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轶事] 梁漱溟：国性不存，我生何用？

梁培宽说，父亲不喜欢别人称他作国学大师、哲学家或者教育家。他从不认为自己是个做学问的人。“就用‘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句话来评价我父亲的一生是合适的。”

1987年，62岁的梁培宽从《进展》杂志的编辑部退休，他终于能有充裕的时间整理父亲的著述和文稿。当时父亲梁漱溟还在世，94岁高龄的他对一些往事的记忆已经模糊，文稿的整理工作进展不快。

一年之后，梁漱溟因肾衰竭离世，梁培宽回忆说，父亲留给他的全部遗产就是数百万字的文稿，他不知道自己能否像父亲那样长寿，只希望能在有生之年把这些文稿全部整理完毕出版。幸运的是，父亲的生前挚友田慕周伸出了援手，在他的牵线下，一些年轻人义务加入到了文稿的整理工作中，《梁漱溟全集》和《这个世界会好吗?》等梁老的著作与访谈得以重新出版。读者读到这些书，都会感慨梁老生前的学术研究涉猎甚广，梁培宽说，无论父亲议及的是国学、医学或是教育，只用八个字就能概括梁老一生的所思所研，“国家兴亡、人民疾苦这八个字在我父亲心目中是很有分量的”。　　　

对于人生问题的困惑让青年时代的梁漱溟一度消沉出世，而乱世中的国家命运又让他重新入世，去体察民间疾苦。对于国家问题，他竭尽心力，从未超脱。

梁漱溟一家原籍广西桂林，到祖父梁承光一代，被清政府调到山西做官，因为官清廉，两袖清风，去世后没有留下家产给妻儿，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在8岁时不得不跟随母亲回到广西生活。广西的日子也过得难以为继，不久后，梁济又跟随母亲去了北京，他天性聪慧，27岁考中举人，但因为洁身自好，不爱攀炎附势，到40岁才做官。梁培宽想起祖父的一生，也觉得梁家上两代人的家世坎坷，在电话中叹了口气。梁济在60岁生日的前夕投湖自尽，留下了一封《敬告世人书》，遗书中说：“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

梁培宽回忆说，父亲曾跟他讲过，祖父为人谦虚开通，对孩子的态度极为平等，很多人把祖父的死视为“遗老殉清”并不正确，祖父是因为眼见社会精神力量的缺失，却又无力改变，绝望之下投湖自尽。

父亲的死对梁漱溟打击极大，但他选择了活下来，进而开始自己传奇而高寿的一生。1911年，19岁的梁漱溟从顺天中学毕业，因为家境不佳，无力再入学深造，顺天中学成为他就读的最后一所学校，之后他的所有学问皆为自学。梁培宽说，其实父亲原本名焕鼎，字寿民，经常以字为笔名在《民国报》上发表文章，报社总编辑孙炳文很喜欢他，帮他把笔名改为“漱溟”，梁老非常喜欢，自此这两个字就和他以后的生活如影随形。

“我父亲受祖父影响很大，比如他做人不会变通、较真，这些都很像我祖父。父亲从小就身体状况很差，20岁信佛以后不再吃肉，文革时又被批斗，健康受到很大伤害，肾衰竭的问题困扰了他很久。不过父亲晚年的精神状态很好，参加会议和接受采访时，思维非常清晰敏捷，心态也很乐观，我和弟弟(梁培恕)都很欣慰。”梁培宽说，父亲的真正痛苦不在于身体，而在于反复的出世和入世。在梁漱溟和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教授艾恺的谈话中，他曾提及自己青年时对生活充满困惑，觉得人生是苦难之旅，他试图从佛经中寻找答案，虽然就此踏上了研究佛学之路，但始终觉得困惑未解。在他担任《民国报》记者后，因为在采访中看到太多政治伎俩，渐渐知道了世事不尽如理想，悲观之际两次想到自杀。这件事梁漱溟从未对儿子提及，梁培宽也是在整理文稿时才知道父亲也有悲观厌世的时候：“如果是我祖父，可能真的就去了，我父亲虽然受祖父影响深远，但还是有不同，他内心有刚毅。我说他的痛苦在于反复的出世和入世，但后来我看他的文稿，又觉得他有时会困惑，但却从来没有出世，在进入北大之后，人生问题已经不是他考虑的重点了，国家问题才是，对于这个问题，他一直不能超脱出来。”　　　

梁漱溟曾送友人一联：“无我为大，有本无穷”。对于生、死，梁漱溟的态度是“任其自然”。

抗战时，梁漱溟曾带着学生深入前线，他写信给长子梁培宽说：“时人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此行盖践之以。”

袁鸿寿在桂林七星岩设素席宴请梁漱溟，饭后，他们在七星岩一株小树下闲聊，恰敌机前来轰炸，袁大惊失色，要避，梁却“镇定自若，聊天如常”。

香港沦陷时，梁漱溟在敌机弹雨之中安然打坐，人问其故，他说：“我尚有大业未成，不会遽死！”

在港的文化人乘船撤离，天空有日机轰炸，水中有水雷骚扰，满船的人都惴惴不安，彻夜难眠，唯有梁漱溟鼾声如雷，睡得很香。有人问：“先生不害怕吗？”梁答：“怕什么，我是死不了的，我死了，中国怎么办？”

新中国成立后，袁鸿寿每受委屈，便愤不欲生。梁漱溟来劝说，不谈客观原因，最后总是对袁说：“不要对自己过不去。”袁听罢如醍醐灌顶，信中积怒顿消。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北京人人都住到户外避险，梁漱溟却安居不动。家人再三劝说后，才在寓所后门的草地上露宿了几个晚上。

晚年，梁漱溟对艾恺谈及“文革”的遭遇时，只是说，当时“心里有点不愉快，几天我就过去了”。

94岁的梁漱溟谈及“文革”时又说：“行云流水，不足挂齿。”“‘文化大革命’是突如其来的，很突然，思想上没有准备。物质上受了点损失，也不是我一家一户，全中国的千家万户都受到骚扰。我的女人吃了苦头，我还好，活了下来，历劫嘛！所有的字画、简牍、图书都烧毁了。这些都是身外之物，没有什么。不过，思想是销毁不了的！”

1980年，美国学者艾恺专程来访，二人进行了数次长谈。有一次，艾恺问：“梁先生是年纪很大，而且具有智慧的人，你对人的死亡有没有见解？”梁漱溟回答：“我曾经说过死亡不会断灭。有些人认为人死了就完了，没有这个事情。我不是说过八个字‘相似相续，非断非常’。生命本来就是今天的我跟昨天的我相似就是了，前一分钟的我跟后一分钟的我相似就是了。其实早已不是一回事。相似相续，连续下来，不会断，非断。非常，常是恒常。还是一回事，不是一回事，早已不是一回事。人都如此，生命就是如此，那我也是如此。”艾恺又问：“人总是怕死吗？”梁漱溟答：“不愿意死。其实不需要怕，不需要希望长生。任其自然，因为任其自然才是‘廓然大公’。”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从一开始就磨难重重。1927年，梁漱溟离开北大，南下广州准备开始他的乡村建设实验。这次实验甚至没有开始就胎死腹中，由于政局变化，支持梁漱溟的李济深被蒋介石软禁，有心报国的梁漱溟只能黯然离开广东。令人欣喜的是，中国还有其他人在做和他类似的事情，梁漱溟离开广州后去了上海，考察由黄炎培等人发起的乡村改进实验基地。游历和考察让梁漱溟第一次真正接触到了中国乡村的本来面目，所见所闻让他开始思考更为深远的事情。梁培宽说：“父亲的思想在上海发生了很大转变，他对黄炎培先生的实验基地有很多不满，觉得黄先生是站在教育家的立场来办学堂、办教育，而没有仔细考虑过农村的实际情况。”根据留下的文稿，梁漱溟当时坦率地告诉黄炎培，你是在现状下为国家尽点心意，做应该做的事情，而我梁漱溟要在“中国问题”这个大背景下进行思考，讨个究竟解决。这个自称“愚钝不堪，6岁时还不会自己穿裤子”的中年人开始思考如何改变国家了。　　

“并非不想念家人，只因见老百姓之苦而心恻恻焉。”

在先后参观上海、南京、北平等地的乡村教育工作后，梁漱溟找到了“中国问题”的核心，却无解决之法。由于时局乱，通信不畅，各地所进行的乡村工作都面临或大或小的问题，梁漱溟将它们归纳为“只重视一地一事，二无全局观念和整体方案”，他原本以为心中的难题通过考察可以得到解决，却发现问题之深，远超乎他预料。“中国人办乡村教育一直缺乏经验，我父亲认为中国问题涉及到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梁培宽说，教育家的努力可以为某一个地区带来短时间的繁荣和进步，但不足以从根本解决中国问题和农村问题。在考察期间，对教育问题的思考让梁漱溟坚定了政治信念和政治主张，即从根本上扭转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从而完成民族自救运动的转变。

梁漱溟的理想在1929年终于有了实现的可能，在北平办报期间，他得以接触到了冯玉祥和韩复榘等相对开明的军阀，得到允许在河南筹办村治学院，培养农村人才，用局部的实验来验证自己的理念。村治学院设在今天河南辉县苏门山的百泉镇，很多教育大家在学院担任要职，彭禹庭任院长，梁耀祖任副院长，梁漱溟则被聘为主任教授和教务长。村治学院很快投入运作，于1929年冬天开始招生,1930年年初开学。这个来之不易的办学机会很快由于时局的混乱而陷入停顿，随着中原大战的爆发，河南省成为蒋介石、冯玉祥和阎锡山等军阀的交战区，梁漱溟不得不把学院搬往北平。战后，学院迁回河南，却已人事全非，学院的政治靠山韩复韩榘投效蒋介石，被调往山东任政府主席，河南的新任政府主席对村治学院极度反感，在重压之下，学院停办。梁漱溟寄望用教育改变国人政治理念的实验因为政治压力而中途夭折。

梁培宽回忆父亲在河南的办学经历时仍然记忆犹新：“他过年也没有回家探亲，后来收到父亲的来信，他说‘并非不想念家人，只因见老百姓之苦而心恻恻焉’。”在信中，梁漱溟还描绘了军阀混战的惨象，他经常要和衣而睡，以防不测，但这份恒心和代价没有让村治学院免于夭折，从筹办到关闭，它仅存在了一年时间。

河南村治学院的夭折让梁漱溟的理想遭受挫败，却远没有到终结之时。1931年，韩复榘邀请梁漱溟一行到山东乡村继续办学，未竞的事业出现了转机。

1931年6月15日，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正式开学，学员来自邹平等27个县，为了保证公平，梁漱溟特地每个县招收10人，共270人。梁漱溟前所未有地开创了下乡实习的教学方法，学员必须深入偏远山村，编纂实习报告，实习结束后才能回校学习，并讨论在实习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办法。梁漱溟本人负责的研究部学员毕业后大多留院和他并肩战斗。1933年，梁漱溟把家人接到了邹平，梁培宽兄弟也体验到了县城生活的艰辛，当地缺水无电，和他们在北京的生活相去甚远，但其中不乏值得记忆的故事。“我每天放学后都无所事事，喜欢到河里游泳或者捉鸟，有次走进父亲办公室，想找点好玩的东西，他回来后看到我把桌面翻得一团乱，打了我的手心。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被父亲体罚。”

山东乡村建设所在1932年成立了乡村服务人员指导处，梁漱溟兼任主任，他安排学院的先生们到各县巡回讲学，并为各县的乡村学校编著教材。《农民识字读本》、《识字明理》、《文武合一》和《中华民族的故事》等教材都被认为是近代中国首批成熟的乡村教材。

按照梁漱溟的设想，乡村建设研究院不应该是单纯的学院，他在院内开办了农场，教导农民如何提高产量。这所学院仍然没有逃过夭折的命运，但从成立到1936年关闭的短短几年时间内，它培育出了上千名学生，他们为山东农村带去了近代科学的火种。　　

“用‘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句话来评价我父亲的一生是合适的。”

“文革”开始后，梁漱溟家中被抄，衣物被抄走，只能将洗脸毛巾系在腰间，以免着凉；房子被红卫兵占据，时已初秋，只能睡在水泥地上；妻子被殴打，他也被拉到街道上去陪斗，也曾“坐飞机”。后来，他只能栖身于鼓楼铸钟厂的两间小破屋中，并被补戴了“右派”的帽子。

红卫兵抄家时，梁家几代收藏的字画被投入火炉，梁只是在一旁冷眼旁观。但当红卫兵抱出精装本的《辞海》和《辞源》时，梁上前阻止，说这两部书是他向外地学生借的，烧了就无法归还了。红卫兵根本不予理睬，轻蔑地说：“不用了，我们革命的红卫兵，有《新华字典》就足够了。”接着，红卫兵将书页撕开，投入火炉。

“文革”中流行画太阳，大街上到处都是红彤彤的太阳，梁漱溟也买了颜料，在外面墙上画上太阳。集体挖防空洞，梁也积极参与，一次迟到，他颇为自责，并将此事写入日记。

一次，山东来人调查一位梁漱溟认识的人，让他揭发，梁据实回答，说不出什么，来人便说他不老实，一巴掌将他的眼镜打到了地上。

“批林批孔”开始后，梁漱溟一直保持沉默。但有一天，梁宣布他要“开讲”了。时为1974年2月22日，梁来到会场，“衣冠整洁，皮包装得鼓鼓的”。发言时，他从包中取出讲稿、参考书、笔记本，摆放在会议室的茶几上。主持人请已81岁高龄的梁坐下讲，他有礼貌地摆摆手，便慢条斯理、有声有色地讲了起来。这次题为“今天我们如何评价孔子”的演讲接连讲了两个半天，到第二天，其他学习组的人便知道，梁漱溟开讲了。

梁漱溟曾作“文革”打油诗云：“十儒九丐古时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知识有。倘若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满街走。”

【立场】

1912年底至1913年初，梁漱溟读了日本幸得秋水的《社会主义之神髓》，对其中关于反对财产私有的思想很是赞同，他不断思考这个问题，愈想愈多，不能自己。他认为，财产私有为社会一切痛苦与罪恶之源。这年年末，梁漱溟写成《社会主义粹言》一文。

袁世凯在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时，梁漱溟作为《民国报》记者曾目睹。他晚年回忆说：“袁世凯与我们记者近在咫尺。他矮墩墩的个头，光着秃脑袋（帽子拿在手里），留着短须，已有几根花白，胡须周围和两颊都没有修刮干净，一套军服也是皱巴巴的，与大总统就职的庄重典礼很不相称。”

梁漱溟到南京参加内政会议，石瑛劝他去见见蒋介石，梁便在石的陪同下一同到蒋的官邸拜访。梁回忆，蒋给他的感觉是“虚假”，蒋一手拿笔，一手拿本子，谈话时，谈到江北水灾，梁说起他的一个朋友正负责救灾工作，蒋便问梁这位朋友的名字，并让梁写在他的本子上。梁说：“他这个人就看出来有一种虚假，虚假就是‘谦恭下士’，很谦恭的样子，你的话我很注意，你说那个人名，你写给我看。自己拿着本子，自己拿着笔，好像听不清楚，你再写一下，其实他另外有个秘书，坐的稍微远一点，也记了，不一定他再记。”

梁漱溟回忆，去香港办《光明报》之前，梁因为是中间派，蒋介石想拉拢他，所以总和他套近乎，见面总称呼梁为“漱溟兄”；抗战后期，梁从桂林回到重庆，已经是民盟成员，此时再见面，蒋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不再称呼梁为“漱溟兄”，而是“梁先生”。

1938年，梁漱溟到延安考察时发现，爱唱歌、爱开会是延安的一种风气。“天色微明，从被窝中坐起，便口中哼啊抑扬，此唱彼和，仿佛一切劳苦都因此而忘记！人与人之间情趣增加，精神上互为感召流动。”

李渊庭回忆，北京解放后，梁漱溟给毛泽东、周恩来去函，称“三年内对国内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后他又发表《敬告中国共产党》一文，声明：“我就要求做一诤友。”

“批林批孔”运动中，梁漱溟坚持不批孔子，他说：“我只批林，不批孔。批孔是从批林引起的，我看不出林彪与孔子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不批孔。”

梁漱溟在给香港友人的信中说：“我以拒不批孔，政治上受到孤立。但我的态度是独立思考和表里如一，无所畏惧，一切听其自然。”

由于梁漱溟只批林不批孔，政协学习组开始批判梁。接下来的8个月中，政协先分小组批判梁，然后是开大会批判。年已80岁的梁漱溟泰然处之，每会必到，认真参与，会间则打太极拳锻炼身体。1974年9月，在政协召开的总结性批梁大会上，主持人问梁有何感受，梁一字一句答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主持人让他解释，他说：“‘匹夫’就是独一个人，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的，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四人帮”垮台后，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一针见血地说：“‘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祸因是治国不靠法治靠人治。”当时，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未开始，“两个凡是”还没有得到纠正，梁是公开讲话否定“文革”的第一人。

【缅怀】

梁漱溟去世后，冯友兰在《群言》杂志发表《以发扬儒学为己任，为同情农夫而执言——悼念梁漱溟先生》一文悼念，并作挽联云：“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启功挽梁漱溟：“绍先德不朽芳徽，初无意，作之君作之师，甘心自附独行传；愍众生多般苦谛，任有时，呼为牛呼为马，辣手唯留兼爱篇。”

梁漱溟光头，常年为国事奔走，马歇尔、司徒雷登见其形与神，不止一次称他为“中国的圣雄甘地”。

叶笃义回忆，梁漱溟去世前，有从台湾来的一人到医院看望梁，时梁已经病入膏肓。来人知道无法与其进行对话，便在梁病榻前，请同行之人为他和梁合了一张影，然后拿出录音机，喃喃说道：“我是一个刚刚由台湾来的人。我在台湾时候就对梁先生的着作有所接触。来到北京，我首先提出要求见见梁先生，我今天见到了梁先生是我莫大的荣幸。我要求见的是一位能坚持自己的立场，而不随风倒的如×××式的人物。…”说完，他鞠躬告退。此来访者为台湾着名学者韦政通先生。

梁漱溟去世，《人民日报》刊发《一代宗师诲人不倦，一生磊落宁折不弯》一文纪念。

学者李零撰文道：“我崇拜知识，不崇拜知识分子。我见过的知识分子，好人有，但很多不是东西。…（梁漱溟）他老人家前后如一，表里如一，人格非常高尚。我佩服的是这种人。”

牟宗三说：“（梁漱溟）在近代中国是一个文化的复兴者，不但身体力行地宣传了传统的儒家思想，更可以说是接续了清代断绝了三百年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