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柳成荫
江青被打倒后，样板戏被雪藏10年，《沙家浜》的编剧汪曾祺先生说了句违心的话：样板戏“无功可录，罪莫大焉”，而且还“遗祸无穷”。
汪曾祺为什么会说这句话？那还得从他进入样板戏创作组说起。
汪曾祺1958年被打为右派，下放河北张家口一个农科所劳动改造。1960年10月，摘掉右派帽子，因没有单位接收，继续留在农业科学研究所画农作物图谱。1966年，又一次被关进牛棚，接受批斗，参加扛煤等劳动改造，1968年6月再次被摘帽。
第二次摘帽后，因汪曾祺本人特殊原因，没有单位愿意要他，汪曾祺生活没有了着落。他求救联大老同学杨毓珉（时任北京京剧团艺术室主任），才得以安排到北京京剧团任编剧。而此时江青正在走红运。作为毛主席夫人，文化旗手，是政坛冉冉升起的新星。江青要抓文艺工作，现代京剧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在现代京剧剧本创作上，江青和汪曾祺有了接触，被江青作为“控制使用”，留下来从事样板戏的编剧工作，主编了现代京剧《沙家浜》，才有了脍炙人口的唱词：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有什么周详不周详……
可以说，汪曾祺是江青给了他第二个文艺生命，没有江青，就没有汪曾祺以后的大器晚成。试想，一个人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怎么有精力从事文艺创作？
在《沙家浜》创作组时，江青对汪曾祺屡屡青眼相顾，结下革命情缘。“文革”期间江青亲自下令“解放”他，并点名让他登上天安门参加群众大会，可谓开启了一生的风风光光。那时，外界普遍认为汪曾祺投靠了江青这棵大树，混出个人模人样来了。
那么，江青既然赏识汪曾祺的才能，为什么对他“控制使用”？鉴于汪曾祺的非党员及摘帽右派身份，所以不能不“控制使用”。在这一点上，江青的原则性还是挺强的，不因与汪曾祺的私人交情，而轻易放松政治原则。
受到“国母”礼遇的汪曾祺似乎被感激之情烧晕了头脑，可叹他全无先知先觉未雨绸缪之能，整个儿把自己裸裎于众目睽睽之下，主动授人以柄，拼命为主子服务。
现实是冷酷的，随着江青被打倒，清查“四人帮”余党的运动开始后，1977年，汪曾祺被工作组正式宣布为重点审查对象，勒令他交待和江青、于会泳的关系。汪曾祺一下子成了“窦娥”，那段时间他天天在家里喝闷酒，喝罢就喊着要“剁指”明志。
这次审查拖了两年多，汪曾祺先后写了十几万字的材料。他心中的窝囊与委屈，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尴尬可想而知。不知道是不是江青为他摘帽惹的祸，是不是江青邀请他登天安门城楼招来的麻烦？
有了十几万字的交待材料，这就有了汪曾祺的一段违心话：样板戏“无功可录，罪莫大焉”，而且还“遗祸无穷”。想想，汪曾祺已被打倒过两次，且本身还不是中共党员，假如再有第三次打倒，恐怕今生再难抬头了，说句违心话也是为了自保。
其实，“四人帮”被打倒后，不只是汪曾祺一个人遭到审查，不少演员也没逃过这一关，但却没有汪曾祺幸运了。
如：《红色娘子军》主演刘庆棠被判处了17年，罪名为“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江青对刘庆棠的照顾可谓无微不至，1969年4月，江青提名他当了党的“九大”代表、主席团成员，1970年进入国务院文化组，开始统管全国文艺创作；1974年又在中共“十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次年便一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
再如，《红灯记》中李玉和的扮演者钱浩梁被认作“四人帮”的“爪牙”投入监狱接受审查，最后被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免于起诉”。1982年初才恢复自由。
且不论他们被判刑或审查的原因，历史很公正，不可非议，自由后来人评头论足。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他们不接触江青，不演样板戏，依旧演才子佳人、王侯将相、神妖鬼仙，或许会“修成正果”，成为一代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命运，就是这样捉弄人？
结束审查后，汪曾祺又写道：我对于许多同志对江青的刻骨仇恨，看不到，感受不到。因为我一直感念她的好处。她一到节骨眼上，就想起我，我就得给她去卖命。有的同志说我是“御用文人”，这是个丑恶的称号，但是这是事实。
看来，江青对汪曾祺的重用和照应没有付之东流，汪曾祺还是一个懂感恩的有血有肉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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