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
1920年10月，伦敦到处都是一片耀眼的秋色。
徐志摩想起了和林徽因的初遇。
他与她初见，四目相对的一瞬间，仿佛一股巨浪拍打在胸口，令他怦然心动。
一见钟情，是对这次相遇最好的诠释。
林徽因
彼时，23岁的徐志摩刚刚辗转至英国，在拜访忘年好友林长民时，在林家遇到了16岁的林徽因。
不得不说，世间确是鲜有林徽因这般伶俐聪慧、才貌双全的女子，情窦初开的她，对才华横溢、天真浪漫的徐志摩亦产生了亲密的好感。
那天夜晚，徐志摩第一次将林徽因的名字写进了日记中，从此便整本都是她的名字，于扉页，于页脚，于缝隙，于不眠不尽的相思。
正是与林徽因的相遇，激发了徐志摩对诗的创作，正如他在《猛虎集》序中所言：“在二十四岁之前，诗，无论新旧，于我是完全不相干的。”
徐志摩
转年，徐志摩来到康桥，在这里，他与林徽因谈论天上的星，雨后的虹，康桥的梦，那是何等浪漫惬意的日子。
“我有一个恋爱，我爱天上的明星，我爱它们的晶莹，人间没有这般异样的神明”，更阑人静时，徐志摩在日记中写下了用情至深的诗句。
然而，爱情真是让人捉摸不透的东西，面对徐志摩疯狂的追求，甚至不惜与他结婚三年的妻子离婚，这让彼时17岁的林徽因诚惶诚恐。
林徽因是何等聪慧的女子，若因自己的年轻美貌将徐志摩的妻子取而代之，未来必将成为人们口诛笔伐的对象。
林徽因
于是，只能落得“知君用心如日月，恨不相逢未嫁时”，此后，惺惺相惜的二人只得以朋友相称。
后来，徐志摩将与林徽因相识后所写的日记，整理为三册《康桥日记》，几乎每一篇中，都充斥着他对林徽因不为人知的故事和隐秘的情感。
徐志摩曾对林徽因说：“《康桥日记》记录的，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与你在一起的每一秒，是让这文字熠熠生辉的唯一理由。”
“我要将这日记与你的书信一起珍藏到‘八宝箱’里，直到遇见属于我的真正的爱情，那时，我便能笑着将它们归还于你，因为每一页的纸短情长中，都有你的气息与灵魂。”
林徽因
1921至1922年，林徽因与徐志摩先后回国，应胡适先生邀请，徐志摩来到北大任教，当时的林徽因亦随父在北京读书。
1923年，胡适与徐志摩成立新月社，此时的徐志摩已是风靡全国的新派诗人，才貌双全的林徽因更是北京文艺界的名媛。
与在英国不同的是，此时的林徽因已心有所属。
次年，一场惊动一时的跨国访问，让徐志摩遇到了生命中另一个知己——凌淑华。
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访问中国，徐志摩与林徽因、梁思诚作为陪同人员与泰戈尔一同游历北京。
左起林徽因，泰戈尔，徐志摩
陪同的一行人中，还有燕京大学的女学生凌淑华。据说，泰戈尔曾经对徐志摩说过，比起林徽因，凌淑华有过之而无不及。
诚然，凌淑华亦是才貌双全的女子，在绘画与写作方面都颇有建树。
这样的女子似乎对徐志摩有一种天生的吸引力，二人很快便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
徐志摩平生唯一一次为人作序，便是凌淑华的小说《花之寺》，而凌淑华更是新月社的常客。
此后，二人的交往越来越密切，几乎每天都有书信往来，与对林徽因的倾慕之情不同，凌淑华对于徐志摩来说，是一个可以交心的知己。
凌淑华
徐志摩将自己对诗、对文学的想法，甚至对爱情的苦闷，毫无保留地与凌淑华倾诉，渐渐地，二人的感情也有了微妙的变化。
知己与情人，似乎是盛开在迷雾中的两朵惊艳的花，闻到彼此的芳香，却看不到彼此的方向。
这世间的事还不就是这样，哪有什么你方唱罢我登场。
在与徐志摩保持着含糊不清关系的同时，凌淑华与曾经同为泰戈尔陪同成员的陈西滢，亦保持着亲密的关系。
孑然一身的凌淑华，自然可以在徐志摩与陈西滢中自由选择，但此时另一个人的出现，却令凌淑华失去了成为徐志摩情人的可能性，于是此生只能以知己相称。
陈西滢与凌淑华
1926年，徐志摩在朋友王赓家做客时，结识了王赓的妻子——陆小曼。
有些遇见，开始的瞬间，便惊艳了时光，在林徽因后，未曾有哪个女子让徐志摩在一瞬间便深陷其中。
那一天，徐志摩在日记中，写下了陆小曼的名字，“她的一双眼睛在说话，睛光里荡起的是心泉的秘密。”
后来，徐志摩亦将关于陆小曼的全部日记和书信，珍藏在那个充满爱情秘密的“八宝箱”里。
然而，朋友妻不可欺，王赓与妻子更是郎才女貌的一对，徐志摩只能压抑着心中如炽火般燃烧的爱。
可是命运总在不经意间，安排着每个人的归宿。
陆小曼
王赓与陆小曼的婚姻生活并没有看上去那般幸福，性格上巨大的差异，令本就是父母包办的婚姻，更是缺少了爱的味道。
王赓性情保守，沉稳少言，而陆小曼天真烂漫，活泼好动，缺少陪伴与交流的二人，婚后经常发生口角。
而王赓想出的办法，竟是请好友徐志摩来劝解妻子。
在王赓看来，徐志摩与妻子性格相像，阳光开朗、自由浪漫，想来可以填补自己无暇陪伴妻子的空缺，令她心情好一些。
诚然，陆小曼拥有出众的容貌，对文学、绘画、昆曲都有极深的造诣，而徐志摩的幽默与才情更是有目共睹，两人的相遇莫不是对彼此情感上最大的拯救。
此后的事，正如众所周知的那般。
陆小曼与徐志摩
很快，陆小曼便提出与王赓离婚的要求，一个是名门之后，一个是上层名媛，这件事一度闹得满城风雨，不可收拾。
徐志摩更是遭到社会上下一片唾骂，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本就对儿子自作主张与前妻张幼仪离婚一事耿耿于怀。
现在竟又冒天下之大不韪，夺友之妻，简直丢尽了徐家的脸面。
徐志摩自知事情闹大，无法收场，只得与陆小曼商议，独自逃往欧洲暂避风头，临行前，徐志摩唯一惦记的物件便是自己的“八宝箱”。
一来这箱子太过笨重，随身携带极为不便；二来“八宝箱”里承载的是自己最珍视的回忆，此去欧洲颠沛流离，若不慎损坏，岂不心痛。
徐志摩
如此看来，只得将这“八宝箱”托付于人暂时保管，由于箱中的《康桥日记》与部分书信涉及徐志摩与林徽因的一段感情，因此交予陆小曼是不妥的。
而此时的林徽因正随梁思诚在美求学，亦无法托付，即便可以，如今的林徽因已与梁思诚有了白首之约，并非合适的人选。
好友胡适在上海参加国际学会，更无精力保管“八宝箱”。
再三思量后，徐志摩将“八宝箱”交到了凌淑华的手中。
在徐志摩看来，凌淑华是自己的挚交知己，对他与林徽因和陆小曼的情感本就了解，对自己的创作手稿亦是数如家珍，将八宝箱暂存于凌淑华手中，莫不是最佳的选择。
凌淑华
临行之日，凌淑华亲自来码头为徐志摩送行，徐志摩十分感激，并开玩笑说：“如果我回不来，还要请你帮我写传记。”
1925年3月，徐志摩踏上了开往欧洲的邮轮，在欧洲避难的徐志摩终日难掩对陆小曼的思念，二人书信往来频繁，暧昧之情溢于言表。
在徐志摩旅欧期间，幸得胡适出面，调解周旋，几经波折，终于说服了徐陆两家同意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事，但经济上并未得到两家人的支持。
1926年，徐志摩回国，与陆小曼在北京举行了婚礼，之后二人移居上海。
婚后的生活是幸福而充实的，如果一定要对“才子佳人”有一番定义，那么，徐志摩与陆小曼便是最好的诠释。
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照
回国后，徐志摩并未取回寄存在凌淑华处的“八宝箱”。
于他来说，若是放于家中被妻子看到那些日记和书信定是不妥，便请求凌淑华为他继续保管，作为知己的凌淑华亦是欣然接受。
这一放便是六年，期间徐志摩曾多次找到凌淑华，将自己重要的书信和手稿添置于箱中，但从未将“八宝箱”取走。
生活的现实总是比想象中骨感，陆小曼奢靡无度的生活作派，令夫妻二人婚后的生活捉襟见肘，徐志摩不得不奔波于各地赚钱贴补家用。
因囊中羞涩，徐志摩常为节省路费而乘坐廉价航空，后来，因赶往北京参加林徽因的演讲，他竟搭乘一架邮件运输机北上，悲剧就此酿成。
徐志摩
1931年11月19日，飞机经过济南时，由于漫天大雾，视线受阻，飞行员只得降低高度寻觅航线，却不幸撞在白马山的山顶，徐志摩不幸遇难。
徐志摩遭遇空难的消息一夜间传遍了大江南北，对于他的家人和朋友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一般，所有人都陷入了深深地悲痛之中。
陆小曼更是整个人都垮了下来，作为徐志摩妻子的她，已全然不能处理丈夫的后事，亏得沈从文、胡适等好友奔赴济南，才将徐志摩的遗体带回上海。
在徐志摩的追悼会上，林徽因、凌淑华、胡适、沈从文、梁思诚等一众好友纷纷到场。
沈从文
陆小曼几乎哭得晕了过去，幸得前妻张幼仪出面主持，追悼会才得以顺利进行下去。
在场的所有人都为徐志摩的离世黯然神伤，林徽因被丈夫搀扶着，哭得像个泪人，心碎的场面令人动容。
然而，令人未曾想到的是，在徐志摩死后，一场围绕着徐志摩遗物“八宝箱”的争夺战，拉开了帷幕。
因知道徐志摩“八宝箱”的存在，林徽因先声夺人，首先找到凌淑华索要徐志摩的遗物，并告诉凌淑华，徐志摩生前是答应将这“八宝箱”交给自己的。
凌淑华
凌淑华并不否认“八宝箱”在自己手中，但也未将箱子交予林徽因，她认为“八宝箱”中记录的内容，尽是陆小曼不宜看到的东西，不宜公开。
除此之外，凌淑华也有自己的考虑，徐志摩生前嘱托过自己为他写传，而“八宝箱”中的日记和手稿无疑是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林徽因对此自然不允，便找到徐志摩的好友沈从文从中协调。
而在沈从文看来，既然徐志摩将“八宝箱”交予凌淑华保管，理应由凌淑华处理比较妥当。
况且，“八宝箱”作为徐志摩的遗物，即便是要归还，也应由徐志摩的妻子陆小曼接管。
陆小曼
此事一度闹得沸沸扬扬，陆小曼得知后，更是找到凌淑华，以徐志摩妻子的身份，索要“八宝箱”。
凌淑华为此进退两难，若交予林徽因，名不正言不顺，恐落非议；若交予陆小曼，又怕刺激到她，更是担心陆小曼会因此毁掉《康桥日记》。
在凌淑华看来，徐志摩出于对自己的信任，将“八宝箱”置于己处，自己便不能辜负这份托付，不可随意处置，遂亦拒绝了陆小曼的要求。
林徽因对沈从文的态度倍感失望，又找来胡适帮忙。
胡适
此时的胡适正计划着出一本徐志摩文集，便主动找到凌淑华，希望可以把“八宝箱”交付于他。
一时间，多方索要，凌淑华被推到风口浪尖，迫于压力，再三思量后，凌淑华将除去《康桥日记》后的其余手稿，连同八宝箱一并交予胡适。
并拜托胡适，在使用完这些手稿后，自行斟酌，无碍的内容可归还于陆小曼，也算是对这件事有了个交代。
当胡适打开“八宝箱”后，除了徐志摩的一些珍贵的未曾发表的手稿外，还有徐志摩写给林徽因和陆小曼的情书，更是发现了包含林徽因与陆小曼互相诋毁的书信。
林徽因与徐志摩
鉴于陆小曼此时已染上大烟的恶习，身体和精神状况都欠佳，在记录下徐志摩的文学手稿后，胡适并未应凌淑华的嘱托将“八宝盒”交予陆小曼，而是转交给了林徽因。
陆小曼得知此事后，大发雷霆，作为妻子，丈夫的所有遗物本就该交给自己，现在却被其他无关的人瓜分。
于是陆小曼愤然找上凌淑华，要讨个公道，后又登报喊话胡适，要他归还丈夫的手稿。
后来胡适在与友人的书信中这样说道：“北京城已闹得满城风雨，我在南方也不得安宁。”
自此，林徽因、陆小曼、凌淑华三个女人因“八宝箱事件”闹得不可开交。
后来几经周折，林徽因将部分手稿归还了陆小曼，又因胡适的居中调解，从凌淑华处要回了半本《康桥日记》。
林徽因与梁思诚
此时的“八宝箱”已被分得七零八落，早已无人知晓其中的全部内容，如同没有人真正了解“她们”索要“八宝箱”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于林徽因来说，彼时的她已嫁与梁思诚，拥有幸福美满的家庭，索要《康桥日记》与过往的书信莫不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情感隐私。
若这些日记与书信公布于众，必将对林徽因的家庭和声望造成巨大伤害。
于陆小曼来说，失去了徐志摩，等于失去了经济来源，这些珍贵的书信手稿，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作为徐志摩遗孀的她，更是有资格继承这笔财富，这种心理，在陆小曼写给徐志摩的挽联中，可窥见一斑：
“欲死未能因母老，遗文编就答君心”，处于丧夫之痛中的陆小曼，还能写出如此富有心机的挽联，也着实令人钦佩。
陆小曼
于凌淑华来说，借着徐志摩曾让自己为其“出书立传”的嘱托，加之托付于己的珍贵资料，这莫不是一个可以令自己声名鹊起的好机会。
三个女人，三个理由，三个秘密。
如今，徐志摩的“八宝箱”已然不知所踪，那些过往的爱情、愁苦、辛酸、秘密，早已淹没在滚滚红尘之中，随着生命的磨灭而烟消云散。
徐志摩短暂的一生，已足够精彩，他的生命仿佛是一列驮着梦一般累赘的火车，只得“在黑夜里奔，过山，过水，过陈死人的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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