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民众中，人人皆知“中华民族”一词，但是这一词汇的由来呢？
“‘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族名……以此类推，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可决知也。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已含定义于其中。”
“中华民族”一词一问世，立刻得到知识界精英们的广泛认可。
它很快流传开，成为一个民族通向世界的响当当的身份证。——这应该是作者杨度没有想到的。
杨度生于湖南湘潭，本名杨承瓒，字皙子，祖上是世代务农的乡绅之家。
太平天国运动时，杨度之祖父入湘军，官至正四品的都司；杨父曾入曾国荃营中效力。
杨度九岁时，父亲病故，他被伯父杨瑞生收养。回籍后，以“才男”之名，被本省硕儒王闿运收为弟子。
王闿运，人称“湘绮老人”，素抱帝王之学。杨度师承这位国学大师，自幼立下大志，随时准备成为一代帝王之师。
“庚子之乱”后，慈禧太后意识到兴办新政的重要性，随下令派人与湘绮老人商讨派遣少年留学生之事宜。
杨度不顾恩师的反对，毅然自费赴日，成为黄兴等人的同窗。
那一年，杨度二十七岁。
留学日本第二年，清政府痛感人才匮乏，接受新派人士的提议，下诏举行“经济特科”。
湖南才子杨度经人推荐，在紫禁城参加了殿试。发榜下来，杨度的成绩在一百八十六位“拔尖人才”中，名列一等第二名，仅次于广东人梁士诒。
不幸的是：慈禧太后召见军机大臣时，听说殿试的人员中，多有“新党”混入，随下令通缉。杨度被老乡出卖，只好潜逃出京。
再到日本时，他因被通缉而名声大震。他写的《湖南少年歌》，一时间打动了无数仁人志士。
其中“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一句，更是激励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多少湘籍热血青年的心！
杨度创作的另一首诗歌《黄河》，由沈心工谱曲，成为清末各学堂必唱的一首爱国歌曲。
“长城外，河套边，
黄沙白草无人烟。
饮酒乌梁海，策马乌拉山，誓不战胜终不还。
君作铙吹，观我凯旋。”
20世纪末，中国音乐界评选“二十世纪经典歌曲”，它因其意义深远，排名第一，列李叔同《送别》之前。
此时的杨度，能写一流歌词，更有一流政见。
1905年，奉旨出洋考察的两位大臣找到杨度，请他撰写东西洋各国宪政情况的文章。杨度此番受托，不啻是另一次展示思想锋芒与非凡文采的“殿试”。
他的《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两篇重要文件，获得朝廷首肯，成为清廷立宪的蓝本。
不久，他便以“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被张之洞和袁世凯联名保荐，官职四品京堂候补，入宪政编查馆行走。
杨度终得“金榜题名”，成为清国宪政第一人。连当时名满天下的梁启超也背地里赞他为“国士”。
梁启超
何谓国士？
“国士乃见解超前，韬略过人的时代先驱，他首先是思想家和政治家，其次才是文学家或别的什么家。国士的‘证书’是靠当时的舆论和历史两位‘评委’共同颁发的。”
入仕后，杨度一直感念袁世凯的知遇之恩。
一年后，光绪与慈禧相继过世，袁世凯被新政载沣怀疑与“戊戌变法”的告密有关，被判了个“开缺回籍养疴”。
袁世凯带着家眷仆人，惨淡返乡。众门生及军界故旧皆避嫌不来送行。但有两位内阁高官不避人嫌，赶到月台话别。其中之一就是杨度。
之后，他在敏感时期，仍亲去老袁的洹上村探望。恰遇朝廷派人准备重新启用袁世凯。杨度力劝老袁不要应命，应观事态发展。
这一招果然灵验。老袁称病“不肯授命”，朝廷只好把前线指挥权全部交于老袁，后又授其内阁总理大臣之职。
袁世凯重组内阁时，杨度一跃成学部副大臣，即新政前的各部侍郎，正二品的高官。
辛亥年（1911年）12月9日，袁世凯接受南方独立各省代行大元帅黄兴的建议，全力促成了清廷逊位，作为条件，他如愿当上民国大总统。
“帝王学”传人杨度明白：晚清时期，他要辅佐的人，只能是袁世凯。
民国四年（1915年），被七嘴八舌的议会政治弄得郁闷不堪的袁世凯，动了变更国体的邪念。
是年七月，长子袁克定宴请梁启超，杨度作陪。席间，小袁谈了共和体制的缺点，表露出更改国体之意。梁当场反对，杨度却一下子摸准了袁氏父子的脉。
8月，大总统的洋策士古德诺写了一篇《共和与君主论》，明白下了结论：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
暗中筹划的杨度知道机会来了。他前往中南海觐见大总统，请示建立一专门“研究国体问题”的机构。
在老袁的默许下，杨度与几位有影响人士，成立“筹安会事务所”；自任理事长，将早已写好多日的《君宪救国论》抛了出来。
筹安会六君子
“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
杨度认为：正是由于国民的政治素养太低，才有了目前的混乱政局。欲强国富民，唯一的途径是走“君宪”制。
杨度的雄文，挠到老袁的最痒处。
他亲赐“旷代逸才”的匾额给杨度，等于给各地官吏指出了前进的方向。各地的反对之声因袁的明确表态，迅速变向。
很快，京城大街上就出现众多请求变更国体的请愿团。许多请愿团中，甚至出现“车夫请愿团”、“乞丐请愿团”。
各民意代表，只需在“君主立宪”的票上写“赞成”，或“反对”，投入箱中，就可领几百元的车马费。——这一闹剧，以各省代表人数“全票”通过，赞成君主立宪。
然而，如此倒退行径，必然遭到全国一片反对声。
随着云南护国军的讨伐声越来越近，北洋军旧部也加入反叛行动，再加上东交民巷（各国外交部所在地）拒绝承认新帝国，老袁内外交困，只得匆匆宣布取消帝制。
袁世凯创立的“中华帝国”只存活了八十三天。6月6日，袁世凯在一片诅咒生中命丧黄泉。
据袁氏第七子回忆：父亲临死时，曾大呼“上当”；还有传言，说老袁咽气前，恨恨地说了句“杨度误我。”
袁世凯过世第二天，杨度前往中南海吊唁，留下那副令人击节的挽联：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黎元洪主政后，筹安会六君子，成为过街老鼠。杨度被迫窜至天津租界避祸。
杨度一家，中间为杨度
至此后，他远离政坛，潜研佛经与书法。后来，孙中山与北洋军阀反目遭炮轰。杨度一度出山，襄助孙中山和国民党躲过大劫难。
之后加入国民党，成为孙中山器重之人。不幸，孙氏三年后病故，有功之臣杨度再遭冷落……
时间到了1931年，一个深秋的夜晚，潘汉年通过良友图书公司找到当时的地下党夏衍。
两人乘出租车来到一家小洋房里，潘把一位五十多岁的绅士介绍给夏衍。
潘汉年
他们似乎很熟络，彼此没有太多寒暄。两人交谈了一阵，内容所涉及的人物名字，夏衍全都不了解。
临走，中年绅士把一盒雪茄烟交给了潘汉年，似乎是临别礼品了。
出了门，潘汉年反复告诫夏衍，此人乃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
夏衍和那位中年绅士来往半年后，他才坦然告知：“我叫杨皙子，杨度。”这一下可真让夏衍大吃一惊。
杨度，当年的帝国祸首，军阀政府的座上宾，上海滩无人不畏的青帮头子杜月笙的清客，竟然是本党同志！这一幕简直太传奇了！
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17日，杨度溘然归西，享年五十六岁。
“市井有谁知国士？”是杨度自叹的诗句，也流露出作者的伤感心境。
他一生纵横捭阖，想通过帮助非常之人，成就救国大业；或许是性格中的缺憾，或许是他将理想寄托于君宪制，而非共和制，错选了方向。
但是杨度在“毁家纾难”上，其功德之深厚，无愧“国士”之名。
当年，为搭救朋友李大钊，他把京城的住宅“悦庐”卖了；数年后，为了救济李大钊及同案烈士们的遗属，又把青岛的洋楼卖了。
失去私宅的杨度，不得不靠杜月笙提供的住房，外加600元月薪，再加自己卖字画的润笔过活。民国初年的“旷代逸才”，屈尊为杜氏“门客”，吃嗟来之食。
杨度上海故居
然而，当你知道他已经被周恩来发展成中共“特科”的成员，利用他的名士身份，在与新朋故交的谈天、饮茶、搓麻将之时，猎取无价的情报，再转给潘汉年等人。你又能做何种感想？
能把危机四伏的间谍工作挥洒成一种优雅生活的主，恐怕也只有杨度这等名士吧。
在明为杜府秘书、暗为中共间谍的岁月，杨度先后在上海加入“中国互济会”等慈善组织，捐款甚巨。
“中国互济会”营救了当时不少遭政治迫害的受难者、被关押的政治犯，以及很多流浪各地街头的中共领导者的子女。
只可惜杨度这些可歌可泣的功德，在新中国成立后，在人人自危的一系列运动中，逐渐地被埋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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