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感悟] 暖水瓶

暖水瓶

甲午初春，经朋友介绍，我到云雾县一个曾经著名的工厂去打工。上任前工厂的上级大领导向我交代任务明确责任：负责文字工作，主要是打造工厂文化。我想自己虽才疏学浅，但凭着自己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好学的精神是能胜任的。

在一个满天飘散着雾霾的上午，搭便车去单位报到。车行驶在一条刚刚通车的高速路上。道路上因过往车辆较少，路显得格外宽。我透过车窗随着一会儿见浓一会儿见淡的雾欣赏着疯跑的景色。虽然还看不到山上的绿色，但一株株的杏树已经一串串的开满了花。偶尔那些早绽放的花朵已筋疲力尽，没有了精神气儿，散落的花瓣无精打采的落在车的前窗上，好像要对车的主人诉说自己的不幸似的。可是车的主人没有在意，也许是主人集中精力在路况上，也许是主人不在意自己兴趣之外的东西。我生起了怜悯之心，以示同情吧，自言自语到：初春早探头，自己弄风流。不见游人赏，繁花在后头。

下了高速，路况就越来越差了。路面窄还不用说，路面还坑坑洼洼的，弯道还挺多。过了近一个小时，车子停在一块较平坦的场地上。我下车一看，好家伙，这里的地势很奇特，在一处高高的山脊上有一排房子，在紧挨房子的前边硬载上了一排松树，房子里的人出入需要侧身弯腰从松杈的缝隙里过往。在停车场的北侧也有一排房子临悬崖而建。这里其实最引人注目的是进入工厂的大牌楼上的一副对联，木板材质，彩喷大字，长有丈余，上联是：此处我为大，下联是：安全最可怕。我很疑惑，这么一个很负盛名的工厂，咋有这么一幅联呢？

单位的老员工帮我安排了宿舍，我开始收拾床铺，床上用品整理好后，我刚坐在床上，呱嗒一声，床板落在地上，床散了架子，我重重的摔在地上。我又重新整理，做了些加固，后来的日子里床铺虽然没散架，但嘎吱吱的音乐伴奏了一个春天。

初来乍到，人不认识，说话不随便，地况不熟悉，不能随便转。只好到办公室慢慢熟悉自己的业务去吧。办公室空间很宽大，尤其是顶子很高，靠南墙有两个文件橱，厨子里的文件盒子歪七扭八睡着，对面笑的两张办公桌上布满了尘土。东南角里放着一台电脑和传真机，电脑也没网。左右两面墙上是悬挂的用电脑激光打印的挂板，是单位的规章制度和领导分工，字数虽然不多，但白字不少，从挂板的颜色上看，已有些年头了。我翻看了一下考勤薄，除分工的主要领导之外，薄上原来的一些不关紧要的领导早回家抱孩子去了。门的两侧放着七八个暖水瓶，这些暖水瓶可不是一般的暖水瓶，它会暖出很多故事来的。

这个单位有个亮点，这里的领导的职务名称很有意思，主要领导叫“统、副统”主任级别的叫“厂卿”，听说给我安排的职务叫“副卿”，后来这单位的员工们见面叫我“刘副卿”，我窃喜，看来我到美国就是国务卿了。当时我的心情那正是：从未当大官，今在总统边。可怜无三军，眼前仅是山。

在三两天里，人们都到单位报到了。蛰伏一冬的工厂开始复苏了。我在办公室里上班，开始整理文字资料。我有一个搭档，是这里的老人，比我年长两岁，中等个，留着分头，白净脸尖下颌，说话轻声慢气，走路轻健如猫。他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早点名，晚签到。平时没事在电脑上弄这个球儿滚来滚去，乐此不疲。这里的文字材料不多，有的大部分多是电脑下载的，十几年都是用的一套词。我第一步，写出一个《工厂产品概览》，把这里的十大产品，四字一句，用韵文的形式共二十八句一百一十二字囊括清楚，做到了朗朗上口。这是一篇我从事写作以来自认为最得意的文字。当我满怀希望拿给统和副统看的时候，我的心一下子被储存在冰箱里了。

我走进“副统”的办公室，我把打印好的《工厂产品概览》递到副统手里。文章在副统手里停留的没有三十秒，连声说“好，好”。就递给了我。我心里感觉“好好”的含金量太低。也难怪听说这位副统是小学文化程度。我走进另一位“副统”的办公室，结果也是不到一分钟就结束了战斗。我想在抗日战争时期，要能多打些这样的歼灭战多好啊，何必八年抗战呢。后来我想副统潦草些，可能是“副”字在作怪，你看“副”字这个造像，多不容易啊，总得拿着一把刀，才能守住自己的一口田。一天，我走进了“统”的办公室，打算让“统”

看看我写的东西。因为“统”十天半个月的不在单位，碰到他也很不容易，逮住机会就不要放过吧。当时我认为一定会得到“统”的肯定，会给个亮帽顶子戴一戴。您看“统”的造像多好，一边有根绳索，为官又能充个大个，说捆就捆，说绑就绑，可充军，可发配，呼扇大了去了。“统”虽年过六十，但脸膛红润，没有胡须，穿一身红色西服，随身听的耳机总在两只耳朵里塞着。手里一只纯银水杯，雕龙画凤极为精致。我走到身边，把材料要递给他，他没言语，冲着桌子努了一下嘴，示意让我把东西放在桌子上，这时我听到从耳机里挤出来的几句梆子唱腔“这小刁一点面子都不讲”，我走出办公室，轻轻掩上门，怕打扰了下面阿庆嫂的“这草包道是一堵挡风的墙”的那清脆的调子。一直到我离开那个单位，也没见“统”给个说法。那正是：弄文不值钱，权利沉甸甸。

我主动的做了些文字工作，计划，我制定的详详细细；总结，我做的全全面面；档案，我搞的整整齐齐。领导也从没交代我做什么文字，我的工作一直很清闲。下班以后我就看看报，练练字，我的搭档没完没了的在电脑上滚那个球。我突然发现“统”们对我总没有对我的搭档热情，表情总是怪怪的，我心里有点纳闷儿，后来我终于找到开锁的钥匙，原来是办公室里的暖水瓶起的作用。

八只暖水瓶上标着数字，四个“一号”，四个“二号”。我的搭档有个习惯，不滚球了，就站在窗前往外看，办公室在高处，下面人来人往看的一清二楚，有时拎起四个一号，有时拎起四个二号，矫健的到水房打水，时间不长就把暖壶拎回来了，当我提起暖水瓶时，可总是空的，怪了，水呢？初来咋到的我也不好探秘，过了一段时间，我仔细留意，注意观察，原来如此啊！我在窗前往下看，搭档手拎灌满水的四个一号，走进“统”的办公室，不足十分钟的时间，他又拎着四个一号回到我们办公室。这才是“有来无回”啊，实际上是八个一号暖水瓶，八个二号暖水瓶。他在窗前看的是领导来不来啊，领导来了，他熟练的完成打水---送水---沏茶---换瓶，一套程序完成的那么熟练，完成的那么自然。有一次我见“统”晚上喝高了，统坐在宝马车的驾驶室里，半开着车门，向外呕吐不止，我的搭档拎着一只暖水瓶，端着一杯水小心的侍奉着，原本比“统”年长几岁的他，却“您老，您老”的叫着，我浑身在起着鸡皮疙瘩。我们几个副卿把统驾到统的卧室了，安顿他睡下，反身去收拾被吐得狼藉的车子，这时大领导不在了，我的搭档早又滚球去了。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的过着。

这是一个只有正式职工不足二十人，雇佣工七八十人的单位，等级还很森严。开会时领导前排就坐，就餐“统”居正席。“副统”们架子也很大，平时下级汇报工作，员工反映情况，眼皮都不撩一下，无形中领导和群众就产生了距离，领导就像瞎子一样，厂子里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有一天中午社会上一些人到厂子里闹事，大打出手，领导吓的变毛变色，往日的威严没有了，员工们却没有一人挺身而出站出来解围。我不知深浅，把闹事的几个人礼让到办公室里，看来我几年的法律教学经历在此时也发挥了一点点作用，从法律角度晓知厉害，几个人愤怒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多了些理智。说准确一点，不是法律起了作用，而是在你来我往的谈话中发现有两位是我教过的学生的家长，从私人角度给了我面子。他们走了，事态算平息了。“统”们走出了办公室，胆子又壮了起来，七个不在乎，八个不轮力。看热闹的员工面露惋惜之态，好像少了一种什么刺激似的。

上半年厂子里继续亏损，工资也没及时发放。有一天夜里我做梦接到一个通知，说让我到一个世外桃源听陶渊明讲课，我愣梦游背着行李步行百十里回到了能当二把手的家。梦醒后，感觉到家里的天是那样的蓝，家里的地是那么的平，家里的空气那么纯，家里的人那么真。那正是：云雾连天不见天，文人弄笔太寒酸。庙小妖风能掀浪，暖水瓶里可行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