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杂谈] 文化批评家朱大可：转型中国的文化选择

4月18日，国内著名文化批评家、同济大学教授朱大可在孔学堂开讲主题为“转型中国的文化选择”的讲座。他以一贯风趣又犀利的语言阐述了近代中国的几次文化选择，现场座无虚席，反响热烈。

文明与文化的分裂

讲座开始，朱大可谈起了一件旧事。他说，清朝乾隆年间，日本幕府派人到中国调查百姓的风土人情及日常生活，并写成《清俗纪事》一书。奇怪的是，无论是该书作者，还是翻译，最后都自杀了。“日本人为什么会自杀呢？”因为他们对清王朝感到特别失望，与想象中的盛唐不可同日而语，甚至不如宋、明都不如。特别是到了明治维新，日本人深刻地感受到，大清王朝已经不能成为学习的楷模了，不能成为走向未来的样板了，于是转而掉头学习西方。

日本人如此，中国人也一样。朱大可说，经历1840甲午海战后，大清王朝从皇帝到普通百姓，都深刻地感受到自己不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了。那时，大清虽然还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已经不能阻止成为一个衰败的国家。而大清的衰败，就是几千年华夏农业文明的衰败。

他说，当代中国虽然经过不懈的努力得到了巨大发展，但本质是“影子文明”，是对西方的模仿和拷贝。因此，从物质方面说，中国是对西方的模仿，但文化又是自己的，由此出现了文明与文化的分裂，两个系统不匹配。如何才能做到两者兼容，则是今天亟需思考的问题。

三次文化选择

在朱大可看来，当今中国，不同年代出生的人有不同的选择，各有自己“小时代”的追求。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选择养老，60年代出生的选择养生，70年代出生的选择权力，80年代出生的选择财富，90年代出生的则选择娱乐。“总的来说，改革开放36年，中国制造了巨大的文化真空，文明转型并失去主导地位后，中国人面临巨大的文化痛苦及选择焦虑。”他说。

朱大可表示，中国大陆在20世纪有三次颠覆性的文化选择。第一次是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科学叙事，其典型代表是鲁迅说：中国的封建社会其实是“吃人”的社会，而儒家文化是最大的毒药。第二次是毛泽东的革命叙事，这体现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汉字的简化，方言的瓦解和地域文明的颠覆。文革时达到高潮，甚至出现了对资本主义文明和本土传统文明的双重颠覆。第三次则是邓小平的财经叙事，发展了经济的同时，也以发展的名义摧毁了传统文化和道德，如传统节日完全商品化，失去了原来的人伦价值；中医药及自然疗法遭到恶意围剿，民乐沦为文艺表演的空洞符号等等。

他说，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普遍的文化焦虑在知识分子、官员和民众中蔓延。2014年，媒体人自杀和病故近20人，诗人和文艺理论家和大学教授也加入其中。

倡导一个人的文化复兴

作为文化批评家，朱大可注意到，从2013年至今，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到曲阜孔府考察，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家学术研讨会开幕会上讲话、在“孔子学院日”向全球孔子学院全体师生表示祝贺，都释放出了发展儒家文化的信号。

他说，每一次的文化选择都涉及如何认识并继承传统文化的问题，也是最争论不休的。新儒家代表余英时就提出“两个儒家论”——批判型儒家和奴才型儒家的观点，并极力赞扬以司马迁、海瑞和东林党人为代表的“批判型儒家”的卓越风貌。

“传统文化中究竟有多少能救中国的良药，我们必须批判性地对待。”朱大可表示，“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的“三纲”是毫无疑问的糟粕，应该批判；而“仁义礼智信”等“五常”则是精华，应该发扬。此外，提倡“兼爱”、“非攻”、“尚贤”的墨家核心思想，以及重建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家文化遗产都是人类普世价值的一部分，应该发扬。

在朱大可看来，中国面临着一场文化(艺)复兴和新文化运动的再出发，而这是有其传统的，如孔子一个人重返周朝礼仪和秩序的复兴运动，董仲舒推动的西汉儒家复兴运动、魏晋风度对先秦精神的复兴，以及“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新时期”的文化解冻和新媒体时代微信朋友圈悄然形成的新启蒙态势。

“我们需要一个人的文艺复兴，放弃跟全民一起堕落，寻找个人的自我救赎。”朱大可倡议，从广泛的阅读开始，而后趋向于在道德、宗教、文学、艺术和哲学等各领域的全面自我升华。他说，一旦每个人都实现了自我拯救，也就完成了民族性的整体性解放。

作者： 赵毫 编辑： 郭邱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