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到中国人的欲望，我还得回过头来讲“四大名著”。其实中国历史上文学名著远远不止这四部，只要对文学稍有研究就会知道，比这个更牛B的小说多的是，比如《东周列国志》《三言两拍》和《聊斋志异》。
但为什么它们没有列入“名著”呢？
这是因为它们全是短篇，欲望叙事比较分散，这篇表达这个欲望，那篇表达那个欲望，不好概括，不容易被读者投射。
长篇小说就不一样了，人物相对比较集中，从头贯穿到底，很容易被投射，所以才会有三国、水浒、西游、红楼。其中，红楼梦是贵族逆袭，其他三部，全部说的是D丝逆袭。
三国演义讲什么呢？东汉是世族统治的朝代，由太子党、高官、权贵统治，他们具有万亩良田，拥有官职和很高的社会地位，金钱、权力、美女都在他们手里，社会结构是非常僵硬的。
但到了魏晋年代，社会发生剧烈动荡，这时底层百姓就可能逆袭上位，夺取这些资源。于是出现了桃园三结义的景象。这是三国里最重要的核心意象。
为什么要塑造刘关张的形象？又为什么要强调刘关张三个不同的姓氏？这显然是作者蓄意要强调的。
三个姓氏完全不同的人物，通过桃园结盟这种方式，跨越了血液关系，跨越了姻亲关系，建立起新的社会联盟，共同打造天下。这就是D丝的生命策略。
世族不需要这些，世族只要通过血缘继承和家族通婚，就可以轻松地建构自己的权力架构。
但老百姓怎么办呢？刘关张，一个是卖草鞋，一个卖肉的，还有一个卖草席的，反正三个人都是最底层的底层人口。但他们找到了改变世界的方式。
桃园是何等的浪漫，桃花盛开，香气四溢，充满女性的美丽气质。为什么要选择桃园而不是神庙呢？因为武力和性爱，在这里构成了隐秘而和谐的对位。
如何突破世族的击败，由D丝建构通过结盟建构自己的帝国，这才是《三国演义》最重要的价值观。它弘扬的就是D丝逆袭的精神，。
水浒完全是三国的翻版，在精神上气质上完全继承了三国。但是它跟三国更多不同的是，每个人物在加入这个组织之前，都有自己的前传，又更多的被欺压和被凌辱的历史。作为底层人口的代表，他们的受难痛苦比《三国演义》展示得更加充分。
同样是D丝逆袭，三国里还有大量的成功贵族，并且成功地架设了自己的国家，哪怕只是三国中的一国。
但水浒的世界，就只有小小的梁山水泊而已，就这样它还被镇压和瓦解了。水浒是一个失败的D丝梦想，它的迷人性是在过程中呈现的，而且跟注重它呈现了D丝的反抗气质。后来的电视剧插曲《好汉歌》，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这种水浒精神。
西游的主人公，包括唐僧都是D丝，孙悟空更是无名无姓，从石头里崩出来的，连爹妈都没有，还有谁比他更加低贱？连他都能够成为齐天大圣，我们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他会给青年一代很多很多的鼓舞，它是极好的一味励志鸡汤。
在四大名著里，西游记是被改编最多的。而且它不仅仅是一次成功的D丝逆袭，而且只有他变成了超人，这跟其他三部小说完全不同。西游记塑造了一个中国历史上仅有的超人形象，极有现代性意义，很像是好莱坞漫威工作室的影片。在个体价值被普遍忽略的社会里，超人有望变成下一波影视作品的重要主题。
《红楼梦》跟这三部小说有很大的区别，它的内涵比较复杂，作者是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想的比别人更多。故事从辉煌的家族内部的情爱开始，不断走向挫败。最后因为主人公出家，而出现了脆断的结局。
故事从一开始就是关于石头的梦，它暗示了佛家的空幻主题。你会看到一个衣食无忧的青年贵族，如何从高贵的身份坠落，最后遁入空门，成为低端的草民。
这是另外一个意义上的逆袭，从贵族到D丝的反向逆袭。
现在的《红楼梦》解读，无论是哪一个版本，都过于强调它的情爱战争、子宫叙事或政治影射。但恰恰相反，我更看重贵族逆袭在中国当下的重大意义。
下面我还要谈谈四大民间故事。这是中国民间欲望表达的根文本，又叫民间欲望原型。
原型这个词可以用在不同领域，用在文学领域，叫人物原型或情节原型，也可以用在心理学领域，佛洛依德曾经提出过原型，但他称之为“情结”，诸如“杀父娶母”的“俄狄浦斯情结”等等。
但真正提出原型概念的是他的弟子荣格，他提出了好几个重要的精神原型，像“阿尼玛”和“阿尼姆斯”。
此外，在神话人类学范围里，还有各种造型原型和故事原型，但我今天只讲民间故事原型。
所谓“四大民间故事”，包括牛郎织女、梁祝、孟姜女和白蛇传，它们全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在漫长的农业时代，除了饥饿和死亡，什么才是农民的最大恐惧？我可以断言，首先是分离。这是农民最大的文化恐惧。
所以中国有这么多的节日，全部是关于团圆的：春节要跟家人团圆一下，元宵在补充性地团圆一下，七夕要跟情人团圆，到了中秋，更是要跟家人团圆，重阳节还要跟老一辈再团圆一次，反正一年四季不停地团圆。
这些团圆节庆说明什么呢？它反过来证明中国人对分离的恐惧，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牛郎织女的故事，最直接地表达了这样的欲望。一个天上的女神下嫁给勤劳的农夫，生下一对可爱的儿女，却被王母娘娘强行拆散，这是何等令人悲痛的家庭惨剧。农夫的欲望、焦虑和恐惧，都在其中展示和投射了。
梁祝表达的是另外一种恐惧，它跟爱情相关。农业时代的爱情跟我们现在一样，都是高风险的。为什么梁祝会以悲剧收场？这没道理啊。我可以告诉你们，这是异性恋爱上同性恋后的必然结果。
你们都很清楚，祝英台是一位异性恋者，但她却爱上一个同性恋者梁山伯。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梁山伯喜欢的祝英台名字叫九官，是个男人。两人朝夕相处，彼此都欢喜得不行。
祝英台喜欢梁山伯很正常，小鲜肉嘛，但站在梁山伯的角度，他喜欢的祝英台不就是一个英俊小生吗？长的比他还俊俏，更可爱，更楚楚动人。
两个人分手时相约，祝英台说我还有一个妹妹叫九娘，正要嫁人，我想把她嫁给你。你明年几月几号到我们家来下聘书，她就是你的了。但是梁山伯对这位九娘毫无兴趣，他只对九官有兴趣，所以他没有赴约，结果祝英台被迫许给了当地的土豪马家。
梁山伯故意逾期不去，摆脱了九娘，但他考上进士、担任鄞州县令后，还是在赴任途中专门跑到祝家去看望心爱的九官，没想到，跑出来的竟然是九娘，还对他遥遥一拜，风情万种的样子。
这弄得他非常恼火，感到受了莫大的欺骗。他无法原谅这个装扮成男人来骗取他情感的女人。从此一病不起，最后一命呜呼，直接就给气死了。
祝英台听说梁山伯去世，还听说他是个同志，起初不大相信，在去马家的路上，专门跑到坟头前凭吊，还跟乡亲打听了一番，一听果然如此，她也气得要死了，感觉是被这个男人骗了，一怒之下，脱下裙子换上男装，立马走人，估计是出家去了。
马家为了圆自己的场，说成是坟墓开裂，人跳进去，裙子留在外面，最后还飞出了一对蝴蝶，叫做化蝶。你们知道的，蝴蝶在全世界都是同志的象征。有一部很有名的香港同志电影，名字就叫《蝴蝶》。
这个悲剧故事试图告诉我们，爱，一定要爱对人，弄清性取向，不要冒冒失失地乱爱。这是典型的情欲恐惧。
下面我要简单说一下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在一个长达两千年的专制社会里，人们畏惧暴政，渴望出现明君和仁政。但往往事与愿违，所以会有孟姜女这样的哭长城的故事。这是典型的暴政恐惧。
今天的中国人出现了价值分裂的状态，一方面大家都去朝拜长城，每年景区门票两个最高的，据说一个是长城，另一个是杭州灵隐寺，现在可能被迪斯尼超过了。
一方面朝拜长城，一方面又对它所代表的暴政心怀惧怕。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它也是一个民间欲望和恐惧交织的重要产物。
最后一个是白蛇传。我想问一下，你们知道，什么东西构成了中国民间文化的基本成分？我的回答是，50%是道教或者道家，30%是佛教，最后20%属于儒家。这是中国社会文化的三重比例。
道家制造的最大生命神话，是永生或长寿，这在东汉以后逐渐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生命欲望。反过来，它也构成了中国男人的核心恐惧——阳衰恐惧。
中国传统的说法是，十滴血不及一滴精。男人丢掉他的精液，是一场不得了的灾难。
在西方，人们普遍畏惧的是失血，所以产生了吸血恐惧症，由此派生出大量的吸血鬼故事。
但中国人才不在乎吸血呢。要吸你就吸去吧，随便吸。我们要捍卫的不是鲜血，而是精液。这是白蛇传故事说要表达的秘密主题。
宋元话本最早的版本，讲的是白蛇和青鱼，专门诱拐年轻男子，骗到府上，以做爱的方式吸精，直到对方只剩下一张皮囊，下半身都化成了水，读起来非常恐怖。
这类故事到元代以后发生了一些变化，虽然还有一些凶暴的细节，却出现了爱情。
尽管如此，吸精还是变得不可避免。这导致了那个叫做许仙的男人，出现了严重的肾亏现象，被法海和尚一眼看穿。这在中医叫做望诊，一看脸色就知道了。
法海代表着护精的纯阳势力，他要设法营救许仙，于是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前些年有人做一个修订本，说法海是同性恋，他看上了许仙，所以才千方百计破坏他们的爱情。这种阐释虽然也符合故事逻辑，但已经不是故事原型说要表达的那种恐惧。最初的原型恐惧，就是吸精恐惧。
吸精的妖怪在聊斋里叫狐狸精，这是北方农夫最害怕的生物。聊斋是山东人写的。
南方更多河流湖泊，尤其是杭州，属于典型的湖岸文明地带，妖精品种也就因地制宜，明清时期叫做“五通神”，大都是蛇妖、鱼鳖之类，这是南北地域的差别，但是吸精恐惧的主题是一致的。
阳衰导致一个很重要的后果，那就是阻止了中国人长寿或者永生的欲望。长生是中国道教文化的重大特色。道教试图通过炼金术炼丹术，通过制造内丹和外丹，达到长生或永生的目的。
在这里，外丹指的是红汞的化合物，而内丹指静坐、调息和观想，这方面的最高代表是彭祖，据说他至少活了八百年。
这就是民间的四大欲望，以及相应的四大恐惧。通过这四个民间传说，我们可以基本了解农业时代中国人的爱恨情愁。（未完待续）
本文根据朱大可先生在2017年12月24日季风书园演讲“中国人的欲望、焦虑和文艺疗愈”之录音稿整理而成，这里刊发的是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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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上古神系》为朱大可先生耗费20多年的研究成果。全书以跨文化的全球视野，运用多种学科工具，独辟蹊径地探研中国上古文化和神话的起源，发现并证明，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神话均起源于非洲，这是继美国学者发现全球智人源于非洲、新西兰学者发现全球语言源于非洲之后，第三个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贡献，有助于修正人类文化起源的传统观点，向西方主流人文阐述体系注入“中国元素”。这些观点颠覆晚清以来的学界定见，为认识华夏文化的开放性特征、传承本土历史传统、推动中国文化的未来复兴，提供了富有卓见的启示，可视为1949年以来中国学术的重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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