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著名文学评论家和出版家白烨、倪培耕等人发动了“世纪文学60家”评选活动。在这个评选中，张爱玲以专家评分100分，读者评分98.5分仅次于鲁迅，排名第二。而相较之下，赵树理的专家评分为85分，读者评分55分，排名则在第31位。张爱玲被誉为新时代的文学神话，光芒四射，名声如日中天。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赵树理，似乎被读者所遗忘，黯然失色。
1943年，两位代表着新文学发展的明星几乎同时崛起：一位是南方沦陷区上海的张爱玲，另一位则是北方解放区延安的赵树理。张爱玲的出现，傅雷形容为“太过突兀、太似奇迹”。傅雷在《三里湾》问世后称赞赵树理“颠覆了传统小说的写作方式”。在现代文学史上，除了鲁迅，还有一个作家同样被誉为方向的旗帜，那便是赵树理。
1947年7月25日，晋冀鲁豫边区文联专门召开座谈会，重点讨论了赵树理的创作。陈荒煤总结发言：“我们应该明确提出赵树理同志的创作方向，将其作为我们的楷模，号召边区的文艺工作者向他学习、看齐！
为更好地反映现实斗争，我们必须更深入地学习赵树理同志的作品！
让我们一起大步向赵树理的方向迈进！”解放后，赵树理与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一同被收入文学史，因为他们在1942年以前已经发表了重要作品。到了1956年中国作协第一次理事扩大会议上，赵树理与上述作家一并被称为中国现代的“语言艺术大师”。当时赵树理的名气十分响亮，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称赞他“可能是共产党地区中除了毛泽东、朱德之外最有名的人了”。
然而，海外学者夏志清的评论将张爱玲和赵树理推向了截然不同的地位。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将张爱玲誉为五四运动以来最具才华的中国作家，甚至称《金锁记》为“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然而，他对赵树理的评价则截然不同，称赞之词寥寥，“赵树理的早期小说，除了滑稽语调和口语，几乎找不出任何优点……他的文笔无法表达情感。
”夏志清本人研究西方文学，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个性并不了解。他视赵树理的文笔为“愚笨、滑稽”，而实际上，赵树理是农村文学的代表，是鲁迅之后最成功描绘农民生活的作家。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赵树理的作品在今天可能显得有些过时。
柯灵在《遥寄张爱玲》中表示：“文坛的广阔，无论何时都不可能容下像张爱玲这样的作家；只有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张爱玲自己也说过：“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自己的文章》）海外历史学家唐德刚直接批评张爱玲的作品为“顺民文学”、“皇民文学”，认为她的作品没有大智慧，只停留在个人情感小圈子，无法触及民族存亡之时的真实情感。
对赵树理而言，唐德刚则持有不同看法，认为他是为农民代言的真正作家。他指出，赵树理的作品“痛若切肤，为农民代言”。然而，由于时代背景的变迁，赵树理的作品被视为“狭隘的农民世界观”，甚至被批评为“没有塑造出英雄人物”，但这并不能否定赵树理对于农民生活的真实描绘和为农民说话的初心。
赵树理，以农民为对象，用心书写，但随着时代潮流的改变，他被人遗忘了。张爱玲是贵族文学的代表，赵树理则是平民文学的象征。在文学史上，赵树理的地位丝毫不逊色于张爱玲。五四文化运动后，文学严重脱离大众，但赵树理尝试通俗化，创立了新的小说形式——评书体现代小说形式。
赵树理不仅是农民作家，更是真正为农民说话的代表。他曾说：“我是农民中的圣者，知识分子中的傻瓜。”他一直坚持为农民说话，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尽管赵树理的作品在当今看来有些过时，但他的名字已经铭刻在中国文学史上，流芳百世。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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