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诗人李少君
【作者简介：李少君，1967年生，湖南湘乡人，198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系，主要著作有《自然集》《草根集》《海天集》《应该对春天有所表示》等，被誉为“自然诗人”。曾任《天涯》杂志主编，海南省文联副主席，现为《诗刊》主编，一级作家。】
文/李少君
文化传承发展，是当下讨论的热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还是要遵循“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原则。应该从中华民族古典文明和优秀传统中寻找启迪，比如“诗教”传统。
座谈会现场
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中国古代有着深厚的“诗教”传统，《礼记》记载：“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意思是到了一个国家看看他的教育，这个国家的人若是温柔敦厚，一看就知道这是“诗教”的结果。经过“诗教”的人就比较文明，可见“诗教”的教化作用不可小觑。所以，中国历代把“诗教”作为基本的启蒙教育方式。
《诗经》被孔子列在六经第一位置，他鼓励儿童从小就读诗，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可以理解为近可以孝顺父母，遵循家族伦理，远可以为国家做贡献。迩之事父，是一种自然情感，转化为家庭伦理。远之事君，则是价值引领，为国家民族做奉献。
我现在越来越理解孔子为何提倡“诗教”，把诗歌作为基础和基本的教育方式。因为诗歌本质上是一种情感教育、人文教育和伦理教育，诗歌能唤起情感的觉醒，同时赋予教化功能，在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中教导如何认识世界，如何做人处世，如何尊老爱幼，如何邻里和睦，如何相亲相爱。钱穆、林语堂等就特别强调诗歌的宗教功能。
儒家把《诗经》作为第一经典，是因为儒家的核心价值观里，强调做人是最重要的，先学会做人。然后才是学习谋生的技艺。“君子之道”，是儒家全部学习修养的目的。
钱穆
林语堂
这一点，在现在看来越来越重要，多少高学历者出现心理问题价值问题，没有首先学会做人，接受高等教育还是会出大问题。
古典诗歌中的“情教”
情感教育本质是教育如何做人。现代大量的、无处不在的抑郁症，失去对生命意义的珍重，本质上都是情感危机造成的。
情爱的能力的匮乏和丧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问题，我们过于关注自我，伸张个体的权利、个体的一切，忘了这个世界更需要学会和谐相处的方式。无论是人和人之间，还是人和自然、和世界之间。韩炳哲在《爱欲之死》一书中，认为当今时代越来越盛行的个人主义和自恋导致了爱欲之死，一个人只关注和肯定自己，因此无法对异己他者产生爱欲。“他者的消亡”成为普遍现象。韩炳哲认为指向他者的爱欲，才是倦怠社会忧郁症的最终解药。
韩炳哲称：“忧郁是种自恋型疾病，源于过度紧张且病态扭曲的自我参照。自恋性忧郁的主体往往被自己折磨耗损，精疲力竭。他没有世界可栖身，被他者抛弃。爱欲与忧郁截然相反。爱欲将主体从自我中拉出来，转移到他者身上；忧郁反而深陷于自己之中无法自拔。今日，功绩主体是自恋的，他的主要目标是追求成功。成功可使一个人透过他者证明自己。他者的他者性因此遭到剥夺，降级为这个自己的一面镜子。这种认可逻辑，让自恋的功绩主体更加深深纠缠在自我之中。结果成功反而引发了忧郁症，出现成功型忧郁症。忧郁的功绩主体潜入在自己之中，直至淹溺。然而，爱欲能够使人经历他者的他者性，带领人走出自恋地狱。爱欲启动了心甘情愿的自我牺牲与自我掏空。一种特殊的衰弱过程，掌握了爱的主体，但一股强大的感受却也接踵而来。不过，这股感受并非我们的自我成就，而是他者的馈赠。”
《爱欲之死》， [德] 韩炳哲 著宋娀 译，中信出版社2019-3
尤其我们这个时代，还有AI时代，智能机器人的冲击。
人和动物的区别是人会文字，文字可以描述、记录和储存人的情感、经验、记忆和智慧，传之后世，留存永久；人和AI的区别是人有情感，人本质上是情感的存在，情感是人之本质。在GPT时代，AI也会文字，语言是存在之家已经破灭。人是一个永远的情动者，这才是人之意义所在。
继语言学转向之后，情感转向尤其值得注意。
我们现在还需要情教，情感教育正在成为最重要的教育，它的最佳方式就是诗教。
诗歌里有着生活史，情感史，心灵史和精神史。诗教的本质就是情感教育。
诗以抒情为主。陈世骧先生考证，抒有编织、制作的意思，可以理解为形式、技巧、工艺，抒情，即是对情感的规划、设计与构建，简而言之，是赋予情感一定的形式，将情感形式化，就诗歌而言，当然就是指将情感文字化，以语言的形式表达情感。
王德威则称：“抒”情的抒字，不但有抒发、解散的含义，也可与传统“柕”字互训，因而带出编织、合成的意思。而后者，更被认为就是指诗歌的技艺性。
“诗缘情”的观点古已有之，屈原《九章》：“发愤以抒情”；钟嵘《诗品序》：“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刘勰《文心雕龙》：“人禀七情，应物思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唐代孟启“诗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严羽《沧浪诗话》：“诗者，吟咏情性也”；王夫之《诗广传》：“君子之心，有与天地同情者，有与禽鱼鸟木同情者，有与女子小人同情者……悉得其情，而皆有以裁用之，大以体天地之化，微以备禽鱼草木之几。”冯梦龙甚至有“情教”的说法，强调情为天地万物的本源。
在现代诗人那里，“诗为抒情的艺术”几乎是定论。郭沫若称：“诗的本质专在抒情”；康白情：“主情为诗的特质”“诗是主情的文学”；郁达夫：“诗的实质，全在情感”；周作人：“抒情是诗的本分”；李长之：“诗的本质必须是情感的”；穆木天：“抒情诗，是一切诗歌的基本”；创造社成员郑伯奇更宣称：“诗的内容，就是情感，燃烧着的情感”。
吕正惠认为中国古典诗歌有将感情本质化本体化的现象，“情”乃人生唯一真实。学者李泽厚提出“情本体”的概念，意思是情介于欲和理之间，恰恰是人之为人的证明。李泽厚认为：动物也有情有欲，但人有理性，可以将情分解、控制、组织和推动，也可以将之保存、转化、升华和超越。若以某种形式将之记录、表现、储存或归纳，就上升为了文学和艺术。因此，李泽厚对艺术如此定义：“艺术就是赋情感以形式”。艺术就是用某种形式将情感物化，使之可以传递，保存，流传。这，就是艺术的本源。艺术，其实就是“情感的形式”，或者说，“有形式的情感”，而诗，是最佳也最精粹的一种情感方式。所以，可以说“诗教”的本质其实就是“情教”。
明代冯梦龙提出过“情教”的观点，他在《情史》序言里说：“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四大皆幻设，唯情不虚假”，他还立意设“情教”，教诲诸众生。情之连绵相续，才有人类及文明的绵绵不绝，情是人之存在的证明，而诗，恰恰是对情的凝聚和结晶。“诗教”是“情教”最好的方式。
古典诗歌中的价值观
人们常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其实就可以理解为诗教对一个人进行长期的熏陶效果。读诗写诗，无疑就是一种修炼，修心修身，不断提升超越自我。中国古典诗歌最推崇的是“境界”，强调诗之情趣与意境，有境界则自高格。境界，是指一个人的认识水平和精神层次。那些优秀的诗人和诗歌，都是有着高境界的。钱穆先生认为即使不写诗，只要读诗和认真领会，“自己心胸境界自会日进高明”，也能达到与诗人相当的境界，从而获得超越。读诗写诗，成为一种人生修养，孔子在《论语》里夸奖一个人时，常说“可与言诗者也”，而古代对美人的最高评价也是“以玉为骨，以冰雪为肤，以秋水为姿，以诗词为心”。
中国古典诗歌之所以魅力无限，是因为中华文化的诸多理念、智慧、气度、神韵都蕴涵在诗歌里。在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家，古典诗歌强调情理结合，情景交融，寓情于理，诗歌里既显现着具体的情境和场景，也包含着人生经验和哲学思考，提供了美学形象和意义世界。
《诗圣杜甫》，吕正惠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8
李白的魅力，不仅仅他只是一个诗人，他还是一个道教徒，是道教美学代言人和形象大使；杜甫，则是儒家美学代言人和形象大使；王维，是佛教禅宗美学代言人和形象大使；苏东坡，则是融合儒释道，是集大成者，因为达到了传统文化顶峰。
林语堂称：在中国历史上，诗歌除了对于个人而言传递微妙感受、抒发性灵之外，还在规范伦理、教化人心、慰藉人心方面，起到与西方宗教类似的作用。可谓“西方有《圣经》，中国有《诗经》”。西方其实也有诗教，《荷马史诗》就包含西方基本价值和精神。
陈寅恪说：“中国诗虽短，却包括时间、人事、地理三点”，他说《唐史》里许多想当然，错误甚多，时、地、人的关系混杂不清，难下结论。唐诗却是清楚地谈到时、地、人，谈到人的感情、关系，融成一气。故诗有史之意义。而史的意义，其实也是精神价值的传承。
很多形象化哲理性的诗歌，具有启迪意义，乃至成为我们生活的指导，比如“天生我材必有用”、“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等等，这样的诗歌里，其实就包含了一种人生观、世界观，内化成为民族心灵深层的价值伦理、人生哲学和观念原则。
古典诗歌和传统文化中蕴含的这种内在价值和美学魅力，发扬光大必将利于千秋。
诗教与现代文明
诗歌里有着中华文明的DNA，包含着情感基因、伦理精神和价值指引。
《毛诗序》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之大用，于此可见。
如此强调诗歌的力量和作用，不能否认的是，诗歌形式的短小凝练，语言的生动形象，更容易被孩子们接受和传诵，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并因此对其人生产生深远影响。
这既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又是很好的一场人文教育课和情感美学课。
诗，这种以抒情为主的文体，这种本身源于情爱的语言，或许是引导超越、治愈疗伤的最佳方式，是现代人所最需要的。
《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陈世骧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9
陈世骧等人把“抒情性”视为中国古典诗歌的特质，诗歌是积淀情感、编织情感和保存情感的，情感可以安慰人心，孵化人伦，最终构建生活意义，以情感为元素的古典诗歌，因此成为中华文明的基因。
而这些自古以来的诗歌的可贵品质，最值得当代新诗借鉴和学习。
曾经有人问我：为什么小说家、散文家称之为“家”，而诗人称之为“人”，在这里我可以回答了。诗如其人。诗教人做人，诗与人的关系更密切。文学是人学，小说家告诉你的是故事和典范，当然也包含人之情感价值，但诗歌更直接。
诗是人之情感和精神的浓缩提炼和升华，也最能唤醒人之自我主体意识。所以，诗教，有益于确立人之主体性、培育人之独特性和丰富性，给人以情感伦理和精神教化，也传递人之情感精神价值。
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从新诗革命开始，并由此开启现代性。蔡元培呼吁“以美育代宗教”，鲁迅主张以诗歌激发意志精神，改造人心，达到“立人”的目的，这些观点，与中国传统“诗教”都有异曲同工之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也应该从诗歌建设开始，从诗教开始培育有着现代意识和现代审美的一代又一代人，这样才能真正“美教化，移风俗”，倡导自由、民主、平等、科学等现代精神，培育真正具有现代意识的现代中国人，逐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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