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社会，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及电脑、手机的普及，人的交流方式及学习方式都发生极大的变化，人们的书写能力有所削弱，而书法则作为一种业余爱好被人们掌握。书法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为了正确的认识中国书法，以及正确看待现在所谓的流行书风等现象，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记者采访了著名书法教育家丁子义先生。
已过花甲之年的丁子义先生身体依然硬朗，一身休闲的装扮更显得神采奕奕。但是一根根银丝还是在黑发中清晰可见，微微下陷的眼窝里，一双深褐色的眼眸，悄悄地诉说着岁月的沧桑。采访过程中先生博学多才，满腹经纶，谈吐间又不失风趣，其乐融融。
一、 不虚此生翰墨缘
“为中国艺术打拼了一辈子，这是个缘分。”丁先生轻描淡写的评价自己如何走上书法道路的。他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父母都是文盲，可是从懵懂记忆起他就喜欢文学、历史、书法。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11岁时，他就开始拜师学书法，结识了济南的一批老书法家像蒋守谦，金棻，王寂子等，并与之成为忘年之交，这对他后来走上书法道路有着重要的影响。
“十八世纪的人物”。文革时候，丁先生被送个外号叫“十八世纪的人物”。这是因为他喜欢看发黄的文言文，整天之乎者也的，闲暇时写七律、七绝、亦或填词，别人都看不习惯他这老夫子般的行径，感觉他是从十八世纪跳出来的，才给了他这个雅号。正是这个天性和缘分，他才有幸结识了一些济南写书法的老先生。“73年邓小平上台，恢复高考，重新考化学、英语、物理、数学、政治，选派的人没法去，就给我留了个机会。我从小不习惯用硬笔，写文章写日志都是用毛笔，所以答卷的时候也是用毛笔，当时监考人员都很感稀奇，都像看稀有动物一样的轮番窥观。那时候写的蝇头小楷和微楷书，都是抄书抄出来的水平。我那时喜欢的古书当时被叫做四旧，为了保存就想办法抄。原书什么样，多少页，每页纸上写哪些内容，我一个字不差的像复印一样写下来，甚至很小的眉批都保存下来，现在不戴老花镜我自己都看不清楚了。”先生与书法的缘分可以说是为书法应运而生，这种墨海情缘造就了他的书法硕果累累，功绩卓著。丁子义先生是原山东中医药大学书法教研室主任、山东中医药大学书画院副院长，山东省驻济高校大学生书法大赛历届评委。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山东省老教授协会书画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书法学教育委员会主任、教授，山东省书画学会理事，著有《大学书法》、《楷书学》、《楷书和隶书的临习指导》、《大学书法-公共教程》、《书法列论研究与创作实践》等教材，发表书法学术论文二十余篇。作品曾在国内各地及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地展出并获奖。1993年应邀赴马来西亚讲学并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作书法学术讲座。诸多作品被书画组织和文物部门收藏。个人传略被编入《中国美术书法界名人名作博览》、《中华书画精品大成》、《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界名人录》、《中国当代学者大辞典》、《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世界华人艺术界名人录》、《世界华人书画作品集》及各种获奖作品集等。
二、 书法的传承与发展关系
书法作品上的继承和发展，传承与继承的把握问题，社会上观点不一，各持己见，对此丁先生有自己的见解。“提倡创新和发展，这是个永恒的题目。近些年来创新和发展的界定存在矛盾，这方面的时局表现的比较浮躁。传承和发展的关系，就是个性和共性的关系。世界上任何一门科学无不需要不断的进行创新和发展，但创新和发展是要有一定的资质水平才能进行探索和研究的，个性尤其不宜在书法功力尚未成熟的情况下提倡，尤其不宜在初学者中提倡，不然的话只能是‘腹中无孕而强作临盆之状’。这个问题现在逐渐被宣传部和文联所重视，我和欧阳中石先生从2000年来多次接触，我们的观点是一样的。脱离传统文化就意味着颠覆中国传统文化，因此有关部门和机构制定并采取了遏制使书法背离中国传统文化现象的具体措施，使上述情况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扭转和改善。但是部分靠流行书风起家的“名家”们，由于接收或传承传统文化底蕴不够，对此表现的比较消极和抵制，因此也表现出了较强烈或难免的不协调的音符。”
“我所从事的山东省老教授协会的书画院，就是根据国家文化部抓书画教学理论导向作为重点，并依据书画协会的意见搞学术委员会，探讨和研究怎样认识传统文化和中国的美术书法，他们的发展轨迹以及创新和发展的目的。这个工作是非常好也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这个任务也非常艰巨。
三、一片冰心在玉壶
一片冰心，是我国古代文人追求的至高心境。他们执着于艺术创作，不为五斗米折腰，先生的耳闻目染又给笔者讲述了中国当代文人应具备的素质。
“我从小受前辈书画家给我灌输了一种思想： 书画除了技法上的区别，就是精神境界追求的区别。中国的书法在艺术萌芽时，尚没有这种属性，但是当它作为一种门类形成艺术流行时，他们的区别随即产生。绘画就是一种谋生的手段，直接转换成经济价值作为一种荣耀，像历史记载或者神话传说中的神笔马良、王冕、唐寅等都曾卖画为生。一直到现在，作品的价值仍是一种艺术成就的炫耀。而书法则是一种文人的情趣，它是以此作为做媒介来接触文人，进行思想交流。因此书法作品的品位可高到千金不易，但是拿到市场上货卖换钱，却是被历史上许多书家所不耻的。王羲之有卖字的传说，但则是帮穷人度过难关。这种文风一直传承到我小时候，王寂子、金棻、蒋守谦他们都身怀绝技却穷困潦倒，家人不相往来，好友都去劝说，他们也无动于衷，终日沉寂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其实他们没架子，邻里街坊求字都是有求必应，但是官府贵戚却却往往是拒之门外。”
他们没有追求功利，不向官府媚俗，故他们的才华和知名度在民间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并传颂。这种文人的气节尤其应该在现代提倡。艺术既是千金不易的无价之宝，但也不是和金钱直接划等号的俗品。但当艺术家脑子里成天转着通过艺术赚足钞票以满足私欲并沉醉其中的时候，作品已开始失去了艺术价值。鉴于这种认识和意识，先生无意去谋划市场货卖，而是全心投入艺术创作，才能收获到今天骄人的成绩。
四、 质疑现代审丑之风
自艺术产生以来，审丑和审美始终代表了事物的两个方面，代表着生活在不同社会地位上的两个方面。这就是宫廷画院与民间画派在作品思想性上的根本区别。八大山人、石涛、徐渭，他们生活同样穷困，怀才不遇，但是却不“摧眉折腰事权贵”，以鄙视的视角来揭露、讽刺、抨击社会的阴暗面，来昭示他们对黑暗社会的不满和内心的反抗之声，因而他们作品思想性、技法形成一种审丑画风，即以丑化为特点的书画作品的产生。从宋代开始就有这种审丑之风，明代中叶到清代比较多，站在这些人的立场上就是社会待他们不公，他们对社会持一种否定态度，因此他们把丑化技法作为鞭笞和揭露社会的黑暗的手段，造就了是审丑风格的思想来源。人有喜怒哀乐，天有风霜雨雪，人类社会也同样阳光和阴暗的不同层面，反映到艺术创作也就有着不同的审美观念和审美立场。这就构成了艺术创作的不同个性和思想性。不同的艺术个性，不同的审美立场和观念，都有不同的响应和共鸣群体，都是在一个整体情况下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任何以偏概全，以强制的手段形成时风流行，都是有损于艺术创作，有损于社会和谐的弊端。
“我批评和质疑现在的人搞丑书，主要是因为：他们缺少必要的学养，没有生活基础，而使作品思想性与现实生活脱节，因此其作品也就是个空洞的东西，徒有其形，没有灵魂。审丑是社会受挤压的人对社会发泄牢骚和不满，而现在的艺术家各方面待遇都好，往往是有名誉地位的人，东施效颦的故作丑书、丑画，以自己阴暗的内心世界极力的夸张去丑化我们今天的社会，这就失去了审丑风格的真正内涵。自古以来有政权就有文化艺术形式的管理，用文化艺术歌颂政权，是人类社会的共性。审丑风格的出现，丰富了艺术欣赏的群体，监督鞭笞了社会阴暗面，无疑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因此奠定了作品思想性和艺术价值。至于书画家审美意识和审美立场以及创作风格的形成，这关键还在于他的社会地位、学养、人品个性、以及技法的成熟程度有关，尤其不能颠倒。戏剧演员的角色可以互为转换，书画家的创作个性则是根据其生活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不可能轻易转变的，这就像朝廷命官和乞丐的关系。朝廷命官有很优厚的待遇和社会地位，到哪里都是高接远迎的，他们整天想的是子贵孙荣、皇恩浩荡，感恩颂德；但是乞丐却是穷困潦倒走到哪谁都瞧不起，衣食不保，他们随时都要质疑这个社会是什么世道？因此不同的社会地位，对同一个社会现状却有着不同的思想感情。因此生活在不同社会地位的书画家，他们的思想感情也就有着天差地异的区别，因此对同一个对象的艺术描述其美丑效果也就天差地异了。所以他的个性属性必须和他的社会角色是一致的。就像唐朝的李白和杜甫的诗词，同一时代的诗人却风格迥异，这就是他们的社会角色决定的。李白是浪漫飘逸，豪迈奔放；杜甫则沉郁顿挫，揭露社会黑暗。李白很聪明，很有才学，受皇上的重视，有诏供奉翰林，杨贵妃曾为他研磨，高力士为他脱靴，但是他轻蔑权贵，弃官出京，游历天下，所到之处都有各地州府盛情接待，因而给我们留下浪漫主义诗作。但是杜甫少贫不自振，常寄食于人，怀才不遇，不得重用。故其诗作多涉笔社会动荡，人民疾苦，被誉为‘史诗’。这就和书法创作是一样的，书法作品的意境、内涵与格调也就是其思想性与社会角色密不可分。身怀绝技，但是社会待你不公，发牢骚自然是人之常情，但是现在的审丑之风缺乏生活基础，抑或本来就学养功力不足，只能以丑遮丑来掩盖不足，甚至故弄玄虚，效丑作秀，来丑化社会，与当今的和谐社会极不协调。因此不宜提倡。”
席间先生穿插历史典故，谈笑风生，满腹诗书，提起诗人名作出口成章，不得不让笔者啧啧称赞。他自己认为，作为一个艺术家，如果能做到国家需要和个人爱好相一致就是最幸运的事了，顺理成章为自己心爱的事业效命，自然是令人倍感幸运的事情了。
先生对书法理论见解深刻，曾有三十多篇论文发在国内重要刊物上。听先生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字如其人，品德高尚，相信只要和他有过交往的人，都深有体会。这是一种人生的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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