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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振华 如果给未来的艺术史写一封信,怎么写? 不妨先搜寻一下过去的经验。让我们从一个案例开始:为什么中国古人没有留下一部专门的雕塑史? 从目前已有的古代文献记载看,中国古人似乎压根就没有这么想过。据说,唐代塑圣杨惠之写过一本《塑诀》,但在南宋就失传了。从书名看,《塑诀》只能算是一本雕塑技法书而非雕塑史。是不是中国古人对“艺术史”没有兴趣呢?不是,中国古代撰写绘画史成风,可谓汗牛充栋,而雕塑史则一直付之阙如。这个问题说明“观念先于历史”。这里,“观念”指的是艺术史的观念,“历史”指的是艺术史,是对过去发生过的艺术现象的记录和判断。 我们据此可作如下判断: 第一,中国古人没有把雕塑当成一门艺术。至于绘画,所谓“左图右史”,地位极高。如果今天的雕塑家对此气愤不平,那也没有办法,古人的观念使然。第二,古代绘画史中常是不经意地记录了某些雕塑内容,古人对于艺术分类的看法和今天不同,这也是观念使然。比如立体造型和平面造型、绘画与雕塑,并未如今人般加以区别。第三,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从来就没有把雕塑看成一个整体,不光是雕和塑不属于一个行当,就“雕”而言,由于工艺、材料和功能的不同,也分属社会产业的不同门类。既然“雕”“塑”不是一个整体,又何来雕塑史呢? 这是一个艺术史的观念先于艺术史的绝好案例。 如果按照机械的反映论的看法,历史上既然出现了一种艺术现象,理应是先有对它的反映和书写,理应是历史先于观念。然而实际的艺术史则不然。把雕塑看作一门艺术是近代以来的事。当我们以近代的眼光(观念)去看古代社会,发现了大量在今天看来是雕塑的现象,只是当年古人并没有把他们看成是雕塑。你写或不写,佛像、墓佣就在那里;但是要把它们看作雕塑现象首先需要一种观念的转化,古人对雕塑熟视无睹的原因,是因为与今天的观念不同,所以视而不见。 我们依据今天的观念去写一部古代的雕塑史,是以今天的观念,对古代某类实体存在的一种重新发现、解释、组织和编码的过程,在它的背后,是一套符合近现代思维的观念系统。对过去来说,古人不写,是因为古人没有这种关于雕塑也是艺术、雕塑史也属于艺术史的观念系统。 到底什么是“艺术史的观念”呢?所谓观念,说到底,实际就是一套关于艺术和艺术史的知识,是一种话语的建构。 我们和古人在雕塑史问题上的差别,说明了知识系统的不同。艺术史是生成的,昨天,古人看佛像、墓佣之类的东西,不认为它们和山水画一样都是艺术;今天,我们认为是的,这是缘于定义方式发生了变化。同样的道理,未来的艺术史是怎样的呢?其实我们是不可能知道的,这种“不知”囿于我们今天的知识和眼界。艺术史是生成的,令我们骄傲的唐朝人没有解决近代的雕塑史问题;自以为是的今人,也不可能拿今天的眼光去推测明天;我们只能写今天的艺术史,不能写明天的艺术史。到明天,可能有很多人提出:为什么有这么多重要的东西过去那些人没有写,甚至没有当成艺术?完全有这种可能。只是我们今天仍然浑然不觉罢了。 当然,这种“不知”也有好处,今天有许多因为各种原因混进了艺术史的,到明天也许会被无情地剔除掉,这种不确定性多少能给人们一些关于艺术史可能是“公平的”之类的安慰。历史就是这样,它通过不同时代的知识和观念的参与,不断敞开,不断被改写,不断展现它的魅力。 艺术批评家、艺术史家自以为有书写艺术史的权利,但这个权利合法性首先是需要质询的。 看起来,他们是自由的书写、个人化的书写,但其仍然是受制于观念的,也是艺术史观念的产物。罗兰·巴特在谈到“文学”时,说它“是被教出来的东西”。在艺术史写作的过程中,以什么观念去看待艺术和艺术史、以什么方法去理解艺术和艺术史,不单单是个人的选择,而是由此时此地的知识状况所决定的。艺术史写作何止是再现真实的历史呢?它的背后是艺术史如何在特定的知识状态和话语结构中被建构出来的过程。 如果观念在决定历史、方法在决定历史,当我们试图给未来艺术史写一封信的时候,不妨先问,我们今天有足够的面向未来的智慧和思想吗? 对今天的追问比向着明天的承诺更有意义。 (作者为深圳雕塑院院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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