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鹏 | 艺术本体的缺失，让书法只能在“圈内”繁荣 - 日志 - 火眼金睛

13岁那年，我接触到一本题为《人生始于四十》的书，知道“人生始于四十”是一句西方谚语，几乎只翻了第一页，便再没有读下去。心想我离40岁还很远，人生从40开始，不太迟吗？按当时的认识，这书对我缺少“现实意义”。

我做事喜欢从眼下开始，虽然想过要立志，但是更相信“没有现在，就无所谓将来”。深层的原因，可以追溯到身体素质。我自幼体质太弱，6岁以前父母到外地教书，被寄托在外婆家，大约4岁得了严重的麻疹、百曰咳，却不断给我灌温性的中药，好比一颗刚露出地面的小草，生育不良，反而泼上热水，全身所受折磨苦楚，非一般人所能想象。我也曾竭力反抗“硬灌”，然而一个幼儿能抵挡“大人”吗？

沈鹏教学现场

入成年，当听人谈到“金色的童年”充满欢乐，充满阳光，我却暗自神伤。我的童年深深地蒙上了一层灰色，眼、耳、鼻、舌、身无处没有病痛，一直影响到长久的后来，几次走近死神边缘。我居然还时常瞒着这些，照常办事，不让人知。我回忆生活中某件事发生在何年何月，时常与生病的时间联系起来。

我从童年起，心里就埋下一种潜意识，觉得我在任何时刻都可能倒下。这当然活得太累，但也激发出紧迫感。我不见得有太多的浪漫理想，但对于认定要做的事，会赶快抓紧。

按本性，我不乏少儿的活泼，也参加过踢足球，打乒乓球。但稍一投入，就很快遭到幼儿时代药物的报复，自觉像个“小老汉”，然而也并不自弃。我读小说、散文、诗歌，学书法、绘画、乐器，扩大生活面，充实想象的空间。我有许多白日梦，躺在床上看旧墙上的斑驳伤痕，雨渍渗透，产生许多幻觉，自以为乐。读到高中，组织进步文艺社团，大量课余时间用来编刊物，写散文。父亲从上海带来的《观察》《文萃》一类刊物对我很有影响。

1982年，沈鹏书杜甫《春望》

我之所以爱好诗歌，是因为它在精炼的语言中讲究节奏，长于抒情，适合我的个性；青少年时“五·四”时期的新诗，《唐诗三百首》，常备在身边。我有过创作的冲动，实在说，思想感情很受束缚。我对于“不要独立思考”的教训很是反感，然而不敢公开反对，并且遵从着，直到“自觉”的地步。“修养”之类的教育，使我不大敢突破藩篱，不善于让潜意识活动上升到表层，发挥自己的语言。

再是生活圈子狭窄，“文革”前十七年只有两次因公离开北京，离不开的理由是“工作需要”，日复一日地从家门走向办公室，又从办公室走回家门，案头一大堆事务。人问做什么，我回答“编务行政”，有人以为谦虚，却是实情。我十分羡慕身边的画家能够外出写生，每次带回速写、素描，大批创作成果。创造多么可贵！

沈鹏手迹

我40岁那年，“文革”发生了大事。在此以前，我真诚地投入政治运动，以为国家、民族利益之所系。这回，要冷静下来多想一想了，逐渐察觉过去学的整套理论，有些是带根本性的缺陷；我发表的美术评论文章在不同程度上失去艺术的本真。反思，有痛苦，有亢奋，模糊中有清晰。终于想，评论文章还要写，但不能再那样下去了。慢慢地，对诗词的真爱也越出了底线，凭着少年时代学得的一点最基本的格律知识，写自己所想。

20世纪60年代，摆在面前有两本诗词格律著作。一本很薄，只讲最基本的要领；一本很厚，有许多例证，讲技法十分精细。我决定选薄本，不想被过多的例证“干扰”。我喜欢单独观察生活，沉浸在想象中，写自己的所见所感，少受古人的语言束缚，尽管自己的语言不那么丰富，但毕竟是自己的。

沈鹏先生以超乎常人的毅力取得了今天的成就

我居住的胡同，在老北京本是知名且够“档次”的，随着周围经济膨胀，越发显得窄小、杂乱；我家先是住四合院一隅，后改建楼房；附近开设了一排排小吃店、杂货店，周围竖立一幢幢更高的楼房，直到盖起“超五星”饭店，全家就沉入了“井底”。

胡同里还有接待上访的部门。每天清晨起，上访者背着干粮、行李，拖儿带小，步履蹒跚地走过来，抗争声、谩骂声，络绎不绝；有的被当作“精神病”带走……本来清静的小胡同里，逐渐又在两边排满私家汽车，只留下中间一条窄道，汽车艰难地从中穿过，喇叭声不绝，行人如临大敌，如履薄冰。

处在这样的环境里，加上我易失眠，自然不好受。但是回想起来，对诗词创作决非没有益处。20世纪70年代的《一剪梅》写道：

一统楼居即大千。除却床沿，便是笺田。岁寒忽忽已穷年。俯仰其间，苦乐其间。心远如何地未偏，不见秋千，但见熏烟，门铃无计可催眠。过了冬天，又有春天。

沈鹏书张九龄《感遇》

解放前参加学生运动，同学们常背诵雪莱的名句：“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私下互相暗示、鼓励。这《一剪梅》的“过了冬天，又有春天”，就是那年代留下的记忆，不过含义不同罢了。

还有“门铃无计可催眠”，是有感登门者络绎不绝而发的牢骚，落笔后觉着好笑，是门铃使我无法入眠还是起了催眠作用？门铃又怎么“无计”？没想到，读过《一剪梅》的人却对这句感兴趣。也许语言由“模糊”产生的歧义，有时会有味儿。唐人“江枫渔火对愁眠”这一名句，有朦胧的意味，很难从逻辑的意义上作出清晰的阐释，也许解释不清更好。

沈鹏楷书《千字文》局部

如果不是住在比较简陋的居民楼，又如果不是在周围嘈杂的环境里，我可能写不出“汽车深巷驰金笛，宠物高楼搭电梯”“日事烟云浓墨画，新楼霄汉黯青天”“昨宵深夜角金鸣，晨起犹余梦里惊。大道虽然直如发，万车挡住一车行”这类诗句。我确信生活是艺术源泉的真理。

每当出行，不愁没有诗兴，重要的是从生活中发现。但平素居家不出，生活中也会有感可写。执着于生活的人，会体会生活的源泉无所不在。“外出”与“居家”的区别，其实也是相对的。偶然闪现一句、一词，珍惜爱护，加以扩展，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效果。

记得四十多年前看电影《聂耳》，其中表现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起初似乎在不经意中以散在的乐音组合出现，逐渐结合着故事情节汇合，扩展，形成旋律，组成雄壮的进行曲。这一点，非常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

沈鹏《前后赤壁赋》局部

书法创作中的灵感，与诗词有类似。可是人们谈到书法，津津乐道的常是师承某家某派。照一种传统观念，学得某家某派才算获得真谛。可是历史上的犬家，学古人常常只取一端，融合各家才是真正的创造。融合不是简单的加减，是水乳交融，其中必有我在。西方美学家认为学习继承所“刮”去的远多于“取”得的。只此一端，学诗与学书法也该有共同点吧！

我从五岁人小学拿毛笔开始，便爱好书法，但是时常中断，尤其是不大喜欢临帖，更确切地说，不是没有临，而是临得不像，如说学古人要“打进去”，那我确实做得不够。我至今说不透执笔方法，小时候曾有人教，但除了苏东坡说的“要使虚而宽”之外，别的记不住。回观早期作品，我能做到写自己所想，可能出现佳趣，也有时不知所云。我可能有一点长处，对自己真爱的经典，会反复揣摩，感染气息，默念其中的某个字，某一笔法，当创作时，不期而然地从笔底流出。

沈鹏自作诗

长期从事编辑工作，接触大量古今中外的绘画，虽然不是“书法”，但根本的审美观念相通。书法美感藏在潜意识的深处。对各门艺术的领悟多多益善，既然是从事书法，还要善于把各门艺术的领悟转化到“书内”。所以也并非只要读书多便“自然”成为书法家。

我写十余米长卷《古诗十九首》，包含楷、行、草多种字体交叉行进，区分轻重缓急，聚散虚实，觉着有味，如问为什么如此写，说不出。再想，也许是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之类长卷在潜意识中起作用，还有交响乐这种形式，与书法的长卷也有共同性。

沈鹏自书《古诗十九首》长卷得五言九韵

与诗词一样，我的书法也在40岁左右进入创作。先是心中有一个意向，写出来不断观摩，从古人作品中汲取滋养，或临摹，或细细阅读，然后逐渐提高。兴趣时常变化，所以每个时期的风格也不全相同。

倘若一次创作，连续有两三幅过于雷同，就会觉着乏味，于是停下来，再找点新感觉。长期的实践体会，书法真是自律性非常严格的艺术，每一个字的笔顺不得颠倒，结体不得随意变动，还要创造新意，果真为难。

沈鹏书王勃《滕王阁诗》

而更重要的是，书法艺术在广大受众当中形成了相当固定的审美观念，包括书法家自身，对已经形成的一整套对书法的解读方式极难超越。这相当固定的审美观念有合理的一面，也有消极作用，阻碍着书法家去积极探索。与此同时，不可否认有些探索缺少真正的意趣，于是出现把“小孩与脏水一齐倒掉”的现象。

旧体诗词同样自律性十分严格：除却“镣铐”，不成其为格律诗；仅以屈从“镣铐”为能事，写不出好的格律诗。旧体诗词与书法自律之严，原因之一可能同中国人的内向性格有深层的因果关系。然而浪漫主义风格的诗词、书法却一直成为传统艺术的重要流派，不因为自律性严而淡化浪漫性格。

诗词与书法结合，又具备了综合性的欣赏趣味。李白的《上阳台诗》，杜牧的《张好好诗》，陆游的《山居杂诗》，苏轼的《黄州寒食诗》，直到王铎、八大山人、傅山、扬州八怪等等，都留下大量的自书诗。近代于右任、林散之是杰出的书家，也是有真性格的诗人。

沈鹏书林散之论书

诗词与书法的相同点，从深层来说，应归结到节奏。我说过，诗词的节奏甚至比平仄更重要。我也说过，书法在静止纸面上呈现动感深藏着节律的美。不过当我们书写诗词时，两种节律之美并非同步，各以自身的规律，发扬特性而各自展开。

书法是纯形式的艺术，书法家书写文章、诗词，可能会受到那文章、诗词的情绪感染，并在书法中有所体现；但是文章、诗词并非书法的“内容”。书法是“有意味的形式”之一种，书法本体的“内容”全部融于形式，或者说与形式合一。简捷地说，书法的形式即内容。

我说上面一段话，是指书法的纯艺术性质。修养深厚的书法家，不会不懂得如何在创作中发挥文词的作用，使书法作品成为综合欣赏的对象，提高书法的可读性。这一点，又正好是当前书法创作的缺失。书法作品加强可读性，才使得书法作为一门纯艺术具有丰厚的文化内涵。

沈鹏《题林散之致高二适诗卷》

从40岁左右开始进入书法与诗词创作，我觉得在一生中无所谓迟早，说水到渠成或新的开端都无不可。人活着有什么条件便做什么，能做多少便做多少，只要对社会有点益处。

我写过“读书每责贪床晏，阅世未嫌闻道迟”。前一句，虽然自责，却不愿承认自己偷懒，生理条件如此。后一句，做得不够，但确信对于“闻道”还比较执着。“朝闻道，夕死可矣！”王朝闻先生曾对我说，因为他总觉不能“闻道”，所以能够“不死”。这是一句笑话，堪称意味深长。一个人倘若树立不懈追求的精神，锲而不舍，持之以恒，肯定会有益于身心吧！

从不惑之年进入诗书创作，到如今，全社会保持着较好的大环境，值得庆幸。我曾为一位担负领导工作的业余画家写诗：“若非世与时俱进，‘四旧’批评直到今。”设想，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的“扫四旧”，如无止境地继续下去，就什么都谈不上了，遑论雕虫小技？说真的，我们要珍惜今天的环境得来不易，当然不能把一切都看得完美无瑕，比如经济杠杆的负面效应，又比如艺术本体的缺失，这些都不是轻易能够解决的。

沈鹏《自遣》

更要看到，当代诗词与书法处在文化裂变的形势之下。书法的语境起了很大变化，日常生活中早已废除毛笔。诗词一整套严谨的格律，与当代生活相去渐远。当前书法与诗词的繁荣，保持在特定的“圈内”，失去了往昔的风范。这样说，不免“煞风景”，然而是严峻的现实。1917年，民主革命的先驱陈独秀对传统文化持批判态度，指谭叫天与王石谷为北京城里的两大迷信，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现在的情况呢，有几人迷信谭叫天与王石谷？清初“四王”的山水，且不说在广大群众中，即在彩墨画专业中已被淡化；京剧和许多地方戏，很艰难地维持着。陈独秀时代发出了反对旧传统的革命呼声，到今天面临着的却是，在新潮流冲击下，旧传统趋向消融。好在经过“否定一切”的“文革”，人们变得聪明一些，懂得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许多有益的成分。

如果说陈独秀的批判精神重在社会价值，那么我们今天则更重视传统艺术的本体价值，因为任何创新都离不开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