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之政，孰若民先，曷居乎一言而兴，一言而丧；
十稔以还，使无公在，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这是孙中山逝世之后，被公认挽联最好的。那么写这幅挽联的人是谁呢，他一生最大的功绩又是什么呢？
这个人叫徐树铮，是皖系军阀段祺瑞的灵魂人物。他的一生与段分不开，也是他造就了皖系的辉煌与衰落。他一生最大的功绩，就是收复外蒙古。
徐树铮
一
蒙古一直是中原王朝的大患，但到了清一朝却相对安定，也就有了康熙永不修长城一说。蒙古之所以对清朝“俯首帖耳”，是以为清朝的政策：满蒙和亲，以及分而治之。
清朝皇帝兼任“蒙古大汗”（蒙古人不可能反对自己的大汗），将蒙古以盟旗制度分为内蒙古四十九，外蒙古八十六旗，西北蒙古三十四旗，西套蒙古二旗，青海蒙古二十八旗，计一百九十九旗，每旗均有爵位不等的“扎萨克”或“总管”统治。各旗之间都划定牧场，严禁越境游牧，即所谓“内外札萨克之游牧，各限以界”。实际上，内蒙跟外蒙已经分离开来。
等到了1911年，辛亥年了，大清风雨飘摇，外蒙也开始蠢蠢欲动。外蒙古活佛八世哲布尊丹巴在沙俄的支持下于库伦独立，建立大蒙古国并自立为帝，年号共戴。随后，俄蒙军队包围了清政府驻库伦的蒙古办事大臣衙门，解除清军武装并将办事大臣及随从押送出境。外蒙的独立，清政府和继后的民国政府均不承认。两年后，在沙俄威逼下，袁世凯不得不和沙俄签订了《中俄声明》，声明规定中国承认外蒙古自治，外蒙古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中国不得在外蒙派驻官员、军队以及移民。
活佛八世哲布尊丹巴
而当时，不满于外蒙自治，有心想要收获外蒙者有两人：一个是孙中山，另一个就是徐树铮了。
徐树铮（1880年—1925年），字又铮，号铁珊，又号则林，江苏萧县（今属安徽）人，秀才出身，因区别于同时期的另一政治人物徐世昌，人称“小徐”。1905年被段祺瑞保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任段部第六镇军事参议及第一军总参谋，是段琪瑞的得力助手。此人风流自赏，豪气干云，曾赋诗曰：“购我头颅十万金，真能忌我亦知音。”张学良对其敬佩有加，称为“上马杀贼，下马露布”。
二
收复外蒙古的机会，终于来了！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无暇顾及外蒙古，这就大大刺激了日本对于外蒙的垂涎。在日本驻库伦武官松井的操纵下，1919年2月，沙俄白匪头目谢米诺夫率领军队来到外蒙，企图建立一个联合蒙古各部落而受日本控制的“大蒙古国”。而这时候的外蒙古内外交困，王公的生活费几乎不能维持，而内蒙继续享受着北京政府给予的种种好处以及年金，自然让外蒙的王公们艳羡不已。
更重要的是，外蒙的这群王公们想要权力。外蒙的统治人物，原分为两派：一派是喇嘛，一派是王公。按照前清旧制：王公管政治，喇嘛管宗教，界限十分分明。但自从在沙俄唆使外蒙自治之后，活佛成了首领，喇嘛们成了政府官吏，没有了王公的事了。所以，王公一派是积极渴望回归民国政府的。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前提：那就是恢复前清旧制。而喇嘛一派，虽然也希望回归，但是依旧想保留自治所带来的权力。
面对外蒙即将成为“高丽之续”的危机，王公们找到了时任民国政府驻外蒙的办事大员陈毅（非元帅陈毅），以寻求中央援助。陈毅抓住机会，趁机与外蒙古磋商增兵入外蒙事宜。在得到允许后，陈毅致电北京政府，恳求派重兵入蒙，并指出“大兵入境后，蒙事前途或可借此解决，永奠蒙局”。
但是陈毅的举措，明显地偏向于王公一派，引起了喇嘛的强烈不满。活佛派地位仅次于自己的嘉哼尊呼图克图赴京，希望将人地不宜的陈毅立即调任，“意欲请美使援助”，以维持其自治地位，旧俄、法等国也分别就喇嘛入京一事向中国外交部提出问讯。一时之间，北洋政府陷入被动局面。而急于取俄自代的日本，与虎视眈眈的谢米诺夫亟不可待。一时之间，外蒙问题陷入僵局。
三
在陈毅进行撤治交涉的同时，徐树铮积极从政治、军事方面为进入外蒙做准备。10月24日，徐树铮以检阅军队的名义，从北京出发到张家口。接着，徐率领随员、文职人员，并携带大批准备馈赠外蒙王公活佛的贵重礼品、洋货分乘十五辆汽车，从张家口出塞，向库伦进发。
对于蒙古喇嘛、王公在中、俄、日之间的骑墙，徐树铮认为是中国方面不够强势。为此，他在入蒙之前调集了80辆大卡车，入库仑时，每车乘士兵20人，将所有新式武器悉数向蒙古人展示。车辆进入军营后，士兵受命伏于车内，上以帆布覆盖，重又离开营房，驶到库仑郊外，混入其他车辆中，以为疑兵之势。当时，徐树铮所部只有8000人，但外界纷纷猜测他至少带了五万军队。
徐树铮认为，取消外蒙自治是中俄实力的较量，没有必要顾及蒙方先订立条件的要求，应趁俄国内乱，尚无统一之政府，布置中国军队，取消外蒙自治并开发外蒙古地方，给外蒙古实实在在的好处，以巩固中国对于外蒙的统治。
要打开缺口，关键是喇嘛高层人物的态度，徐树铮采用的策略是“擒贼先擒王，王公可暂从冷淡，一意向喇嘛示好，俾知依附，然后济以恩威，期遂吾计”。于是，徐树铮看中了当时掌握外蒙实权的核心人物巴特玛多尔济。
起初，徐树铮对巴特玛多尔济积极拉拢，并许诺一旦成功，将上书北京政府，分封其为亲王。可是，巴特玛多尔济多次晋谒活佛，活佛始终不答应。软的不行，那就来硬的。徐树铮严厉地告诉巴特玛多尔济：“我只责求活佛与执事（巴）两人意见。他有异言，我自当之。……外蒙为国家领土，我为外蒙长官，有弹压地面之责，不能坐视，请往告活佛，明日速应则已，不应当即拿解归京，听政府发落。”
由于前期陈毅的偏袒王公“策略”，已经给喇嘛们留下了深刻的忧虑。虽然面对徐树铮的最后警告，喇嘛一派依旧坚持先确定权利之后，再归顺中央。徐树铮则认为，如订详细权利，必拖延日久，国际形势瞬息万变，有可能借此错失了收复外蒙的大好时机。所以，他坚持先订简略条例，详情日后再谈。
磋商再三，仍无头绪。徐树铮严厉警告：“祸蒙之罪，不在佛而在喇嘛。宽限一日，夜晚定须解决，否则拿解者不止一佛，执事虽老，亦当随行。”
就此，外蒙一事完全解决。11月17日，外蒙古官府、王公、喇嘛联名向北京政府请愿撤销自治。18日，徐树铮率全体随员迁入旧车王府，宣告西北筹边使公署在库伦正式成立，外蒙古重归中国。
四
徐树铮在外蒙于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方面均有所建树，使风气为之一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唐努乌梁海本是中国领土，已被沙俄侵占了七年之久，也在徐树铮这次靖边之役中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而此时中国的版图在辛亥革命后，达到了最大的定点。而现在外蒙常吃的大白菜，也是徐树铮引进的。徐树铮刚到库伦时，市场上没有一种蔬菜。徐命令士兵引种天津大白菜，并获得成功。
当时很多人认为，倘若徐树铮能够一心一意地治理外蒙，以他的才干和气魄，不消几年，外蒙古一定会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或许，也将不会有日后的外蒙“独立”之事。
可惜，徐树铮的志不在边疆，而在武力统一中国。可是没想到的是，在直皖大战中，皖系大败，徐树铮与段祺瑞一生功业付之流水，从此皖系成为了北洋政府一个无足轻重的势力。
徐树铮部离开后不久，他留在库仑的一个旅(实为一个团)被俄国准军事部队击溃，外蒙古及唐努乌梁海很快又落入他人之手。虽然张作霖派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击败巴尔扎布，维护了内蒙古东部各旗的主权，井岳秀轻骑草原，稳定内蒙古西部各王公，但外蒙终于在1949年正式独立。苏俄更赤裸裸地将唐努乌梁海吞并（今天俄罗斯的图瓦共和国）。
有很多人认为，外蒙日后的“独立之事”，与当时的徐树铮强硬措施不无关系：
在徐树铮的蛮横之下，原本与陈毅相处融洽，还有一半真心内附的库伦政府，彻底丧失了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只是迫于军事压力，暂时蛰伏而已，使得“自愿撤治突变为强迫撤治，不仅摧残蒙人向华之心，使外蒙撤治的意义亦全然消失”。参与其事，写成《外蒙交涉始末记》的毕桂芳便言道：“今以一旅之众，仓促从事，威吓蒙人则有余，以言对外，适见其偾事耳。与其用武力以取快一时，反贻后患，曷若稍施以笼络手段，徐徐图之之为愈耶。”
这种看法，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中国北方边疆问题，乱不在内，而在外。这个外，就是指沙俄以及日后的苏俄。苏俄与美国背着中国签订《雅尔塔协议》，里边一个很重要的条款就是外蒙独立，以作为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条件。
看看代表中华民国与苏联谈判的蒋经国，日后是怎样回忆外蒙独立事件的吧：
“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斯大林拿一张纸向宋子文面前一掷，态度傲慢，说：
“你看过这个东西没有？”
宋院长一看，知道是《雅尔塔协定》，回答说：
“我只知道大概的内容。”
斯大林又强调说：“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
我恳求：
“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几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
我说完了之后，斯大林就接着说：
“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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