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知识] 书法的审美

王逸少之《兰亭集序》、颜鲁公之《祭侄文稿》、苏子瞻之《黄州寒食诗帖》并称天下三大行书，言其书法绝妙，独造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境耳。溯其所由，已不可考，或为一家之言而为后人所继，或为众之共鸣而流传于今。上至天子，下及黔首；雅至文人骚客，俗及瞽叟白丁，均奉为圭臬，无有异议。然则上下相通，雅俗共济者，此三篇何能成此大德乎？

细究其妙，以书法之，则三篇之中，端倪百出：若《兰亭集序》者，一篇之中，多有涂改，此是书家之大忌也；鲁公之《祭侄文稿》，其书初有定法，后则章法尽失，涂改之处散见全篇，至若《黄州寒食诗帖》，虽无涂改，然仅书艺论之，非为上乘之作。由此观之，三篇均有缺失，胡为乎天下三大行书？

诚然，仅由书艺论之，三篇均有所失，似有名实相违之实，然其所以见称书之绝妙者，良有以也。

伯简先生（刘熙载）尝谓：“圣人作《易》，立象以尽意。意，先天，书之本也；象，后天，书之用也。”若书者，书家假以笔墨纸砚之外物以尽其意者也，虽有运笔、结体、章法、用墨之法，然均为书者传情达意、进学修道之术也，若见囿于此，终无所立耳。行文作章有“超以象外，得其圜中”之谓，书者之理，理同此理也 。

《兰亭集序》者，逸少有感于兰亭曲水流觞，酒有微醺，落笔挥毫。点画之间，人生苦短；笔墨之交，生死无常。初有定法，后则笔随情移，情随事迁，于法度之外尽得情之所泄。笔无法者，情更切也，笔因情之所迁而姿态万千，情因笔之所转而淋漓尽致，笔墨之间，情之尽见，物我交融，艺境即现也，涂改之处，更是率真之为耳，非有此感者，难为此也。

吾人识颜鲁公者，独有“颜筋柳骨”耳，其所求者，儒者所谓“中和之美”也，以其正书观之，则喜怒哀乐之情咸“发而皆中节”，极具中庸之道，奈何《祭侄文稿》相去千里乎？盖情之所至，如滔滔江水，随志而奔，率性而为，无所掩也。“贼臣不救，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覆”，兄丧侄折，犹未能奔驰，悲愤之情，表于书者，则更无法度可言，值此之时，犹顺中和之道，不能尽性适情，反害书之道、艺之旨也，虽有涂改，章法尽失，恰是动人之处，情之所向也。 

至若子瞻《黄州寒食诗帖》，亦是东坡情之所发，意之所现也。东坡历“乌台诗案”，死中得生，身心俱创。贬之黄州，内无亲室，外无诸友，孤身一人，无依无靠。寒食至清，连雨袭屋，屋如渔舟，无以避身，诗人感喟命途多舛，无以遣怀，落纸挥毫：“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其书或大或小，或疏或密，有轻有重，有宽有窄，参差错落，恣肆奇崛，变化万千。笔之所触，情之所露，墨之所幸，性之所尽，苍凉之境见于此，惆怅之情流于斯，情景交融，合二而一，尽蕴于尺牍之间，非有此感，未能体焉。

由此而知此三篇所以为天下行书之最也，非是古人审美情趣有偏，恰是古人审美情趣之独到之处也。古人云：“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贤哲之书温醇，俊雄之书沈毅，畸士之书历落，才子之书秀颖。书可观识。笔法字体，彼此取舍各殊，识之高下存焉矣。”推而广之，吾人之艺术亦是如此也者。

古人为书，初则沐浴更衣，诚意正心；写之时则一气呵成，千钧一发；之后则力求可观，于分秒之间成就千秋之功者也，论及笔、墨、纸、砚，则制作优良，精巧绝伦，极具艺术之气。由此观之，古人于书法，可谓情至深，意之切也。

东坡有“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何谓也？法者，书之形也，理者，书之质也。质存于形，形函于质，书无形则非书，无质则近于俗。形之于质，则用之于体，末之于本也，本末不可不究也。而质之中，犹以情志为贵，情志者，书之魂也，亦是艺之魂也。书法之于艺术，于情志之外，更承“载道”之任也，明人项穆“正书发，所以正人心；正人心，所以闲圣道”云者，此之谓也，此又是它术所不能也。岳川先生首倡“文化书法”，讲求“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此是今人传承书法之正道也。

今之书法，初看则流派众多，蔚为大观，细考其理，则去古者远矣。古之人于法度之外更兼情理之妙，本末兼顾，今之人则舍本逐末，法度之严甚于古人，然无有深意也；古之文人墨客均能挥毫，线条之中更具文化之气，今之能书者虽众，然兼具文化者，寡矣；古之书者，于日用之外，更为遣兴之用，感怀之为也，今之书者，名为艺术创作，实却追名逐利之为也，遑论情志。

今之于古，世殊时异，然书之为艺也，古之于今，一也。书之贵，贵在情，贵在志，贵在道（文化），舍此三者无他，书之本，亦此三者也。吾人承继书法之妙者，能传其情，示其志，求其道，足矣。若书之运笔、结体、章法、用墨诸法度，吾人当勇为天下先，推陈出新，可大有发挥之境而无悖书道之忧，此本末之辩、名实之考、体用之究者也，国人不可不轻之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