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杂谈] 朱大可：中国文学到了自食其果的时刻

朱大可，当代著名文化批评家，上海同济大学教授

朱大可语录：

“但我们面对着的，往往不是一种健康的记忆体系。选择性失忆和强迫性记忆，成为民族记忆的严酷的敌人。

今天的文学现状的恶化程度，远远超过了当年，文学不仅完成了空心化的历程，而且还腐烂到了文体和话语本身。文学要为汉语的退化承担部分责任。

中国的消费市场之所以更为畸形，就是因为它只考虑GDP(利润)增长，而拒绝为诚信付账。

而现在，我们终于到了自食其果的时刻。”

南都周刊：2006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这一年，孙中山诞辰100周年、鲁迅逝世70周年、“文革”发动40周年与结束30周年、唐山大地震与毛泽东逝世30周年，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中国各阶层以多种不同的姿态与话语，隆重或者默默地纪念这些历史。你认为这里面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吗？

朱大可：记忆是文化的根基，也是民族的财富，并且必然是未来文艺复兴的基石。在这个意义上，珍惜记忆就是一种美德，它捍卫了文化的尊严。但我们面对着的，往往不是一种健康的记忆体系。选择性失忆和强迫性记忆，成为民族记忆的严酷的敌人。

南都周刊：对80年代的回顾，在2006年成为热点。有人说，回味80年代的人中，文学家很多，容易用文学的方式把80年代讲成一个青春和激情的故事，以至于让后人对80年代产生误解和反感；重提80年代开头开得不好，认真地梳理尚待时日。对80年代的回顾还需要哪些思考？

朱大可：我非常理解一部分知识者把记忆引向青春旧梦的心态。但这只是记忆的一部分功能，80年代的许多更为重要的东西，并未获得必要的叙事和阐释。在我看来，正是80年代的人道主义幼稚病，成为日后知识分子衰退的重要原因。

南都周刊：娱乐化的“恶搞”成为2006年最显著的文化现象。网络视频“馒头”案之后，网络恶搞呈燎原之势，古典名著、社会名人、红色经典无一幸免。例如黄健翔世界杯另类解说“梨花体”诗歌等。有人说，这种“娱乐至死”现象，实际却是对传统经典的反叛，是个性的回归与张扬，是民本意识的提升与崛起。《光明日报》举办的一场主题研讨会则指出，“恶搞”是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思潮一种新的表现形式，有着很大的负面效应。在“恶搞”现象及对其评论的现象背后，我们有什么值得检讨的？

朱大可：我要在此再次表明我的立场，那就是反对把戏仿和反讽称为“恶搞”，因为“恶搞”一词从一开始就为戏仿文化构筑了一个负面的道德圈套。从总体上说，戏仿是人类叙事的一种全球性方式，也是人类文明进化的一个重要样式，用所谓“虚无主义”来定义戏仿，并不恰当。戏仿运动中存在的某些不良现象，不是戏仿的本质。

南都周刊：2006年，似乎又是个选秀年。“超女”、“莱卡我型我秀”、“加油好男儿”，“梦想中国”，到处是海选和PK。有人说，诸多选秀节目意味着中国正全面步入一个个人主义时代，揭示了从无厘头精神的自嘲到个人主义的冥想倾向，大大刺激了社会转型期间的青年一代对大众狂欢文化的渴求；也有人说这是对艺术的玷污，不过是一份文化蛋炒饭。

朱大可：选秀运动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扩张了个人的明星梦想，为少数人从底层直升成功的顶层，提供了某种低成本的高速通道，也导致了大众对成功道路的误判。个人成功的方式和途径是无限的，完全没有必要所有人都挤死在同一条道路上。

南都周刊：2006年，对于中国文坛来说，是个多事之秋。先是韩白之争，韩寒炮轰“文坛是个屁，谁也别装逼”；紧跟着，思想界和文学界互掐，“梨花体”诗歌被恶搞，作家洪峰上街乞讨，叶匡政称“文学已死”，海外汉学家抛出中国文学垃圾论，这里面不乏网络口水与媒介跟风恶炒，但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也有自己的问题，你怎么看？

朱大可：早在1988年，我就曾经以“文学的空心化”为由，宣布过中国文学的死亡，虽然那是一种过激的言论，但却表达了我的忧思。今天的文学现状的恶化程度，远远超过了当年，文学不仅完成了空心化的历程，而且还腐烂到了文体和话语本身。文学要为汉语的退化承担部分责任。

南都周刊：食品安全和药品安全，在2006年引起了社会的空前关注与强烈反响，从“齐二药”到“欣弗”事件，从红心鸭蛋到多宝鱼，都给这个社会造成了重大损失。从食品药品管理新机制，到公民的诚信问题，这里面有哪些需要检讨的？

朱大可：食品安全问题，不是一种个别现象，它是整个食品生产体系的结构性弊端。为了应付庞大的饮食业的需求，食品制造业只能大规模使用激素、抗生素等化学添加剂，来提高自身的生产能力。这是消费主义至上导致的恶果。中国的消费市场之所以更为畸形，就是因为它只考虑GDP(利润)增长，而拒绝为诚信付账。而现在，我们终于到了自食其果的时刻。

南都周刊：这一年，中国的国家形象塑造行为似乎也比较多，更改图腾、禁止不文明游客境外游，同时也有电视系列片《大国崛起》等。如何看待《大国崛起》的热播及其引发的争论？

朱大可：《大国崛起》的热播背后，映射着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结，国家-民族共同体的崛起及其崛起方式，其实不是一个新鲜话题，早在80年代和90年代，都曾有过类似的文化热潮。目前的这种争议，不过是历史的某种自我重复。我看不出它比以前的争议推进了什么，恰恰相反，它的争论水准，甚至不如80年代。导致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就是知识分子的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