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行·游记] 转载：图画不宜以尺论价

图画不宜以尺论价

文/杨 琼

【《中国书画报》（2016-1-30）话题文章，发表时有删节】

图画（这里用“图画”而不用绘画或国画是想沿用古人说法，图画一词的词性更灵活，内涵更丰富。如《汉书·苏武传》记“图画其人于麒麟阁”；王微《叙画》言“以图画非止艺行，诚当与《易》象同体”；米芾《画史》云“古人图画，无非劝戒”；如是。）能不能以尺论价？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价格问题，这个问题要放到历史的、文化的、心理的甚至哲学的高度上来审视。即把图画作为一种艺术样式，它应具有何种价值而不是价格这样一个范畴来进行讨论。

一、从图画的本质属性看其不宜以尺论价

讨论图画的本质，我们将得以明白图画的价值和意义所在，与尺寸大小无关。

1、图画作为认识教化。早期图画的目的、功能和作用主要以认识事物（如原始岩画、壁画）、教化人性（如下文所提到的人物画）为主。如曹植《画赞序》云：“观画者，见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见三季暴主，莫不悲惋；见篡臣贼嗣，莫不切齿；见高节妙士，莫不忘食；见忠节死难，莫不抗首；见放臣斥子，莫不叹息；见淫夫妒妇，莫不侧目；见令妃顺后，莫不嘉贵。是知存乎鉴戒者，图画也。”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云：“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微幽，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诸如此类，皆说明图画之为艺术的文化心理属性，而非商品的经济属性。

2、图画作为审美情感。图画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强烈地透露着人类的普遍情感。这是图画作为符号的文化性、趣味性之所在。苏珊·朗格这样说过，艺术作为一种情感符号，它的“符号的形式，符号的功能和符号的意味，全部融为一种经验，即融成一种对美的知觉和对意味的知觉”。雷诺兹说：“一切艺术的目的，都是作用于想象和情感，一切艺术的真正趣味，……在于作者是否实现了艺术的目的，即是否使精神得到了愉快和满足。”故宗炳《山水画序》云：“夫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又说：“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象。”皆言审美心胸和审美情感问题。可以说，商品的“审美”是“好看”，以实用为目的；图画的审美是愉悦，以心灵体验为旨归。

3、图画作为精神疗效。尽管一直以来，图画作为疗效的功能被人们所忽略，在传统社会，人们更多地是关注图画的教化认识功能（侧重于人物画）和审美功能（侧重于山水花鸟画），前者如蔡邕《讲学图》、张僧繇《孔子问礼图》、展子虔《禹治水图》、戴逵《烈女仁智图》、陆探微《勋贤图》等，无不是引人认知向善之作；而后者（图画作为审美功能）则更是比比皆是——任何一幅优秀的图画都是富于审美的。近世以降，尤其是随着精神分析学说的兴盛，图画作为精神疗效之作用和意义重新被人们所认知。事实上，不管是南朝宗炳的“畅神”说，倪云林的“怡情悦性”、“聊以**”说，还是方熏的“使望者息心，览者动色”，以及在实践中以创作来缓解身心压力，以期自救的画家，其行为都包含着这深刻的医学原理——旨在说明图画对于构建一个均衡、健康、和谐的身心系统，重获对生命的美好感觉所具有不可估量之作用。

真、善、美是图画的本质属性，表现真、善、美是图画创作的旨归，是中国文化诗性智慧的集中体现，它具有神圣性和神秘性，它与作为物质形式的图画本身无关。这样的精神产品怎么能以尺寸大小来衡量它的价值呢？

可见，图画不宜以尺论价。

二、从图画的一般属性看其不宜以尺论价

艺术改变生活，生活需要艺术。社会化分工，职业画家的出现，图画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进入市场已然成为事实。但这种现象我们要理性对待，既不能夸大，也不能否定。承认了图画作为商品的特性，并不等于否定图画作为艺术品的价值和立场。

作为艺术品的图画与一般商品的共性在于，它们都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且都有共同的赖以产生的社会基础。但不能因此就把作为艺术作品的图画简单地归为商品。从消费的目的来看，艺术作品的消费过程是一个从物质（购买）到精神（享受）的转化过程，而商品始终停留在物质性的“实用”的层面。从消费的过程看，艺术作品的消费过程往往伴随消费者（欣赏者）联想、想象、情感等心理体验，消费者（欣赏者）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艺术创作，甚至和艺术家共同完成了作品的创作。这种精神上得到的满足感和愉悦感是一般商品消费所没有的。一般商品一旦磨损、消耗、破碎甚或转移、消失，其使用价值也会随之大打折扣甚至消失。

从某种意义上说，图画作为商品是“被成为”的。图画作为艺术品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它的艺术性，其次才是作为“商品”的价格。图画的艺术价值大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作为艺术品本身的价值（如文人画）；二是作为图像在艺术史甚至考古史上的价值（如历史画）；三是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所体现出来的文化价值（如宗教画、民俗画）。此外，图画说到底是心智的、精神的产物，是画家的思想、情绪、观念通过笔墨、宣绢等外化的一种“物质”形式，画家在不同时期其文化认知、知识积累、生活经验、技巧训练、精神状态等都存在差异，其创作出来的作品自然在品质上也会参差不齐。画家永远无法保证他的作品的大小质量始终同一，认为地给图画设定一个所谓的“标准”——以尺论价，这是一种强盗逻辑与话语霸权，与耍流氓没有任何分别。

商品就不一样，商品可以机械批量生产，其形式、品质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说是“几乎”，是因为在生产过程中有些产品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瑕疵。这样，形式不变，质量保证的商品自然会因体积大小的不同而耗费不一样的劳动成本。譬如布，同样的厂家生产同一型号的布料，按尺寸来售价是符合商品的价值规律的，自然合理公平。当然，优秀的画家在正常发挥的情况下，作为“商品”出售的大作品比小作品价格高一些（有意炒作除外）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允许的；毕竟大作品耗费了更多的劳动时间和材料成本。但是，画家在创作时，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身体状况、情绪、其他环境因素等等，他是无法保证大作品比小作品更优秀的，即便是同一题材、同一内容、同一表现手法下的几幅作品，画家也未必能保证其从形式技巧到思想情绪的始终如一，这时还以尺寸大小论价买卖恐怕不仅仅是劳动成本的问题，俨然是在欺骗消费者的。

可见，图画不宜以尺论价。

三、图画以尺论价是后工业时代的产物

图画以尺论价是后工业时代的产物，是艺术商业化的一种市场运作，是机械复制时代的恶作剧，它是以图画文化、历史、心理诸功能的丧失作为代价的。这是一个可怕的信号，它意味着画家的思想、情绪、心性、观念、技巧等等，都可以在天枰上称出重量，然后贴上价格的标签。

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了解“前人如何卖画”来讨论国画以尺论价的问题。

中国古代以卖画为生，或作为补贴家用的一种手段的画家不乏人在。明四家、李日华、扬州八怪（陈撰除外）……。近代以降，这样的画家就更多了，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等等，甚至像康有为这样的政治家都有此经历。李日华还自订了“示例”（在绘画史上，他应该是最早标价卖画的）。不同的是，士大夫出身的李日华一向自命清高，他一再强调他的作品只卖给高雅之士，流俗之辈免谈。而扬州八怪中除郑板桥外，也鲜有给作品明码标价的。

传统文人顾忌谈钱，这是事实，因为他们觉得文人一谈钱就显得庸俗，这或许也是文人的性格罢。绘画乃文雅之事，因此画家卖画不叫卖，叫润例、润格或润笔，说得多文雅。即便到了近现代，画家出来明示暗示讨画需要付钱之时，也不忘附上一段文雅之言做掩护，如《中国现代金石学书画家小传》中记有一则润例故事：“闻达不求，薇蕨难采，饥来驱我，壮尚依人。不使造孽之钱，爰售生花之笔。文章敢希善价，翰墨愿缔神交。姑韫椟以待沽，毋卖菜而求益。世有知鲰生者，请如例以偿之。……近来沪上，以商为业，俗冗纷杂，苦乏伏案之时，而旧友新交，仍以笔墨之事相属，却之有伤感情，允之实无余暇，兹特重订润例，表明非钱不行，且藉此可拒绝文字酬应，爱我知我，宜有以谅之。”四六骈体，文笔相当生动，再用典故来衬出自己卖画的艰难——还得就事论事，讨画给钱，免得伤彼此感情。实属高明。康有为、黄宾虹都有过这类故事。

郑板桥可以说是古代画家中明码标价卖画第一人。他还制定了《板桥润格》，明示：“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条幅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心中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年老体倦，亦不能陪诸君作无益语言也。”是挺有市场意识和经济头脑的。齐白石更甚，直接在客厅里贴上价码表：“四尺12元，五尺18元，六尺24元，八尺30元，册页折扇每件6元；题上款者加10元；花卉加虫鸟，每只加10元，藤萝加蜜蜂，每只加20元；另，工笔贝叶草虫，每只照原笔单加三倍，大洋红之画另加价；常用名印，每字三金，石广以汉尺为度，石大照加。石小二分，字若黍粒，每字十金。”

当然，读者不必惊讶，画家也不必以此作为图画以尺论价的依据，进而给自己卖画找冠冕堂皇的借口。毕竟，郑、齐现象，在传统社会只是孤案。况且郑、齐二人自订润例与今日所谓以尺论价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今天，不管是商业机构，还是艺术机构，在面对图画作为商品进行“买卖”时，无不以尺寸作为度量作品价值的标准。即便是一幅作品拍出了多少钱， 会给你算出个每平尺多少银子的答案来，西洋绘画何时有过每平米多少价钱的算法？如此计算的话，图画的布白之处与笔墨陈设之间又应该如何由笔墨多少来决定价格呢？商业机构以营利为目的，这样的行为尚且可以理解，而艺术机构（尤其是怀里揣着政府饭碗的艺术机构）和媒体跟风论证，甚至利用手中的权力话语和话语权力做推手，百般鼓吹，就有失文化良知了。“为金钱而艺术”导致金钱在商业化运作中控制了全部的艺术思想。如今，图画家无不以尺寸之论立于艺林，倾毕生之力尽钻营之能事，并引以为傲，可谓苦心孤诣。

文化涵养是图画的基础，诗化哲学是图画的境界，图画的创作本身就是一种修养。但可以肯定的是，图画以尺论价带来了商机来（图画以尺论价，谁得了利益？这个问题可以专文解读），在利益的驱使下助长了画家的惰性，腐蚀了画家作为知识分子（甚至是文化精英）的良知，他们不再用心读书、涵养情性、经验生活、钻研技术，而是盘算着如何画更大的画，卖更高的价。你来我往，把个本以启蒙教化、怡情慰藉、新己及人为旨归的文化净园搞得如商品市场般乌烟瘴气。这不仅是艺术的悲哀，亦是文化的悲哀，甚至也是人性的悲哀。

可见，图画不宜以尺论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