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论·研究] 王学仲：艺术的是与非，愈远而愈明

决定我毕生从事于书画一道，并非偶然，这与我的家世有关。

我五岁开始习字，习字与识字差不多是同时进行。父亲对我的启蒙教育不是让我临摹碑帖，而是为我写下二十五个楷体字的范本：“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四，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人，可知礼也。”大小如胡桃，应该说是中楷，我学得很起劲。

王学仲

“上大人”写得有所进步，便让我写笔划烦琐的范本：“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楼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所用的纸是较粗的仿稿纸，比则按照大人的要求用羊毫软笔，说这样才能练出笔力。

六岁入小学后，则正式专攻小楷。教师、家长对学生的小楷字都很重视，一来学生做笔记、答试卷、写作业都用小楷，只有写信才可以用行书。

中国书史一向重视小楷，历代推崇钟元常、王羲之的小楷书。影响所及，日本天平年间的光明皇后也临得一手王羲之《乐毅论》娟雅的小楷书。

草书《山居书事》

父亲看我的小楷写得有所长进，便让我抄录他的诗文，抄录古籍。他说，抄书也是练字，苏东坡就是通过抄书练成一笔好字的。这种训练可谓一石二鸟，既练了字，又学了古诗文辞，二十岁以前这种抄书活动，是我每日的常课。

1937年日寇侵入山东，我们一家逃难迁至峄县山区。此间无处买纸习字，技痒无聊便到村外闲步。村边有一大河，绕村而下，无意间发现河滩上的淤沙所结成的板块，靠河岸处则裂成片状，因系层层淤积，异常容易地就可以揭下来。我突发奇想，在上面是否可以写字呢？我捧了好多片沙板回到住处，溶墨书写，手感很好。于是我在逃难时也找到上好的书写材料了。

隶书《写我之怀抱》

颜真卿在他的书法理论中主张点针行笔法，这一行笔法要求在运笔时将笔锋点点入纸，力透纸背而后行。在农村中，妇女做布鞋都是先纳鞋底，尖锥、针线运作，在“千层底”上留下用点纳成的线。我想，颜真卿当年是否由此而受到启发，而创造了他的点针行笔理论呢？当我第一次看到了缝纫机的运作，这一呆想又活了起来。于是在行笔中，有意地摹仿缝纫机点针运行，使意念与笔力都透过纸背。离乱中，便在随身带的书籍的天地空白做了笔墨运行的疆场；碑帖上片断摘录的晋唐人写经，也使我饶有兴趣。

汉隶书家边秋水先生在山东很有名气，那时他在滕县城里富商黄旭斋家作幕宾，通过长辈人的介绍，我常去向他请益。他的隶书，规模邓石如，是阮元“北碑南帖”论者，强调古阙贞石、丰碑大碣都是用隶体书写，因此隶书在诸种书体中至为重要。他根据阮元见解，认为书家不管长于何种书体，而以能否在隶书上有真功夫为衡量书家水平之正则。

绘画

他曾教导我说：“唯有习隶书才可以上通下达。上通即打开掌握金文、甲骨、秦篆的通道，下达则指对正书、行草的熟稔。一个书家不管兼长多少书体，隶书永远是正工。”根据他的要求，我在中学后期主攻《张迁碑》、《礼器碑》、《华山庙碑》。通过对这些碑版的临习掌握，以确立自己书体的形质。

他严苛约束我先求形质，后求萧散，再求雄肆。这对年轻人而好高骛远、急于事功的我来说，实在是一副对症的良药。我在隶书上能下过一定功夫，并终身受用，实在应该归功于这位严师的苛教。

楷书《文为德表》

十四岁那年，父亲开始正式让我练习草书。他教我的方法是先识记草字，临《右军将军王羲之草诀百韵歌》。临过之后，还得让我把草字的笔意默写出来。这一课题完成后，才是临孙过庭《书谱》。他认为《书谱》没有狂怪习气，并且文长字多，字字有法度可守，是草书的好范本。历史上也有人反对孙过庭，说他的草字“千人一面，万字雷同”。我临了几遍，受益匪浅。此后，换写《十七帖》，草书的步序才逐渐分明起来。

明清以降，画家与书家的字有了一些区别，吴昌硕的海派，也影响到我们这个小小的县城。我和挚友陈礼堂又学习他的题画用笔，但我们没有吴昌硕石鼓文的篆字功夫，只学些皮毛，自己也很不满意。

张洪明、黄明远在我的墨海生涯中是不能遗忘的人物，虽然他们都不是书画家。张洪明在滕县开了一家“洪明碑帖社”，与我姐夫开设的全盛百货店正是对门。他经常往返于西安、河南、北京等地，购进或交换碑帖，因此他店里碑帖的品种最多最全。我经常到他店里翻看碑帖，自然就成了朋友。由他的介绍，我认识了善国门外的黄明远，县商会会长，是碑帖收藏极富的人。

隶书原创

1942年，我的书画好友陈礼堂在济南爱美中学毕业，他约我同去投考北京的京华美术学院，便把京华美术学院的招生简章寄给了我。简章上列有任课教师的姓名，如花鸟画教师齐白石、汪慎生、邱石冥、赵孟朱，山水画教师吴镜汀、黄宾虹、胡蔚乔，人物画教师吴光宇，金石文字学教师有容庚……皆一时艺坛巨子，于是心生仰摹向往之情，决心束装北上。

行前，我把书画作品预先寄给院长邱石冥先生审阅，他让教务处的一位姓马的先生答复我，希望我去应试，这使我的决心之外又增加了信心。

1950年我作为北平艺专的学生，随山水画家李可染老师和李芸生同学（现居香港）去拜访白石老人时，李先生作为他的得意门生特意买了活虾作为礼物。九十高龄的齐老人这天特别高兴，单是送给我的就有两幅画，一幅是菊，一幅是虾。他说，为了画虾，直到现在我还在观察虾，“为万虫写照，惟鳞属之龙，未尝亲见，不敢大胆妄为也”。

国画

白石老人所画动物不是追忆少年时代所见，便是北上之后所见，不曾见到的东西是决不画的。他重独创，重实践的精神，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只因他年事已高，不便打扰，所以没向他学到更多的知识，追忆起来是深感遗憾的。

我为自己立定的学艺方法，既要向自己的老师学，也要向师门外的各家学。

针对1985年艺坛所刮起的崇洋风，我发表《东学西渐，欧风汉骨》，该文有些反响，亦曾被台湾转载。为此，澳门东亚大学借澳门举办中国艺术节之机，邀我去讲学并举办个展。我在该校讲演《崇敬行为与艺术社会价值》。

隶书《不知疲者》

我生平交游不广，然而论世知人，以倾盖方能相知，学术之士，不能以交游为艺术公关和广告。学术的是与非，如天体望远镜，愈远而愈明，当不计较一时之恶好得失。人生如白云苍狗而生涯变幻无穷尽，矢志于一处时便会杂念排除，胸中有境界，下笔无邪气。

艺术本无魔障，而治艺之人都常自设障翳，一学艺便先贬抑他人，互为持攻，营营苟苟，功夫用不到学业之上。艺术上另有一难，即在进取中常生一个个的心理障碍，这样便会走向偏颇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