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7.2，对于国产电影，不算差，但对于姜文电影，低。
姜文在《邪不压正》（改编自《侠隐》）里的玩儿心有点太大，换作其他导演，要是有这种玩儿心，这片子早就给玩死了。（文末福利）
在《鬼子来了》中，那句「大哥大嫂过年好」，这也是玩儿，但因为它与人物身份、中日语言文化差异、挂甲台村粗野纯净的气质等彼此血肉相连，故而才玩成了华语电影里至为经典的一幕。
电影《鬼子来了》
在《邪不压正》中，抖机灵的台词同样有，「我是你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啊」、「我在你床上躺了这么久，你都没动我，这是对我最大的侮辱」，等等，都抖到了点子上，但是「格言」的属性太强，从电影里拎出来，本身就很有味道，放在电影中，自然不需要剧情为其加强含义。
然而另有一些台词，却令人恪得慌。
比如，彭于晏饰演的李天然要去烧日本人的鸦片仓，临走对小裁缝关巧红说，「帮我把酒温着」，说罢，已跃去屋顶，小裁缝自语，「白兰地也是可以温的吗」。这酒当然不用温，小裁缝知道，在美国长大的李天然更知道，侠客爱温酒，姜文在此抖了一个关于「侠」的机灵，但因为与塑造李天然一半性情的洋人文化有冲突，所以这个机灵被抖成了一根「鱼鲠」。
这种「鲠」，影响了电影的流畅度。
而某些流畅度未受损伤之处，却以另一种方式将《邪不压正》本来的意义给「扭曲」了。我指的，是电影最后，廖凡饰演的朱潜龙与李天然师兄弟之间的决斗。
这场决斗不可谓不精彩，短短几个腾身，决斗之动作性已至饱满，两人左手右手不断藏枪现枪，决斗之诙谐性溢出银幕，在白沙铺就的日式庭院中，以空镜推出日本军官根本一郎坐过的椅子，根本一郎消失，决斗之诡谲性、仪式感，都在这一空镜中了，两人互掐眼睛，则又得暴力美学之韵，那么问题出在哪儿？
出在两人自屋顶摔落时，一上一下平躺的姿势，廖凡的右手，伸在彭于晏左胸的和服之中。这一伸，本是绝妙，现在的观众们不就都爱看个「腐」嘛，《唐人街探案》要腐一腐，《我不是药神》要腐一腐（吕受益伸手摸程勇大腿这一动作），然而，结合两人决斗时种种台词、心机，姜文竟在此最大程度地强化了廖凡与彭于晏的CP感！
彭于晏与周韵，送自行车、送白大褂、说情话、互相鼓励，还发生了一场我们都没看见的性关系，CP感却远远不敌廖彭二人最后这一场「相爱相杀」——毫无疑问，廖凡为邪，彭于晏乃正，但正邪一经碰面后，便你逗我来我逗你、动作暧昧搞「袭」胸，台词反复似琼瑶，还正什么正，邪什么邪，干脆正邪之间贴个「囍」字，就能……（此处请自行脑补）。
显然，姜文的玩儿心有点过头，未在这样一部电影中掌握好「正邪对立」的分寸，正邪之间如此对决，显见姜文这次玩儿得颇为主观。
我们再看《鬼子来了》，日本军官真心实意将粮食送给挂甲台村民，这是日本人尊重契约精神的体现，随粮食被送到挂甲台村的，还有军官决定屠杀村民的“真心实意”。这是当时日本军队的战争本性，两种真心实意，姜文不为任何一方叫好或辩护，只如手执手术刀，将日本军官一剖为二，人性的层面泾渭分明却又合于一线之间。
电影《鬼子来了》
但在《邪不压正》中，面对以七七事变为背景的历史性叙事，姜文对电影叙事的玩儿心，反倒压过了他对历史叙事的客观思考。
这种玩儿心，反过来影响了电影叙事的流畅：他想把太多玩世不恭的电影态度放进叙事中，甚至几番「引用」自己过往的电影经验，试图在一个其实比较单薄的复仇主题中，完成一次姜文电影风格的大融合。
比如曹雪芹分别在蓝青峰宅邸的其中两个房间，以及钟楼这三个地方写出《红楼梦》，真真假假戏谑难辨，这显是在援引《让子弹飞》中「黛玉晴雯子」的梗，但遗憾的是，「黛玉晴雯子」前有因，后有果，被完美融入了当年那场杀气腾腾的华丽叙事中，而《邪不压正》中的《红楼梦》，却未与叙事形成血肉关系。
《让子弹飞》中「黛玉晴雯子」
这些看似颇有文化幽默性，实则属于无效叙事组成的部分，使剧本呈现一种「浮肿」状态，而其中最「浮肿」的部分，非史航饰演的影评人无疑了。将影评人潘公公这个角色以及他所有动作，全部自《邪不压正》中拿掉，或换为一名年龄老迈的一般掌柜，我试想了一下，实在不觉得会对电影叙事有任何影响。
尤其那句「没看过电影就不能写影评吗？我的影评只写五个字。」——玩一玩影评人，又有何不可呢？或许这是姜文自身的想法。
对于电影，姜文的情感必然是单纯的，只有单纯的人，才能玩儿出复杂的艺术，但若对玩儿心不加节制，必然在这门艺术中会有所失控。电影看似天马行空，实则需要精确控制，天马行空的每一个镜头，都必须被控制在叙事逻辑和美学逻辑的范畴之中。
比如，枪抵在脑袋上，脑袋却可以完全避开破膛而出的子弹，可谓十足帅气兼极有创意，然而，对于观众而言，这已不仅仅是对子弹速度与躲避速度的简单想象（毕竟林青霞能在《东方不败》中接洋人的子弹，李天然又为何不能如此避开子弹呢？），而是要对枪口与额头之间那近乎魔幻的物理状态进行想象：枪口与额头之间那么近，脑袋要怎么偏？子弹从枪膛冲到枪口的时间，竟然慢过李天然偏过脑袋的时间？
实在没办法想象。
然而，以上种种还不算《邪不压正》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彭于晏。
彭于晏的演技被廖凡一「照」，便相形见绌，而姜文也对彭于晏的肉体进行了过分展示，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彭于晏所饰演的角色李天然，他的「人物驱动性」显然严重不足。
在剧情片中，人物的性格决定其行动，多个人物的行动彼此影响则交织成故事，故事再返回人物，促使人物进一步行动，如此直至故事落幕。李天然作为《邪不压正》的主角，其行为几乎完全是被动的，虽然他不时流露出自主精神，但这种精神最终都以小孩似的犟嘴作为出口，而没有驱动他做出积极的行为。
他用言语反驳亨德勒爸爸的安排，在小裁缝的质疑中迷惘而自责，又全盘按照蓝爸爸的安排来行事，蓝爸爸进医院时，甚至问出「你不是我爸爸，那谁是我爸爸」这种「婴幼儿问题」，令人怀疑他根本没有自主人格，毕竟，在这样一个风云暗涌、历史突变的残酷故事中，到处都有比「谁是我爸爸」更重要的事。
李天然既未真正融入历史的风浪之中，也未以血肉相连的方式融入过自己的复仇生涯。
他如同壮美的木偶，被两个爸爸和一个女友提线操纵。
或许姜文意在表现李天然的懦弱，但电影中的主角，即使懦弱，他的懦弱也应该能驱动故事发展，而李天然的，则完全不能。
但神奇之处在于，饶是有如上种种缺憾，《邪不压正》仍然被姜文给稳住了。
而姜文何以为姜文，全在这稳中。
电影开场，两颗人头朝一片雪地压近，夜黑，两人讲的都是铿锵字句，这就如同《鬼子来了》中那在雪地晃来晃去的探灯，很姜文。
当一场收音效果出奇震撼的屠杀结束后，出片名，随字压出一片血红，压满整块银幕，这片名出得很昆汀，但同样很姜文，是影迷熟悉的暴力美学。
旧金山，金门大桥，以及之后的布鲁斯·李，让彭于晏过了把「李小龙瘾」，回北京，火车进站，镜头扫到北京城墙，城墙树枝上皑皑白雪，厚重的烟火气，爬的都是历史风霜，仍然姜文。
画面剪辑凌厉如击快鼓；一般电影都给演员正反打，这里除了演员，还顺带给密集的台词来一番正反打；屋顶抒情浪漫如有风拂面，屋下阴谋诡计处处是局；封上最后一块砖头，光被抽走的瞬间，背影如有神性，紧接便来一句幽默台词……这些，全都很姜文。
它们全都是姜文那不同寻常且令人臣服的电影感，漂亮而且疯狂。正是这种电影感，成就了《鬼子来了》和《让子弹飞》，也稳住了《一步之遥》和《邪不压正》。
成就和稳住之间的差距在哪？在共情。
共情这件事，俗，所以有自认很懂姜文的人说，你别到姜文的电影里来找这么俗的东西，但共情这件事，却必不可少，故而唯有达到共情境界，姜文的电影感才有意义。
否则，它虽仍是了不起的电影美学，但也仅止于美学。
说共情乃俗物的人，大概认为共情就是情感共鸣，殊不知情感共鸣只是共情的第一层次，而姜文的一流电影，达到的都是共情的第二层次，即越过情感，直抵思想。
姜文电影的思想，首先是历史的，《鬼子来了》的中日之战、《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大院历史，然后是人性的，日本军官的一体两面，马小军的餐桌犯浑。
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
而共情的第三层次，既不越过情感，也能抵达思想，姜文电影的强烈个人风格，其实很难令电影本身做到这种软硬交合的共情最高境界，但观众仍然能够在某些细节中窥到这一境界的闪光。
而《邪不压正》中，拍得最姜文的，是餐桌戏。
蓝青峰与朱潜龙的两次对餐、六国饭店的聚餐、蓝青峰与根本一郎的午后茶谈，无不张力十足，对话、动作之间既得幽默风趣之道，又埋阴谋设局之狠。
昆汀在他的打戏中铺展自己的暴力美学，这点在《邪不压正》里，似被姜文引用，而姜文自己的暴力美学，则全被藏在餐桌戏中，乃是以权力催动思想暴力，从而形成美学风格，这权力，包括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权力，侵犯与守护之间的权力，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权力，当然，还有屋顶与屋下之间的权力。
这就是姜文，和他的《邪不压正》。
作者| 县豪；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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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侠 隐 》
作者：张北海
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
本书《侠隐》是姜文电影《邪不压正》的原著小说。讲述的是民国初年的侠义故事，在文字中复活北平繁华顶点。
走过八千里路云和月，作者回望老北京的工笔长卷。《侠隐》的写作历时六年，参考了好几百本有关老北京的中英文著作，因而，对三十年代北平的描写确凿、细致，无论是一街一门，还是一草一木，都符合当时史实，宛如城市在张北海笔下复活。
阿城先生称赞《侠隐》具有“贴骨到肉的质感”、“果然好看”。张北海笔下的北京，是一个“有钱人的天堂，老百姓的清平世界”，传统和现代，市井和江湖，中国的和西洋的，平常的和传奇的，融为一炉，它透过今日开放社会的眼光去回望传统，发现其中的美好，并创造一个理想的城市。真正的老北京已经消失，而张北海却用文字使它复活，使它栩栩如生。
张北海，本名张文艺，祖籍山西，1936年生于北京，长在台北，工读洛杉矶，任职联合国，退隐纽约，著作随缘。
1970年代起，张北海家成了初抵纽约的华人了解这座城市的必到之地。阿城、陈丹青、张大春、王安忆、李安、张艾嘉、罗大佑、李宗盛、陈升等人，都是从他的客厅里认识纽约的。《一瓢纽约》即为他多年纽约生活所得。
1990年代从联合国退休后，张北海转而虚构《侠隐》，写尽出生地老北京的无限风情。文笔老道，笔下风流，既透露出他骨子里的中国气质，又显示出十足的洋派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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