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时代，也就是文革后期，我读完了《鲁迅全集》。我是在鲁迅的话语摇篮里长大的，在某种意义上，我就是鲁迅的孩子。除了他，我还能崇拜谁？我们的文学苏醒都是从鲁迅开始的，我喜欢鲁迅的长相，他的酷劲，他的气质，完全超越了同时代人，具有罕见的视觉力量。
在当时，对于鲁迅的官方评价，我们没有任何反思力。鲁迅在论战时喜欢称敌手为“狗”，例如他称梁实秋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又称施蛰存是“叭儿”，他都可以这样开骂，我们为什么不能？
对我来说，鲁迅的真实面目，直到1990年后才逐渐变得清晰起来的。特别是1994年到1999年在澳大利亚的生活，是我心智走向人类化的过程。在遥远的岛屿，我获得了理性反观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契机。
反思鲁迅，是对新文化运动进行整体反思的一部分。我一直坚持要把早期的北京鲁迅和晚期的上海鲁迅分开。
北京鲁迅无疑是现代中国最杰出的作家，他的《呐喊》《彷徨》《野草》《坟》和《故事新编》，具有无与伦比的魅力。但上海鲁迅却是需要反思的。他在晚年失去了爱，只剩下仇恨，他的晚期仇恨政治学被人利用，成为历史暴力的话语源泉。这是鲁迅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鲁迅本是复杂的人性组合体，他的单一造型误导了民众。应当把鲁迅还原成人，而不是一尊完美的金刚神像。
反省鲁迅，也是反省自身，也是学着从自己的书写里削弱、删除那些仇恨和暴力的成分。鲁迅那种人身攻击方式，为世纪下半叶的暴力话语，提供了激进的榜样和道德合理性。
在上海时期，那种显而易见的憎恨，弥漫在杂文里，这些憎恨有些是公共的，是“为民而恨”，属于大爱的一部分，而有些是非常私人的，是可以打个问号的。一般而言，当恨没有跟爱融解在一起的时候，这种憎恨就会出问题。而被割裂的憎恨，更是容易被人利用。文革初期，鲁迅再一次变成重要的话语武器。鲁迅的语言被大量用在大字报和批斗大会上，成为戕害他人的暴力工具。他的憎恨被片面放大了，成为一种普遍的憎恨情结，这是鲁迅的悲哀，他根本无法预见到自己的话语未来。
这方面我有深切的教训。文化批评是一种容易陷入憎恨的学术，我惟一能做的就是不断自我调试——一方面保持文化批判的力度，一方面避免人身攻击。这是一种平衡游戏。我时常感觉自己像一个体操运动员，艰难地行走在话语的钢丝上。
坦率地讲，我们都是鲁迅这一派的人。我在对鲁迅做这样那样的分析时，其实也是在对自己做分析，因为我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多少都会受鲁迅的影响，跟他的人格有相似之处。我们要继承的不是他的憎恨遗产，而是独立、自由的批判精神。鲁迅不跟人结盟，保持自己的独立立场。他的脊梁始终是笔直的。这种批判精神，恰恰应该作为面对“问题中国”的基本立场，而被现在青年一代所汲取。但我们可能是鲁迅的最后一代粉丝了。在90后那里，他似乎已经失宠。这是很不正常的。在一个问题成堆、需要千万个鲁迅的年代，鲁迅却在离我们远去。这是中国的另一种悲哀。
鲁迅和胡适都是杰出的原创者，而不是守望者。还原和重新认识鲁迅，就是要正确地清理他的话语遗产，过滤掉不健康的部分，复兴他所发动的文学事业。
鲁迅是仇恨的象征。面对腐败和不公正的现状，仇恨是可以理解的。仇恨为社会批判提供了强大能量。但仅有仇恨是远远不够的，一个精神健康的社会，应当是鲁迅先生和冰心女士的组合体。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向鲁迅学习批判精神，也要向冰心学习博爱，而在终极的意义上，爱才是支撑社会生长的伟大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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