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除了老师,你肯定还会在欧洲的美术史当中找到心仪的画家,用来崇拜、欣赏甚至模仿?
L:我最喜欢的是达·芬奇,还有维米尔。在我心目当中最有力量的画家,就是达芬奇。就像音乐当中,我觉得最有力量的、最令我最尊敬的音乐家是巴赫一样,他有一种精神力量。我总觉得,咱们往大了说,在西方文化当中特别崇尚理性精神,它很神秘,有一种特别深刻的东西,我觉得在达芬奇的画里很有这种东西。你看他的每一张画,比如说《岩间圣母》,看似是生活当中可信的具体形象,但是她极其理想化。他表达的是一种女人或者说母性,通过女人和母性传达出一种近乎宗教式的庄重情感。无论是画面隐隐透出的神秘感也好,还是说人物造型的凝重,他都不轻描淡写。我去欧洲的时候,第一个去的是博物馆是“乌菲茨”,那里集中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好的东西。在转完了意大利博物馆之后我再去卢浮宫,虽然觉得卢浮宫的东西更人性化了,但我并不喜欢。达·芬奇通过画面传达的精神状态,极端执着,我见了就服,他的画精神含量巨大。
W:这种感受影响到你的绘画了吗?举一些例子,你的画是怎样把这种东西吸收的?
L:当然那是我崇尚的一种精神,我是说在当今这个时代,人们总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太缺古代人的轴劲,缺近乎于僧侣做事的态度。至于我,尽量专注于某件事,用尽量完美的传统手段、以人文理性的态度寻找与当代生活和感情交流的可能。投入精神与感情是把事情做到家的必要条件。同样,维米尔的画面有一种凝重,这种凝重好象时间到那儿“咕咚”!不动了!而我们看看布歇,他的秋千都是晃动的。可你走到维米尔的画前,“咕咚”!感觉一切都凝在那儿了,这种东西我觉得很有一种永恒感,我的内心很贴近这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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