于经”，王允痛呼“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但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史记》的实录叙事逐渐被认可，如裴松之即为司马迁打抱不平道：迁为不隐孝武之失，直书其事耳，何谤之有乎。
《史记》中的奇异叙事主要可分为两类类：以奇异传说为史、对传奇事件的虚构演绎。以奇异传说为史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以神话传说为古史；以奇异事件塑造历史人物。对传奇事件的虚构演绎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对历史事件的虚构演绎，如《赵世家》中“赵氏孤儿”的故事；对传奇游侠故事的演绎，见于《游侠列传》与《刺客列传》中。
1.以奇异传说为史
《史记》“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下至于兹”很好处理，但“上记轩辕”却是一个大问题。司马迁本人也在《五帝本纪》中明言：《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面对这种情况，司马迁可以像《尚书》一样从尧开始叙述，但是那样就遗漏了黄帝、颛顼及帝喾，将造成重大缺憾。司马迁以《五帝德》、《帝系姓》中记载的故事为基础，结合实地考察取材、取证于民间的方式，“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化神话传说为古史，同时注重突出人物之间的联系，形成连续的线性叙事。
炎帝与黄帝的阪泉之战，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司马迁在面对这两个神话事件时，除去了其中驳杂的细节，将之化为了有政治意味的历史事件。从“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到“蚩尤作乱，不用帝命”再到“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炎帝、黄帝和蚩尤的故事不再被叙述为浪漫的神话故事，而是被演绎成了一种权力变更。在黄帝被尊为天子之后，叙事主线则变成了权力的继承，表现为注重人物之间的联系，在时间上形成线性叙事。如通过“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引出颛顼，通过“帝颛顼生子曰穷蝉。颛顼崩，而玄嚣之孙高辛立”引出帝喾。
同时，司马迁还注重以奇异出身塑造人物形象。《五帝本纪》中的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高辛“高辛生而神灵，自言其名”；《殷本纪》中玄鸟生契，《秦本纪》中玄鸟生大业；《高祖本纪》中“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即说刘邦并非凡夫俗子。这种叙事主要是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欲借奇异出身解释那些朝代的建立者为何能创造丰功伟业。
2.对传奇事件的虚构演绎
上文谈到了《史记》化神话为史及用奇异事件塑造人物的叙史手法，这是司马迁奇异叙事的一部分。下文即以“赵氏孤儿”和游侠及刺客的故事为例，讨论司马迁对传奇事件的虚构演绎。
“赵氏孤儿”的故事最早见于《左传》、《国语》及《吕氏春秋》等史书中，但记载都较为简略。如《左传·成公八年》中对赵武的记载为：晋赵庄姬为赵婴之亡故，谮之于晋侯，曰：原、屏将为乱。栾、郤为征。六月，晋讨赵同、赵括。武从姬氏畜于公宫……乃立武，而反其田焉。其中并未叙述程婴和公孙杵臼救孤的故事，但是到了《史记·赵世家》中，司马迁却花了极多笔墨叙述“程婴救孤”。
通过《左传》，我们不难发现“赵氏孤儿”本是一个因赵氏一族乱伦而引发的自相残杀的故事。司马迁在不改变事件主体的情况下，以尚在襁褓中的赵武为中心，演绎了一出“程婴救孤”的大戏。《史记·赵世家》载：
晋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贾欲诛赵氏……贾不请而擅与诸将攻赵氏于下宫，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皆灭其族……诸将不许，遂杀杵臼与孤儿。诸将以为赵氏孤儿良已死，皆喜。然赵氏真孤乃反在，程婴卒与俱匿山中。
此时的“赵氏孤儿”事件已由因乱伦而引发的倾轧事件，变成了侠义之士救孤及孤儿复仇的英雄事件。其中确实存在历史细节失真的现象，这可谓是司马迁之失。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所歌颂的见义勇为的英雄行径、视死如归的崇高情怀,不仅是司马迁“发愤之所为作”的情感诉求，亦是创造性地将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结合在了一起。这种对侠义的呼唤，还体现在了《游侠列传》与《刺客列传》中。
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在《游侠列传》中，司马迁指出那些侠义之士虽然常以武犯禁，但是他们的行为却是合乎道义的。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等侠士，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刺客列传》通过讲述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五位此刻的故事，歌颂了他们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以及以弱搏强的刚强品质。如本传中所言：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侠以武犯禁，侠士为正统史学家所不容，司马迁也因之受到诸多诟病。另一方面，司马迁对英雄行径及侠义情怀的歌颂，对统治阶级的批判与反抗，又直接启发了后世志异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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